我是个撑不着、饿不死的命
1956年3月我加入中国作家协会，4月被团中央批准专业创作。从此，不拿工资，全靠稿费收入养家糊口。
当时年仅20岁的我，竟有如此胆量，一方面是因为我不知天高地厚勇气大，一方面也由于50年代稿酬高，收入多。
1957年“反右”前，小说稿酬每1000字分别为20元、18元、15元、12元，我的小说1000字18元。然而，出书付酬，完全照搬苏联方式，3万册一个定额，每增加一个定额便增加一倍稿费。发表之后出书，出书又印数多，稿酬收入也就相当可观。
我专业创作时，已出版了4本书，收入情况如下：
短篇小说集《青枝绿叶》，4万多字，每1000字15元稿酬，印了6.3万册，三个定额，每1000字45元，收入1800元左右。
短篇小说集《山楂村的歌声》，6万多字，每1000字15元稿酬，印了4万多册，两个定额，每1000字30元，收入2000元左右。
中篇小说《运河的桨声》，10.4万字，每1000字18元，印了6.8万册，三个定额，每1000字54元，收入5000多元。
中篇小说《夏天》，11万字，每1000字18元，印了10万册，四个定额，每1000字72元，收入8000元左右。
光是这4本书，我收入一万七八千元。稿费收人的5%交党费，但不纳税。
存入银行，年利率11%，每年可收入利息2000元左右，平均每月收入160元，相当于一个12级干部的工资。那时的物价便宜，一斤羊肉4角多，一斤猪肉6角。我买了一所房子，住房5间，厨房1间，厕所1间，堆房1间，并有5棵枣树和5棵槐树，只花了2000元，加上私下增价500元，也只花了2500元。这个小院我已住了33年。前几年大闹“公司热”时，曾有人出价20万元买我这所跟中南海相邻的小院。本人奉公守法，拒不高价出售。平价当然也不肯卖。
我专业创作之后，立即下乡挂职，当了个乡和大社党委副书记，到1957年8月划右的1年4个月，主要致力于50万字的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的创作，一年多只发表了3个短篇小说和3篇论文，从报刊上得到的稿费不算多。但这一年多出版了3本书，却收入了6000多元，也不算少。最有意思的是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我的《瓜棚记》，只是个1万多字的小册子，但是印了17万册；六个定额，稿酬每1000字竟达108元。
当时，我的长篇小说《金色的运河》，已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广告，定于10月1日国庆节出版，印数10万册，其中5000册是精装，此书如果出版，可得稿费3.5万元。因而，我打算拿到这笔稿费，深入生活10年，10年之后拿出多卷体长篇小说。我想花5000元在我那生身之地的小村盖一座四合院，过肖洛霍夫式的田园生活。10年内虽然不发表和出版作品，但每月的利息收入仍可使全家丰衣足食。
我是个“撑不着，饿不死”的命，没等《金色的运河》见书，就被划了右。《金色的运河》被装在一个棺材形状的木匣里，从印刷厂退了回来。我在无限悲忿中将这部50万字的长篇小说埋葬在院里的第三棵枣树下。1962年我摘掉帽子，人民文学出版社派一位老编辑向我要这部稿子，我拿起铁锹开挖，木匣已经腐朽，稿子变成烂泥，可谓尸骨无存。
我虽有2万元存款，但“反右”之后利率年年下降，到“文革”前已降到年利率3.6%，所以，利息已不能维持生活，年年都要吃一部分本金。本金年年减少，利息也就年年降低。1979年1月24日我的错划问题得到改正，银行存款只剩下2300元，坐吃山空已经亮了囤底。
天不灭刘，我活着熬出了头。
走村串户的“无任所大使”
1956年春，我回乡挂职体验生活，当了个乡党委副书记。挂职，也就是客串，人家并不当真，自己也不能以假乱真。官场有一套看不见摸不着的规矩，不可随心所欲。所以，除了开会，我每天都溜溜达达，走村串户，整个儿是—个“无任所大使”。
那时，衙门口小，乡里的干部只有书记、副书记兼乡长、乡秘书和乡公安是国家工作人员，副乡长以下的都是农业人口但吃商品粮的社调干部。生、旦、净、丑，一人数任。大家虽有分工，却必须围着中心转。也就是上边干条线，下边一根针，只有我这个“客卿”真正是“不管部部长”。三夏大忙，我却像个二流子，于心不忍，脸上发烧，便主动要求抓供销社的筹建。
我一不要人权，二不要财权。理事会和监事会没有我的名字，主任、副主任、会计、营业员……我没有安插一个私人。那时是建国初期，百废待举，提倡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乡党委和乡政府的办公地点，是在一个被没收的反革命地主分子的旧宅院里。乡党委书记是个蜕化变质分子（后来被开除出党，戴上坏分子帽子），想趁建立供销社之机，向上伸手，要一笔建房费。我坚决反对。因为我是“中央派下的人”，又列席县委会，受到县委书记和县长的尊重，他口头上没有跟我唱反调，但是心里结下了仇。1957年我被划成右派，他无中生有给我抹了不少黑，扣不少屎盆子。
我走遍全乡几十个村庄，劝说农民掏钱入股。我不会骑自行车，雇了一辆二等车（自行车带人）东奔西走，南来北往。我对农民讲，掏钱在供销社入上一股（一股一块钱），便成为供销社的东家，平时买东西享受优惠，年终还可以分红。我当时虽然只有20岁，却是这一方乡土的“知名人士”。农民相信我说的话，纷纷入股而以东家自居。有个10岁的小女孩，拿着一块多钱，想买几尺花布，做一件小褂，跟我在路上相遇，听了我的劝说，竟然也把买花布的钱交给了供销社。这个女孩，就是我在后文中要提到的秀子。
供销社正式挂牌成立。主任、副主任、会计在乡党委和乡政府挤出的一间老房旧屋里办公。长工棚成为门市部，磨棚和碾棚充当仓库。我在成立大会上讲话。秀子从几里外前来给爹打二两酒，我亲自为她服务，二两酒足有半斤，还笑着对她说：“东家常来照顾。”
40年过去，供销社又归去来兮，正在恢复原状。只是我已老、弱、病、残，不能再为供销社奔走鼓呼。
“我只希望不要把我开除出党”
1958年3月，我被划定为三类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回乡劳动，以观后效。几天后。忽然接到通知，胡耀邦同志要找团中央系统具有代表性的右字号人物个别谈话，每人30分钟。我是其中之一。这一天上午，我来到团中央。等侯没有多大一会儿，便被传到小会客室去见耀邦同志。
耀邦同志从沙发上站起来，和我紧紧握手，闪动着慈爱而又戏谑的目光，突如其来地问道：“刘绍棠，有没有自杀呀？”
我莫名其妙，但是断然地一摇头，说：“没有！”
“有没有想过自杀呀？”耀邦同志又追问一句。
“没有！”我还是摇头。
“为什么连自杀都没想过呢？”耀邦同志打个手势，叫我坐在他的身边，把他面前茶几上的香烟推给我。
我不假思索就答道：“5年后，我在哪儿摔倒的，还要从哪儿站起来。”
5年之期，是茅盾批判我时讲的，我便信以为真。
“好……好样的！”耀邦同志口吃着高声喊道。“20年后，还……还是一条好汉！”
20年？5年的4倍……我心中一沉，苦笑了一下。
“刘绍棠，你知道你为什么犯错误吗？”耀邦同志放下了脸喝道。
我低下了头，吭哧着说，“我……一本书主义……堕入个人主义的万恶之渊……大反社会主义……”
我把毛泽东、陆定一、安子文、郭沫若、茅盾、周扬、夏衍等批判我的片言只语，缝连补缀回答他。
“你……你……什么都不是，就是骄傲！”耀邦同志不耐烦听我言不由衷地鹦鹉学舌，怒气冲冲地挥手打断我的话。
不是大反社会主义而只是骄傲，耀邦同志给我的定罪，怎么跟毛主席大不相同呀？我不禁为之愕然，直了眼睛张大嘴。
“你连我也看不起……”耀邦同志又点起一支烟，声音平和了一些。“不爱听我的刺耳的话，喜欢听那些吹捧你的人的话。”
自从1952年冬季我第一次跟耀邦同志谈话以来，耀邦同志一直是我心目中最可敬佩又倍感亲切的导师，对他的话我没有一句不听或打折扣的。我20岁就结了婚，便是他的主张，为的是结了婚可以避免在男女关系上出现问题。我怎么会看不起耀邦同志，怎么能不听耀邦同志的话呢？
”我没有……没有！”虽然我已沦为贱民，只有到处低头认罪的份儿，但是在耀邦同志面前，我不想违心和伪装。
耀邦同志叹了口气，神情很难过，说：“去年春天大鸣大放，你如果跟我谈一谈，不会犯这个错误的。可是，你不请不来，请也不来。我的话不像某些人那么悦耳动听啊！”
1956年春，全国青年创作会议上，我是个“闹将”，带头对文艺界存在的一些问题闹了一下。大会的某位负责人告了我的状，团中央的某位书记要处分我：耀邦同志没有同意，找我谈了一次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