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初到新华社，确实对这里提不出什么意见。但过去几年我亲眼目睹不少情况，感到实在是有些问题。我的不幸的遭遇表明存在不正常的现象，应该让它们走上正确的轨道。我如果真地爱国，就应该直率地告诉自己的政府哪里存在问题，使它得到改进，使祖国更加富强！
我是新华社全体人员中动起来最晚的人。现在运动开展将近一个月，整个新华社大院要求整顿，热火朝天。整风座谈会上提出的意见愈来愈尖锐，有人把意见写下来贴在走廊的报框里，让自己办公室以外的人都能看见，这叫做小字报。过了不久院里出现了大字报，很快大字报如浪潮一样席卷全社，所有建筑物墙壁上都贴满了，后来只好把新大字报盖在旧的上面。这时全国响遍要求改革、要求扩大言论自由和开放管理体制的呼声。最活跃的是知识分子、文学艺术界和党外人士。报纸大量刊载鸣放意见，内容愈来愈尖锐，民盟副主席章伯昀提出“政治设计院”的建议，内容类似于西方国家的两党制。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发表了题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的文章。文章热烈赞扬新的思想解放时代的到来，言外之意是否定了解放以来党对思想和言论的严格控制。这篇文章引起全国知识分子的热烈反响，认为作者表达了先进思潮，对党和全国人民是一次启蒙。文章对我的震动超过报纸上连日刊载的所有鸣放文章，作者说出了我想说的话，而且他的思想比我的更全面，深刻得多。当时各大报纸包括《人民日报》在内都以显著地位刊载了这篇文章，并且加了通栏标题。这表明文章得到了最高领导的批准，至少是默许。
这就是1957年5月中旬到下旬的政治气氛，这种气氛点燃了我久已黯淡的爱国热情。我不仅在会上畅所欲言，而且发表小字报评论社会和政治。我要对党敞开心扉，告诉党我认为应该怎样做就能使国家更加富强。我的话都是发自内心的，我从来没有觉得和党这样亲近，我就像对亲人一样，像对母亲一样细诉心曲。然而正当我陶醉在这彻底交心的妙境时，竟然风云突变，世界一下子变了样子，多少热情的面孔变得陌生了，认不出来了，我自认为是诚恳地向党进言被指为对党的反革命的恶意攻击，我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人，并且险些为此送掉了性命。
我受处分以后，一开始很后悔自己说得太多了。有的人想得比我多但是一句也不说，得以安然无恙。但是后来我才知道。我倒楣的主要根源在于我的出身历史，而不完全在于说了什么。换言之，即使整风时期我一言不发，恐怕也难逃挨整的噩运。古语有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五
我于1957年5月下旬发表我的唯一的一张小字报，贴在翻译部的甬道的墙上。这篇文章不仅得到我的同室的同志们的一致好评，连其它部门如参编组、选报组的人都纷纷到办公室来看我，许多人说这篇文章讲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当然，后来风云突变以后，对它的评价就面目全非了。
这篇小字报原文如下。
从“冷漠”谈起参加革命以来曾经历数次工作调动。每在一个单位一段时间以后，人熟了，觉得那是我的家，调走时舍不得分手，觉得牵肠挂肚的。“以后常写信啊！”这是临别时照例的互相嘱托。我是认真写信的，可惜没有回信，渐渐地由于各自忙于自己的事情，熟悉了新事物，认识了新朋友，旧同事便互相淡忘了。后来又调到别处，又是临别的互相嘱托，接着又是互相淡忘。大家变得不甚关心人，只关心工作了。
近来的变化还不止此。人们为了不犯错误，变得愈来愈谨慎。
谨慎当然是好事，但过分的谨慎就产生副作用。我有一个朋友，称得起是不犯错误的典范：他不冒失，不发脾气，不走错步子，不站错立场。他的优点是无可辩驳的。但他也有缺点：他不激动，不发怒，不热情，对恶人不义愤，对弱者不怜悯。看啊，这个人的优点和缺点都是消极的，都冠上一个“不”字，可怕的“不”字！
记得苏联教育家加里宁说过，有两种演讲者，一种讲得辞藻华丽优美，听众听过之后都说：“嘿，讲得多好啊！”但他走开以后谁也记不得他讲了些什么。另一种演讲者则不同；他讲的时候听众有的热烈鼓掌。有的坚决反对，有的吹呼，有的怒骂，有的沉默，有的痛哭。毫无疑问，我们需要的演讲者是后一种，不是前一种。
反过来看看我们中国。令人遗憾的是，在我们的周围后一种演讲者愈来愈少，而前一种却源源而来。我们慢慢变得不会犯错误，也慢慢变得不会爱，不会恨，也不会想了。
中国人民的祖先是感情极为丰富的人。没有丰富的感情，就不可能创造出如此灿烂的中国文化。
马列主义的大师们是感情极为丰富的人。没有丰富的感情，就不可能留给我们这笔改造世界的精神财富。
然而举目四望，随处可见上述我的朋友的同样人物，他们的情感淡薄，冷漠无情。这是一种传染性的冷漠。我们的祖先有了一批冷漠无情的后代；马列主义的大师们有了一批冷漠无情的弟子。
历次政治运动在完成它们的历史使命的同时也产生了副作用。政治运动多了，就一点点地冲淡了我们的热情，磨光了我们的棱角，浇灭了我们的火焰。旧时北京的纨绔子弟喜欢养蝈蝈、冬天养在特别的的葫芦里。这种葫芦小时就装在专门雕刻的模子里，棋子刻成什么样子葫芦就长成什么样子。我们的年轻一代就好像在模子里生长的蝈蝈葫芦；可怜他们根本就没有棱角，也就谈不到磨不磨了。
我想起鲁迅的话：“救救孩子！……”
六
上面讲过，领导上肯定了我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并且鼓励我继续提意见，提得愈多，愈尖锐愈好。于是在以后的整风座谈会上我继续给党提意见，提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个人得失的问题。我想到就说，并没有书面记录。感谢作记录的女同志和后来批判我的人，他们把我在一周左右的发言加以记录整理，以供批判之用，这对我回忆自己40年前说的话有很大帮助。如果我不被划成右派，是记不了这样清楚的。总起说来，我在整风期间鸣放的内容大致如下：
第一，中国应该给人以更大的说话的自由，应该有更多的民主。北大校长马寅初因为主张节育而获罪是不应该的。中国解放前有4.5亿人，解放八年增加到现在的6.5亿，照这样下去不得了。马寅初的意见是对的。
第二，应该加强法制，应该更多地制定法律，并加强法制教育。过去的政治运动中不经司法机关批准，乱押人、打人、捕人的现象不少，这是侵犯公民权。
第三，解放后许多文化科技机构的领导者不具备专业知识；会打游击战的指挥员不一定能领导一个科研机构。建议这些领导干部好好学习文化和科技知识，由外行变为内行。实在不称职的予以撤换。
我从来对政治不感兴趣，也确实不懂政治。只是对国家很关心，才能讲出这些话。我从小关心国家的安危祸福，这是国家多难的结果。在童年的记忆中，长辈们总是对政府的腐败无能无比愤怒，那时人民是绝不可能向政府提意见的，更不用说是批评。我提出这些意见是出于对国家的热爱，是因为深信党和政府会采纳这些建议，或至少能够予以考虑。我万万没有想到我因此而招来大祸，为了对祖国的一片赤诚，把一生三分之一的岁月消耗在劳动农场里。
七
《人民日报》1957年6月8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像晴天霹雾一样改变了风向。社论说民革成员卢郁文因为说了维护共产党的话，收到一封匿名信，骂他“为虎作伥”，臀告他要及早回头，否则人民是饶不过他的。社论说：“这封信的确是对广大人民的一个警告，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又说，“在帮助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开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实际是退到革命胜利以前的半殖民地地位，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
与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不同，反右派运动开始时并没有动员报告，6·8社论发表以后，社领导并没有公开表态，于是我和同事们觉得什么也没有发生，仍旧沉浸在鸣放的美梦里。大家对6·8社论和随之而来的批判文章感到意外，而且我们认为这些和一个多月以前动员整风时宽容大度的姿态相距甚远。大家商量了一下，最后写了一封信给《人民日报》，建议党不要偏离了整风的方向，弄得人不敢讲话了。这封信由十个人签名，我也在内。四十年后回忆这件事，我不禁为我那时的幼稚感到可笑。然而这并不是我做的第一件幼稚的事，而且幼稚的人不是我一个；其他九个签名者也未必比我懂事。还有组内所有的人，无不热烈支持我们写这封信，应该都有幼稚病。信发出以后当然没有回音，然而我们并没有白白费事。后来批判我的时候，我参加的这封信被说成是反党的罪行之一，给我的批判者提供了材料。
不久院子里出现了大字报，点了一些人的名，说他们向党进攻。这些人有的我认识，如参编组的陈，我读过他的小字报，觉得他写得很好。如果我的消息灵通一些，我应该知道这首批大字报都是党支部写的。然而消息不灵通的还大有人在，就在大字报贴出以后，整风座谈会还继续进行了几天，然后才展开了对右派的批判。这时我竟然还写了一张大字报反对批判陈，我说他的小字报写得很好，这是个直言的同志，不应当受到伤害。可见我幼稚到了怎样可笑的地步。
八
到1957年6月中旬，鸣放完全停止，整风运动改为反右派斗争。报纸上再也不刊载鸣放言论，而代之以连篇累牍的反击右派的文章。新华社大院里形势的变化和全国完全相同。鸣放座谈会不开了，换成了反击右派的座谈会。批判会的规模依右派分子罪行的程度而异：一般罪行的右派在全体干部会上批判，特别严重的则在礼堂开全社大会批判。批判的对象提前一两天得到通知，与此同时组织指定几名党团员准备发言。被批判的错误言论事先从座谈会的原始记录摘出整理，发给批判者。非党群众也一律参加批判会。
整风时，领导再三动员大家“提的意见愈尖锐愈好”，因此，这时要在记录里找出应该批判的东西并不困难。记录员记的都是对党的批评，所以很容易找到“反党言论”。例如参编组的陈写了小字报，主张扩大新闻自由；批判时就说他要求建立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又如全社大会批判的邹，过去是一家大报的负责人，他说肃反运动使一部分人得以踩着别人的尸体向上爬。批判者说他企图用资本主义制度代替无产阶级专政。陈和邹的出身历史都有问题：陈是台湾某政要的外甥，而邹过去为天主教的报纸服务；这些都注定他们的言论要受到更加严格的审查。然而言论也是重要的。我在自己受批判以前参加过不少次批判右派的会，从那些批判发言里可以看出，提意见绝不能对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表示异议；必须无条件接受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否则是要倒霉的。然而事情有时并不完全这样：我提的几条意见没有一条触动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扪心自问，对于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我始终没有存过半点怀疑，更谈不上反对。然而批判我的人竟然从我的发言里分析出企图推翻共产党而代之以美帝和蒋介石的专政，这就使我不解了。还是郭沫若高明，他说：“有罪的言者是有罪的。”我这个人本来就应该整，不论说什么都是有罪的。郭老的说法至少适用于我。
反右派的批判会从1957年6月开到11月。前面说过，我是11月才被“揪”出来的，那时反右派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我是因为指标不够被补上的名额；批判我的时候已经是过新年以后了。总之我参加的批判会正是反右派斗争的高潮，大会开始先由被批判的右派分子读他的检查，然后由批判者发言，也可以说是读批判稿。稿子当然写得理直气壮，而朗读的调子也无不义愤填膺。被批判者站在讲台的一边，垂着头面向观众。他的自我批评照例是不行的，因为发言者都是无限忠于党，他们痛恨向党进攻的人，尤其不能容忍对党不老实，而右派分子的自我批评照例是绝对不会老实的。
我坐在听众席，觉得这一套程序对我熟悉得很，因为它是七年前我在革大受批评的程序的重复，我在目睹那一套在我面前重现，不过我现时在观众席，还不是被批判者。只有一点和过去不同，即有些批判者尽管感情充沛，批判有力却免不了自己也接着变成右派。右派分子是不断被“揪”出来的，隔几天揪一批，每批数名，谁也不知道几时会轮到自己。在人人自危的情况下，那些历史复杂或鸣放时发言比较尖锐的人，这时对右派的批判往往特别起劲，他们抱着万一之想，希望借此得以对党表表忠心，避开厄运。可惜的是，这些人大多或早或迟也变成了右派。结果是刚刚起劲地维护了党和社会主义以后不过几天，自己也垂着头站到旁边去了。同样可惜的是，在这些倒霉的战士被批判以后，过不了太久，那些批判者也有的站在被批判的位置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