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26日，《新民晚报》举行复刊十周年纪念座谈会，上海新闻界的老朋友都来了，旧雨新知，济济一堂。独独缺少了徐铸成先生，原来徐先生在三天以前，12月23日那一天去世了，我遍看座中，有一种“遍插茱萸少一人”的感觉，在那快乐的会场中，默然者久之。
1992年1月7日，龙华殡仪馆举行了向徐先生的遗体告别仪式，我去了。那一天送花圈和挽联的人很多，张承宗先生送的挽联说：“铸老不老，俯首甘为孺子牛；诤言真言，抬头喜见云开日”，上一联倒是徐先生一生的写照，而下一联也可能是徐先生一生的希望。回到家里，不过是三点钟光景。我痴痴地坐在书房中，回忆同徐先生相识、相处的过程，真是悲从中来，泫然、茫然了。
我认识徐先生是在40年代初期，那时徐先生在桂林《大公报》
工作，我在桂林《力报》工作，因为同业关系，在一次什么会上相识了。但那时徐先生在新闻界已经很有名气，我则不过是初出茅庐的雏儿，而且当时各报同业，极少往来，因此我们虽然相识，却并无很多往来，只是点点头，客气客气罢了。
1945年，我在湖南晃县办一份《中国晨报》，当时《大公报》的记者高元礼先生，在《大公报》上发一条消息，说这个报是王耀武办的，我写了一封信给王芸生先生，说明此迅不确，徐先生代王先生回了我一封信，说“无心之过，尚乞原宥”。
上海《文汇报》被查封之后不久，原《文汇报》驻南京的记者郑永欣先生突来找我，他说叶元先生手中有一张《国民午报》的牌子，可以同《文汇报》合作出版，想找一位既同《文汇报》观点相似而又同《文汇报》没有牵连的人去摘编辑工作，因此想到了我。我随即来了上海，同徐俦成先生碰头，他约了几个人，请我在八仙桥的锦江饭店吃饭。但后来因为吴开先的干预，《国民午报》胎死腹中，没有出成，而且听说他们巳找了娄立斋先生负责编辑部的工作，因此我同徐先生的合作，未能成为事实。
1948年时，我在上海民洽新专兼课，经常在上海打溜，来时大都住在张稚琴先生的家中。有一天，张先生从香港回来，打电话把我找去，他说他在香港碰到了徐铸成先生，徐先生那时在香港办《文汇报》，但一则因为经济问题，二则急于要去北平，问张先生能不能投资五万元港币，把《文汇报》交给他办。张先生同我商量此事，问我应不应去接手此事。我说《文汇报》是一张进步报纸，当然应当支持他，问题是你有没有五万元港币。张先生说钱没有问题。
因此我建议他接手此事，张先生要求我同他一起去，做他的副手，去负办报的实际责任，我开头不同意，后来考虑到支持一张进步报纸，而且既然是徐先生提出的要求，就同意去了。
不料我到香港的时候，徐先生已经乘轮北上，张先生则一进《文汇报》，就弄得焦头烂额，当时《文汇报》比革命还要革命的朋友不少，而且大家觉得自己是最正统的革命者，别人都靠不住，他们说张先生做过张治中的秘书，他的五万元钱是杨虎的，甚至还有人说张先生是中统特务，采取各种方法，来加以抵制。我一听张先生的讲话，当然不愿再去《文汇报》，以免增加复杂化。直到上海解放以后，《文汇报》的大批人走了，邵茎麟先生来找我，要我去帮帮张先生的忙，我才同张先生一起跳进了这个是非之窠。
1950年时，徐先生来到香港，住在思豪酒家，当时也正是《文汇报》内部问题很多的时候，有人到广州去活动，要李章达先生、陈汝棠先生写信给张先生，指定什么人作什么之类，到徐先生那里去告状的人，自然更多了，我同徐先生既没有深切的关系，自然也只能客气客气，找不到什么共同语言了。直到“文革”之后，徐先生同我相处很久以后，他几次公开说，他在香港看错了一个人，这一个人，其实就是我。也几次向我说过，其实也难怪他，众口铄金，三人成虎，一个人在某种环境之中，不一定能把问题看得清楚，重要的倒是他这种坦率的作风，这种诚恳的态度，实际上也是我后来对他敬佩的原因。
我是1953年才回到上海的，迄今我也弄不清楚，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回来，就派了我一个什么事也不干的工作。我离开广州的时候，声明不去《文汇报》，我决不敢对《文汇报》有丝毫轻视之意，但在香港的那段教训，不免也有点杯弓蛇影了，那时徐先生在上海《文汇报》工作，因此我也没有去找他。
1957年，徐先生被划成“右派”，当然更少来往了，直到“文革”时期，他这个“老右派”和我这个“牛鬼蛇神”，都被发配到“五七干校”去劳动改造，说也奇怪，这倒给了我们一个互相了解的机会。
原来徐先生那时在出版局，我在《新民晚报》，两个单位的连队，在一个“五七干校”，两个连队又靠得很近，因此可以朝夕相见，虽然是一个“比邻若天涯”的时代，但我与徐先生仍有一些短暂的交谈。
有一天，我收到陈楚从北京来信说“老二死了”，老二，是我们对范长江的昵称，因为长江说他在家排行第二，大家习惯地叫他老二。
得到这个消息后，我很快告诉了徐先生，长江在我们中间是一个强者，身体也好，只有六十岁，怎么一下子忽然死了呢？徐先生也为之不安者久之。
“五七干校”的生活结束之后，我所在单位《新民晚报》已被彻底砸烂，我被分配到了《辞海》工作，这时，徐先生也分配到了《辞海》。《辞海》这个机构，确实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海，当时各类不易安排的知识分子，向海里一丢，由他自己去浮沉了。徐先生和我，初时都有点半靠边的状态。后来挂了一个编审的名义，徐先生和我又在同一个办公室，接触的时间多了，彼此之间的融洽关系也就增加，谈的东西也就多起来了。我们谈约我办《国民午报》的事情，谈香港《文汇报》的事情，时过境迁，对于旧时的一些问题，倒看得更加清楚了。我记得徐先生同我谈过范长江加入《大公报》的经过，谈过上海《文汇报》创办的经过。
徐先生说，范长江青年时代，在北京读书的时候，就为天津《大公报》写教育方面的通讯，每月付固定稿费十五元，后来他回四川探亲时，忽然想到沿着红军前进的道路，进行采访，并把这个意思，写信告诉了胡政之，胡大为赞成，不仅写信去表示支持，并马上寄去了稿费，供沿途所用．并委以特约记者名义，范的《中国的西北角》，就是在这样背景下产生的，范也因此正式入了《大公报》，成为报社的特派员。我后来检查过方蒙先生所写的《范长江传》，说法是与徐先生一致的。
至于上海《文汇报》，它的原始创办人却是严宝礼先生，据徐先生告诉我，严宝礼先生原先在上海铁路局工作，“八一三”战争以后，粮食紧张，铁路局的员工筹了一万元钱，托严先生到吴江去购粮食，不料钱筹到之后，日军却封锁了交通，采购粮食，不可能了。
这时战争已经西移，上梅沦为孤岛，主张抗战的报纸，停的停了，走的走了，而上海人民抗战之志不懈，为了填补这个真空，就用这一万元办了《文汇报》，而且找了一个英国人出面，以便瞒过日本人。
当时办报的人是严宝礼和储玉坤等，报纸出版之后，他们找到徐先生写社论，那些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坚持抗战的文章，大大鼓舞了上海人民，也大大增加了《文汇报》的销路，为《文汇报》打下了基础。这时胡政之先生尚在上海，他读到《文汇报》的言论，认出是徐先生的笔法，于是找到徐先生，表示愿意投资同《文汇报》合作。
后来，胡政之以《大公报》没有用完的纸张，投资了《文汇报》，而徐先生也终于成为《文汇报》的主要负责人。这就是上海《文汇报》创刊的经过。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徐先生一连出了好几本书，我也开始重理旧业，写一点文章，有些文章写了以后，还请徐先生看过。大概我们都是职业新闻记者的缘故吧，平常都很欣赏《正气歌》里“为太史简，为董狐笔”的精神，虽然经历了几十年风霜剑戟的磨练，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对有些问题的看法，常常是不谋而合，比较一致，有一次我写一篇香港《文汇报》的文章，含蓄地讲了当时的情况，也请徐先生过目，徐先生告诉我，当时他请张稚琴先生来搞《文汇报》，实际是救《文汇报》之急，后来这些发展，是出乎他想象之外的。其实那时我也想通了，历史嘛，就是这样扑朔迷离，《大公报》发表文章，大骂《大公报》，《文汇报》的人千方百计去反对《文汇报》的人，说穿了，就是我们的历史写照。冷静一点去理解，是很能明白的。
就在徐先生去香港住了一段时间，回到上海之后，我去看他，那时他还住在武胜路成都路口，他告诉我说，“这次到香港去，也为你开了一条路。”原因是有人集资一千万港元，想在香港办一家日报，请他去主持，他设想自己去负责言论，要我去负责编辑部。我当然感谢徐先生对我的关心和信任，但觉得兹事体大，非向上面请示请示，听听上面的意见，恐不能随便决定。
又过了一些时候，徐先生对我说，我问过X公，X公说，你和冯某都是《文汇报》的人，倘若你们两人去香港办张报纸，置《文汇报》于何地？听话听音，当然是不赞成的了，也正在此时，我接到了徐迈先生的来信，他信中说，你们想去扮演“小骂大帮忙”的角色，但人家倘说你“真骂假帮忙”，你们将怎样回答呢？这正是又一言惊醒梦中人，使我又明白了一层道理，尽管我们捧着一颗赤子之心，但是人心隔着肚皮，吃吃太平饭有什么不好，何必自己去找什么麻烦呢？因此这件事也只好不了而了，我可惜的是一次失去了和徐先生共事的机会，向他学习更多的东西。
这几年来，徐先生的年事越来越高，平常出门，也要由小辈陪着，然而他老而弥坚，依然笔耕不辍，在刊物上经常读到他短小而隽永的文章，去年6月，《新民晚报》为我举行了一次“笔耕六十周年座谈会”，徐先生也来了，说了不少鼓励我的话，也讲到了在香港办报的过程。想不到这是徐先生同我一起参加的最后一次会议。
去年12月20日左右，《联合时报》召开一次社务委员会会议，徐先生没有来参加，听说他有点小小的感冒，我也不以为意，因为感冒一类的疾病，我们中国人是一向不大重视的，想不到几天之后，突然接到了徐先生的噩耗，昊天不吊，哲人其萎。真是哀哉哀哉。
徐先生是著名的新闻工作者，他从采访出身，到编报、写言论，前后经历了几十个寒暑，他工作过的两家报纸，都同我有点关系，但我在的时间很短，我为《大公报》跑战地的时候，很快上海沦陷，报社内迁，失去了联系，1949年我去香港《文汇报》的时候，徐先生却已经北上了，所以徐先生同我共事，只是在《辞海》的那些年月，我觉得徐先生在新闻界所以拥有如此崇高威望的原因，一是他对我们的祖国，永远有着一颗赤子之心，正如所有的爱国知识分子一样，做梦的时候，也希望着自己国家的昌明强大，在这一个目标下，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二是他敢于说真话，也善于说真话，几十年来，他写的文章，都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虽书生论政，而大义凛然，在日寇的屠刀下面，不为所屈，在国民党的暴政下面，也不为所屈。
一个人的说真话，当然也可能引来某些人的不满，但是在新闻界，徐先生的高大形象，都是人们的共识，“铸老不老，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句话，是很能刻画出徐先生的。徐先生逝世以后，超构同志写了篇《永别了，铸成同志！》登在上海《文汇报》上，算是新闻界的共同声音了，我相信，徐先生虽然离开我们了，但他对国家民族的赤子之心，敢于说真话的精神，将永存于天地之间，与日月光辉，同其不朽！
地方还是这个地方，厅堂还是这个厅堂，在济济的来宾之中，徐先生却不在了，“遍插茱萸少一人”，悲不可抑，书此为悼，以飨徐先生在天之灵。
附注：徐先生逝世之后，我曾写过一篇千字悼文，把寄《新民晚报》，副刊编辑阅后面有舶。说把徐先生要到香港去办报之事写出来，会不会影响到对徐先生的评价问题，其实一个人的评价，是用自己的历史写的，为龙为虫，别人是无法更改的，—个职业的新闻工作者，几十年来，为新中国的建立，奔走呼号，奋斗不息，想以有生之年，去办一份报纸，联系人民。报效国家，事虽不成，未妨其光风霁月之心，坦荡爱国之志，这有什么不好呢？当然，如果谁要用罗织学，写大批判，这就又当别论了。而且，我和徐先生之间，也不是一篇短文所能表白的，因而把稿子要了回来，改写此文。
1992年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