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先生这里说的两种书，我手中也有。前一种，是见张先生在柜前欣赏，口中夸赞，推想是那种拿到手，单看装帧就美得不行的书，自己才因心羡，趋而购之的。后一种，是书刚印出，钟先生就从长沙寄来的，非但不必自掏腰包而白看，还能亲获扉页上的题签，当作纪念品而存留于架上，或谓是收下一寸丹心了。这本不很厚的书，装帧、版式、配色和用纸，特点是素，素和雅常常为配。钟先生对自家书的外观设计，纵然不是亲自动手，想必也是有过见解的。而那本显得厚重的《儿童杂事诗图笺释》，是他一手包办，谁见了都会说好，好，离不开经营的苦心，连我这门外汉，抬眼一看，也知道不容易。张先生懂这里面的学问，他将这份功劳记在钟先生的身上，是“说开本、封皮、版式、套色、边框、字体、行距等等，都美得了不得。尤其笺释，每一首的，与诗和图对称，也是遍全书，恰好两面，真是神乎技矣”。技，并非雕虫之功，对身怀全才的编辑家，更不能算末节。我多年所干为报纸，深知画一个漂亮版面的难，况书籍乎？在这方面，钟先生也是“惟日孜孜，无敢逸豫”，因了他的学养，大到文章，小到装帧，都深有讲究。比起他的功力，我只有闻风而仰慕了。虽拜金主义大行其道，钟先生却不顺适其流，一仍旧惯，肯埋头于学海，所取者之远，恐为常人难及。纵使身外的浮躁气难以抗，却可以躲，寻片时之静。他能和张先生坐谈多时，想必也是话多投机吧！他俩的那一顿餐，没外人，喝没喝两口儿，我不得知，但推想即使是，也是小杯浅酌，因为据我的了解，二位的诗文虽好，却未必伴与酒香。语曰：“圣人之情见乎辞。”在我看，文心的交融，其境当远在李太白“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之上了。
比之李杜，张钟二先生的相似处，是年龄上同样有差距，在他们看，无妨顺天之则。钟先生离京前对我说，张先生又相邀，他念及对方春秋已高，不忍再扰，就婉谢了。这是有惜老之心。用张先生文章里的话说，是“人有至性，对事严谨认真，对人宽厚恳挚……用古语说是诚和敬。话都是发自心腹，有时甚至近于迂”，竟致使张先生不禁想到曾经出入红楼的废名。这是可感的一例，不妨升华为格言式：夫动心者，常在人情之微。
（一九九五年十月七日《新闻出版报》）
钟叔河先生
王建辉
萧乾老人写过一篇文章，题作《长沙出版四骑士》，称钟叔河是长沙出版界四骑士之一，且居首。依此想来，我也就大可不必再写此一篇，何况钟先生高名，也用不着我来佛头淋油和磨光。
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对于这位同行前辈，既是本省同乡又为邻省同行的我，对他编辑方面的关注，可能比萧乾先生要具体得多，也要琐碎得多的。不贤识其小，也是古人的遗教。我也就写一些细而微的事吧，也就不管它“画眉深浅入时无”。
我与钟先生最初的认识，时在一九八四年。那是通信。我冒昧地给他去了一信，很快得到他的回复。复信人很有些客气地说：“能和您联系上，真是好高兴。”并说了他的一本书在中华书局出版，“印好后当然应送请批评”。但我在许多年里从未收到过这样一本书，虽然后来倒也得到过他好几种赠书。我曾自作多情，委婉地向他提起过这件事，他居然一点儿也不曾想起过他的什么承诺。自然，贵人多忘事，而且这也是常情，“口惠而实不至”的事常有，写信时总是很慷慨的，待到后来便也忘到九霄云外了，何况我当时还是一个嘴上没毛的愣头青。
通了许多年的音问，不过真正见面，则是差不多十年后，到了一九九三年了。
我到长沙去出差，这也是我少小离家头一次因公去湖南，尽管长沙离我的老家尚有一日路程。由好友王一方陪同，去钟的府上。一方和他在一个省的出版系统里，平时常去钟的家里，有时也为钟做点什么跑跑腿的事情。而且他写了一篇关于钟叔河的文章，征求了我的一些意见，承一方的好意强拉我居合作人之位，我遂将这篇数千字的长文，交给江苏的《书与人》刊出。说起来“我们的”这篇文章，比萧乾老人的那篇还要早上两年，也更早转载于《新华文摘》。
这一天钟先生本来有事要出外，知我要来，特地留在家里等候。见面自然少不了一番寒暄，可他的见面语，让我这个在他面前属于晚辈的人，实在不好意思，他说的是“久仰！久仰！”在他的书房里，我自然最先见到的是他醒目地挂在书桌一侧的周作人给他的亲笔信。话题便也从这里开始。
那天他很健谈。我有许久不曾听人这样谈天，他谈的多为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化的轶闻琐事，比如他说毛泽东到八道湾去拜访周作人而未遇，而不是去访鲁迅的事，尽管我不太同意他的一些见解，比如那时的毛泽东正怀有一些空想主义，而周作人也正在鼓吹新村运动，所以对周作人的一些空想很感兴趣。但我们只作少量的插话。难得有这么一位高人和雅人，有这么好的兴致。事后下得楼来，一方说，到底是钟先生看重你，平时是不愿和人谈这么久的，而且和你谈周作人说到了小学生时代就对周的文章有兴趣了，平时和我们讲，只讲到青年时代喜欢周的文字。我想倒也不是，因为我与钟毕竟有许多年的联系，远道来的客人头一次上门，自然话多。不过我也不说出来，毕竟听人奉承是一桩乐事，何况还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的喜悦。
第二次见到钟先生是两年后了。一见面他的第一句话，是“你的成就越做越大了”。这同样地让我不自然起来，因为在他的面前，我无论如何是不好意思神气的。好在客气话以后，他是一个很实在的人。话题几乎是前一次的延伸。这一次倒是带了相机，于是由王一方给我和他照了一张合影。兴致之后，这次有时间把他的客厅仔细端详一番，那墙上挂满了镜框，内中嵌的都是当今名人的书信手迹，比如钱钟书之类。由此知道，先生晚年虽然城门不大开放，心情比较寂寞，现如今更是难得一下楼，而往日也曾经是交游遍天下，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的。
以两次见面的观察，钟的个头并不是太高大，突出的特征是，隆鼻大耳，脸有点儿长，颧骨略为突出，而目光颇有神。不过他的身体似乎常常不好，因为从收到他的第一封信起，往后的十多年间，好多信里都说到他在住院，也可能是人困病旅特别想写信的原故吧。最近的一次来信，也说是在病床上写的。
钟先生以编辑名家，以学者名家。国内学界有称其为近代史专家的，海外的学者称他是周作人研究专家。不过我看重他的编辑业绩。我在一次题为“编辑是什么”的讲演里，说到要加强对第二代编辑也就是钟叔河先生那一代编辑的研究。其中举的第一个例子，就说的钟的业绩。后来有一次通信，他说他注意到了这次讲演。他没有和我作过关于编辑话题的面谈，但在赠我的一本书上有这样一些手写体字，说到编辑这个角色：“我对编辑的‘位置’从来没有过高的估计，但深知做好一个编辑也不容易，如果要在种种权威面前保持自己独立的思想和性格。愿我们共勉。钟叔河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字体如此隽秀，原以为是印刷在上面的，细看才知是给我的“特写”。尽管他好像并不看重这个编辑家、出版家的身份，可他仍然百分之一百二十地敬业、勤业和精业。
而这位出版的好手，好像又总在是非之中。因为是非，他的总编辑一职也做不成了，他也不忌讳这，说是“酒店关门我就走”，这是丘吉尔的一句名言。我在为他的《书前书后》写的一篇书评中这样写道，他在岳麓书社总编辑任上有三件大事，一是编辑出版《走向世界丛书》，二是编辑出版《曾国藩全集》，三是整理出版《周作人文集》。他对我的这一归纳，倒是有一分自得，我是从他的来信揣摩出他的这种自得的。可如此三事，也是风风雨雨时多。他退下若干年后，还有人化名著文，把他作为国中后来出现的周作人热的始作俑者，给予挞伐。他对此倒也达观，他说他可能猜得出此公为谁，可能也是认识的，尽管不很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他也不想去搞明白。不过他请朋友们放心，“此事不会对我有什么影响”。他说他挨骂已成习惯。为此，他还请人篆一闲章曰“风满楼”。由于一些年来风传的湖南出版界是非多，因此也有些人常纳闷，湖南出版界是怎么啦？不过我想，这种纳闷虽有一定道理却是多余的，以“能吃辣椒会出书”为自我标识的湖南出版业，总是有许多像钟先生这样的敬业的人士在辛勤劳作，在同业中让我辈羡慕的领先地位不会变移许多的。
写到这里，窗外风雨声又起。我的这一番“画眉深浅入时无”的多余的写作，也被打断了思路，就这样给读者吧。风雨声里，我不免无谓地驰思，这位隆鼻大耳的风雨骑士，为文，为政，孰优？自然，这不是我所评论的。而此刻，我习称的钟先生，又该在“风满楼”里继续他不完的编辑故事了。
（一九九八年一月《出版广角》）
世纪末，一位出版人的身影
王一方
如果我们不曾把当代出版活动视为一群“作嫁者”工匠式的文字爬梳和半儒半商的文化经纪，而是映射一个时代学术潮汐、烛照一程思想流脉的镜与灯，一道由肩负文化建构与积累双重使命的出版人参与构筑的人类文明的风景线，那么，我们会以更深沉的眼光去关注当代出版史上每一位长者、贤者的心路历程。钟叔河先生便是这样一位长者和贤者。
说起来，钟先生的出版生涯并不长。他早年投身新闻工作，不仅记所闻，而且结合读书思考现实与历史，力图做一位“思想型”的记者。但“五七”之秋，恰恰因思想而获罪，被扫地出门。后来又因不愿意放弃思想的权利而入铁窗。他先后做过车夫、钳工、木工、划线工、绘图员。一九七九年，“右派”被改正，本可以归队重操旧业。此时他的年龄已逼近五十，却决计“逃”出新闻，凭借“作文考试”的高分加入湖南人民出版社。新闻与出版，虽说同属大众传媒，同是做编辑，但工作套路、思维方式多有不同：新闻需要热情奔放地介入生活，更多的是近距离的观察与思考。出版则需要老吏断狱的沉着，更多的是远距离的洞悉与建构。叔河先生编辑业绩上的成功，很大程度得益于他的报人经历，做记者时的那份机敏加上出版人那份追求厚重的秉性，使他很快就找到了诸如历史与现实、即时与永恒、文的宕荡与史的深沉的交汇点。两年后，便以《走向世界丛书》（先以单行本刊行，后来辑成十卷合订本）而声誉鹊起，北京、上海各大报、书评刊物都称赞这是一套好丛书，许多不轻易提笔的前辈与专家给钟先生写信，盛赞他的史学眼光与功底。钱钟书先生在信中说：“章实斋论史学，于刘子玄所谓三长中独重识；弟读尊编，即倾倒兄之卓识明见，而博采穷搜之学力又足以相副。”李普先生“半夜醒来，不复成寐”，写信给钟先生，建议他把各书卷首的叙论辑印成册，交新华出版社出版。杨宪益先生在信中表示：“您写的专文如果集成一册，翻译出来，我看会受人欢迎的。”李侃先生则在信中称这是一套“内容并不新奇的当代‘奇书’”，说自己近月来一直心耽于斯，“读‘总序’及叙论诸文后，感佩之情不能自已”。萧乾、黎澍及外国专家白霞等人也都写信表达了自己的共鸣与感激。英国海涅曼公司还致函钟先生，有意以英文出版他的书。一九八二年春，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召开恢复后的第一次小组会议时，组长李一氓提议特邀钟叔河作为正式代表与会，并多次谈到湖南的《走向世界丛书》整理方法是个典型：第一，有一篇比较详细深刻的作者思想评传，对其人其书做了说明；第二，每一段落有个提要，是花了功夫的，给读者提供了很大方便；第三，书后有人名、地名索引，也便于查阅……单纯的标点是不够的。充分肯定了这套书的编辑经验。这里面也显示出钟先生所具备的新闻、出版两双眼睛和两种职业秉性的魅力。就这套书的内容而言，大多是一个多世纪前的旧事，当归于历史，但经过钟先生重新发现，精心辑注出版，对于处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国人来说无疑又是十分现实的话题。单本看，这些文字只是国人最初开眼看世界的旧闻片断，但辑成大系，整体观照，则反映出一股潮流，是先辈们心的呐喊。尤其可贵的是叔河先生一系列既有报人激情与文采，又具史家练达与犀利的叙论，使得这套书既是情绪的，又是理性的；既是可读的，又是耐读的。那时还不时兴幕后炒作，这套历史旧籍，引起学界、思想家如此的“聚焦”，在近二十年出版界亦堪称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