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词汇的翻译
1.词汇是有时代烙印的，不同时代的词汇不能随意套用。
词汇是有时代烙印的。不同的时代都有表现那个时代特点的词汇，诸如五十年代出现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六十年代的“红卫兵”“臭老九”，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九十年代的“酷”“网络”，这些词在古文里绝对找不到对应词；反之，古文里有许多反映封建社会制度、道德观念的词，也无法用现代的词汇取代。例如：
4）“……亦谪4居一喜事也。”（《苏东坡札记·答钱济明》1999.4）原译：“这是我下放以来的一大喜事。”
“谪”即“贬谪”。指在封建社会制度下，臣子犯了错误或得罪了皇帝被降级，放到偏远、清苦的地区做官，是个贬义词。“下放”是我国五十年代出现的新词——“下放”有两个意思：1.把某些权力交给下级机构；2.把干部调到下层机构去工作或送到工厂、农村、矿山去锻炼（《现代汉语词典）P1228）——是提高基层办事能力，充实基层干部队伍，培养干部的措施之一；有时也指把知识分子放到工农群众中接受改造，使他们能与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其初衷是好的，并无贬义。与封建社会臣子遭到贬谪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若硬要把它们等同起来，现代的干部下放政策岂非变成遭皇帝贬谪了？
5）“京师沟渠极深广，亡命多匿其中，自名为无忧洞，甚者盗匿妇人，又谓之鬼樊楼 444。”（《陆游老学庵笔记·京师沟渠》2000.8）
原译：“汴京城里的下水道，又宽又广，不少逃犯躲藏在里面。自称住进了安全洞。甚至把女人弄进去作乐，说是什么地下夜总会。”
夜总会是现代大都市供人在夜晚吃喝玩乐的地方。而该文中的鬼樊楼主要是玩女人的场所。其实在《京师沟渠》这一则短文后面对樊楼已经有注解，读者看了注解，自然明白鬼樊楼的意思，何必硬要弄个现代名词套上去呢？6）“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孟子八章·梁惠王下》2000.11）
原译：“管人事的不能管人事，该怎么办？”
原译把“士师”翻译成“管人事的”则大错特错了。“士师，亦作‘士史’。古代执掌禁令、刑狱的官名。《周礼·秋官·士师》：士师之职，掌国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法；……”（《汉语大词典》P1003）至于“士”则有许多解释，根据《汉语大词典》“士”字条目下第8义：“士，卿士，泛指诸侯臣僚各级官吏。”与现代管人事的风马牛不相及。应改译为：“执掌禁令、刑狱的官员管不好各级官吏，该怎么办？”或者根据意思翻译成：“执掌禁令、刑狱的官员管不好刑罚，该怎么办？”
2.注意词义的褒贬
7）“孟子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孟子八章·离娄上》2000.11）
原译：“孟子说：特别想当大众的导师，乃是人的一大毛病。”
4原文中的“师”字是贬义词，而译文中的“导师”是褒义词。原文的“师”不是传道、授业、解惑之“师”，而是自以为是、喜欢教训别人、总以为自己比别人高明之“师”；译文里的“导师”有两个意思：1.高等学校或研究机关中指导人学习、进修、写作论文的人员；2.在大事业、大运动中指示方向、掌握政策的人。（《现代汉语词典》P216）无论做哪种“导师”都要树雄心、立壮志，都要虚心学习，何患之有？
改译为：“人的毛病在于自以为比别人高明，总想教训别人。”
三、关于增词
增词是翻译技巧之一，为求译文通顺达意，翻译的时候有时要增加一些词。特别是古文翻译，由于古汉语高度浓缩，翻译成白话文，增词是重要的手段。但增词一定要围绕一个“信”字，不是随意添加，不能随意发挥。例如：
8）“妾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上书九篇·上书求赎父刑》2001.5）
原译：“小女子心痛父亲，愿代受罚，以身充当公家的奴婢，受苦 44受累，只求父亲能有改过自新的机会。”
原译中的“心痛父亲”，“受苦受累，只求父亲能有改过自新的机会”都是译者添加进去的。或许淳于缇萦当时的心情正是如此，可由读者自己心领神会。若由译者添加进去，则难免有胡猜乱写之嫌。
改译为：“小女子愿意以身充当官府的奴婢，替父亲赎罪，以免父亲受刑。”
四、译文中不确切与误译之处
9）“国，国贼”者，在封建社会专指篡位谋反、意欲称帝之人，天下共伐之，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大敌”。所以应该改译为：
“想要篡汉谋反的贼人是曹操，……”
10）“言必信，行必果。”（《论语九章·子路·三十》2000.7）
原译：“说话能守信，也能做实事。”此处的“果”，不是“实事”而是”结果”的意思。
改译：“说话守信用，做事有头有尾。”
11）“昔明帝时，公主为子求郎。不许，赐钱千万。左右问之，帝曰，郎，天官也，当以叙德，何以妄与人耶。”（《上书九篇·上书》2001.5）
原译：“明帝时候，馆陶公主要求皇上，让她的儿子到中央机关做郎官；皇上不肯，只给她一笔钱。有人问，为何不肯？皇上说：郎官位置重要，得选用德行好的人，不是我的外甥便可以做得的。”
原译中的“左右”指“身边跟随的人”（《现代汉语词典》P1536），不能翻译成“有人”；“钱千万”是个模糊概念，指数量很大，翻译为“一笔钱”，分量不够。“中央机关”四个字可以略去。最后一句话可保持原文风格，翻译成“怎么能随便给人做呢”。
改翻译为：“明帝时候，馆陶公主请求皇上封她的儿子做侍郎；皇上不答应，只赏赐给她一大笔钱。身边的随从问皇上为什么不答应馆陶公主的要求。皇上说：‘侍郎’的位置重要，得让品德好的人担任，怎么能随便给人做呢。”
12）“故老能言五代时事者云：冯相道、和相凝同在中书。一日，和问冯曰：公靴新买，其价值几何？冯举左足示和曰：九百。和性偏急，遽回顾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因责久之。冯举其右足曰：此亦九百。于是哄堂大笑。时谓宰相如此，何以镇服百僚4？”（《叙事文九篇·宰相如此》2001.10）
原译：“……连宰相都开玩笑，国家还不会一场玩笑开完吗？”
原文说的是宰相和凝与冯道两个人，一个性急，一个爱开玩笑，怎能使百官肃然起敬，服从他们的领导呢？原译文只字不提和相，而把冯相爱开玩笑和亡国联系起来，未免发挥得不着边际了。应该改译成：
“当宰相的一个爱开玩笑，一个性情急躁，怎么镇得住手下的百官，使他们服从呢？”
13）“巨闻赵王以百里之地，请杀座之身。夫杀无罪范座，座故薄也；而得百里地，大利也，窃为大王美之。虽然，而有一焉，百里之地不可得，而死者不可复生也，则主必为天下笑。臣窃以为，与其以死人市，不若以生人市便也。”（《上书九篇·献书魏王》2001.5）
原译：“……不过有一点，万一发生变故，那边的土地不交割，这边的人却已杀掉，这场交易便亏本了。”
原译“这场交易便亏本了”完全是译者的“创意”。改译为：
“……不过有一点必须考虑到：万一对方不肯给那一百里土地，而人却杀掉了，死者又不能复生。主公岂不被天下人笑话么？”
五、译文应该忠实于原文的内容
忠实于原文，并不是忠实于原文的字面意思，而是忠实于原文的内涵。例如：
14）“长子容当为4求4妇。其父如此，谁肯嫁之者。造求卜姓，足以生子。”（《家书十篇·与弟书》2001.12）
原译：“容儿是长子，也该结婚了，有我这样的父亲，上等人家谁肯嫁女给他？但还得给他找对象，我还真想早点抱孙子呢。”
在封建社会里，“嫁”和“娶”是有严格区别的。就是现代，人们也常常说“娶媳妇”“嫁女”，完全没有必要把“求妇”翻译成“结婚”；原译文里的“找对象”也是现代的文明用语，其中还含有婚姻自由的意思。而原文中的“造求卜姓”，愚意以为应该翻译成“找个普通人家的女儿做媳妇”；而“足以生子”这四个字，是这段话的重心，反映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道德观念。翻译成“我还真想早点
抱孙子呢”是译者的杜撰。应该改译成：
“容儿是大儿子，该给他娶媳妇了。有我这样的父亲，好人家谁肯嫁女给他？不如找个普通人家的女儿.让其完婚，也足以传宗接代了。”
15）春寒尔许，飞蝇新蝉辈遽出耶？细观盖章伯益墨戏也。” （《谈画九篇·题章友直虫草》2001.4）
原译：“早春天气还冷，难道知了已经上树，苍蝇也迫不及待飞出来了么？可一瞧，却是老章在耍笔杆子开玩笑呢。”
原文的意思是说章友直所绘的草虫栩栩如生，可以乱真，使我上当受骗，误以为苍蝇和蝉之类草虫不合时宜地出现了，是对章友直的赞扬。原译未体现褒义，还流露出不以为然的口吻。
改译：“……仔细一看，原来是章伯益所绘的虫草，使我产生了错觉，被他戏弄了。”
六、尽量保持原文的风格
16）“晏尚书景初，作一士大夫墓志，以示朱希真。希真曰：甚妙，但似欠四字，然不敢以告。景初苦问之，希真指‘有文集十卷’字下曰：此处欠。又问：欠何字？曰：当增‘不行于世’四字……”（《陆游老学庵笔记·增字》2000.8）
原译：“晏景初给一位读书人作墓志铭，定稿后给朱希真看，请提意见。朱说：‘写得很好，只有一处还得加几个字.我却不敢妄加。’晏一再问是哪一处，朱才指着‘著作很多’这句后面道：‘这里。’又4444问该加几个什么字，答道：‘好像得加上都未见发表。’”
原文中的数词非虚指，而是实指，改动后影响原文的信度及风格，应该改译成：
“……‘写得很好，只有一处少了四个字，我却不敢唐突告诉你。’晏一再问是哪一处少了四个字，朱才指着‘有文集十卷’这句后面说道：‘这里。’又问少了四个什么字，答道：‘尚未发表。’”
17）“……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孟子八章·公孙丑上·三》2000.11）
原译：“以强力压服人，人心是不会服的，即使是无力反抗。”
原文中的“力不赡也”是人心不服的原因，译文却把它翻译成了让步，造成语义不通。
改译：“以暴力压服人，人心是不会服的，只不过是因为被压服的人无力抵抗而已。”
以上所说只是一孔之见，总的说来，瑕不掩瑜，钟叔河先生的译文值得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很多，不过，作为古文翻译的范本，愚意译文应该更准确一些，不知当否，敬请指正。
（二〇〇二年八月《出版广角》）
也谈校勘周作人文的工作
陈福康
六月二十五日《文汇读书周报》上，顾农先生发表《校勘周作人文的两件工作》，指出《周作人文类编》（湖南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八年版，下文简称《类编》）卷六《花煞》中《论笑话》一篇，有两处文字舛误未及校出；同时，还提出校勘周作人文章需要做的两件工作等。我都是十分赞同的。不过，他还高度评价《类编》此书“校印精良，不可多得，功德无量”，“校勘成果，很见功夫”云云，我却是有点不同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