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后，文化领域并非只有左右两大阵营.而且左的不全是共产党，右的也不全是国民党。人的思想是极其复杂的，左和右不能说明所有问题，比如周作人，就既不能算左派，也不能算右派。长期以来，由于革命的需要，我们对各种思想倾向的人采取了“简单化”“脸谱化”的做法，似乎不革命的就是反革命。这样做，使一些既非革命，也非反革命的重要人物得不到客观、公允和恰当的评价，甚至在文化史中连立锥之地都没有。所以，现在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书重印后，大家感到很新鲜，也很高兴，这是必然的。
光明日报《图书评论》专刊前不久刊登了李书磊、赵京华两位年轻人讨论《知堂书话》的文章，都写得很好。他们的观点虽然不同，但都认为“五四”以后，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分化为激进派和温和派，并说后期的周作人是温和派的代表。用“激进派”和“温和派”来代替左派和右派是一个进步，但仍未能摆脱简单化的影响。有许多人还是激进派和温和派都不能包括的，必须具体分析。有的人，在革命斗争中闹了几十年，从表面看，是激进派；从思想实质看，封建主义、专制主义原封未动，是个大大的保守派。过细分析起来，其中又还有许多层次。
因此，分析和评价一个人，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为好。那么，周作人的文化态度的核心是什么呢？我以为如果说他近似于西方所谓自由主义者，可能大致不差。这里说的自由主义，不是我们党内那种不守纪律、乱说乱动的自由主义，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自由主义。《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在解释自由主义时，有这样两段话：“自由主义者总想避免突然的巨大变动，这使他们与激进主义者有所不同。自由主义者对于一些有用的变革又很热心，这是其不同于保守主义者之处。”“自由主义的内容往往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对社会问题往往采取实用主义的处理方法。同时，自由主义者自身在关于政府的职责范围这一问题上往往有彼此相反的意见。”周作人的思想基本上就是这种状况。把周作人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来看待，那么他前后期文化态度的变化以及他对其他社会问题的与众不同的看法就好理解了。
周作人的自由主义文化思想体现在《知堂书话》里，便是尽可能地和政治保持距离，全凭自己的性情和兴趣去博览群书。在《知堂书话》里，周作人特别推崇明代的竟陵派和公安派，这倒不是因为竟陵、公安派的作家都是小品文大家，周作人也是写小品文的高手，而主要是文化思想和趣味上的契合。公安派竟陵派都反复古、反道学，他们对现实不满，却又不愿也不敢参加斗争。在文学上，他们主张“不拘格套，独抒性灵”，开拓了小品文的领域，对散文的发展贡献很大。很明显，周作人的趣味和格调包括在文学上的成就是继承了“公安竟陵”这一脉的。对《戊戌奏稿》的摘评更可见周作人的文化趣味之所在。《戊戌奏稿》三十篇上下，而且谈的大都是政治大事，但周作人只对其中请禁女子缠足一折描述小脚走路部分感兴趣：“六月请禁妇女裹足折中尤多佳话……我尝怪古今有识者何以不憎恶缠足，今见康君，乃始得为中国男子解嘲，事虽不成，可以传矣。”
《知堂书话》以及周作人的其他一些著作充分表现了对知识的尊重和爱好，而尊重和爱好的背后则是自身在积累文化和传播文化中踏踏实实、不遗余力。希望现在不少爱读周作人的青年人能体味到这一点。“文化大革命”后，大家已看到，除了政治书以外，还很有些书是可读的。周作人等人的书能大量出版，说明我们在文化态度上的宽容精神是越来越大了。
（一九八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光明日报》）
温和的第三种意义：再谈《知堂书话》
徐可
“温和主义也是一种宽容主义”（见李书磊《温和的意义：漫谈〈知堂书话〉》，《图书评论》第七期），这是一种颇具魅力的论断，在“宽容”呼声渐高的今天，尤其令人激动不安。但翻遍《知堂书话》，只见知堂老人在那里孜孜矻矻地读书、摘抄、写文章，看他那专心致志读书的劲头儿，哪里又有闲情逸致去考虑新旧文化之争，或“温和”与“激进”之长短？
至于赵京华在《温和的别一种意义：也谈〈知堂书话〉》（第十期）中所提出的见解，即周作人只不过是要“找一点温和的东西来读，并写一点温和的东西给寂寞如他自己那样的一些文化人去读”，“以抚慰那颗曾经战斗拼搏过的寂寞的灵魂而已”，也许不无道理，在《知堂书话》中，我们也确乎常常见到那颗“寂寞的灵魂”的闪光。不过，将知堂老人的读书、作文完全视为“抚慰”之举未免不公，《知堂书话》又岂是“《水浒》后半部”呢？
由于建国后长期流行的某种思潮的影响，我们评价一人一事总是要跟他的思想倾向、政治立场联系起来，人为地予以“拔高”或者贬低，这种习气似乎到今天也没有完全改变。对于有些人也许应该如此。比如鲁迅，他无论读书作文，总是念念不忘改革“国民的精神”，拯治“国民的灵魂”，于是，写文章成了“投匕首”，翻译外国作品是为了“盗火种”，他的一切活动都跟思想斗争上的目标联系得很紧，正可谓“血管里流出的总是血”。鲁迅属于那种自觉的革命者，周作人则不同。无论是早期的新文化运动的闯将，还是晚期投敌下水的文化汉奸，那只是思想上、政治上的周作人；一回到自己的书斋，周作人就什么也不是，只是一个读书人，一个认认真真的读书人。思想上的倾向对他的读书、作文固然不无影响，但若将他这些心平气和的书话看作他思想斗争的一部分，未免太抬高知堂老人了。所谓“宽容”云云，也不过是书评作者的一片良好愿望罢了。
跟许多当代青年一样，我也一直不太喜欢周作人，那是因为我觉得他身上有一股“伪气”。但这印象也并非由他担任伪职而来。周作人说过，他身上有两个鬼，一个是“绅士鬼”，一个是“流氓鬼”。但读《知堂书话》，我看到的是一个真正的周作人——作为读书人、作为学者的周作人，毫不矫饰，毫无伪气。或许，在这里显示的是“流氓鬼”的本性？在这里，他以一个读书人的身份去读、去抄、去写，表现的是读书人的喜怒哀乐。对他所喜欢的书，他自然拊掌称叹，哪怕那是被新文化领袖们“大加挞伐”的，也毫不掩饰自己的喜爱之情；相反，对于那些自己并不喜欢的书，他又何必要装出虚伪的宽容、公允之貌，违心地去为它们唱颂歌呢？周作人的好处，是善于在沙里淘金，在鱼目中寻出珍珠来，一本不好的书中，也能找出一两点长处，为我所用。如果将这视为“宽容精神”，当然未尝不可，但我觉得这里更多地体现的是读书人的眼光。还是黎澍先生说得好：“《知堂书话》以及周作人的其他一些著作充分表现了对知识的尊重和爱好，而尊重和爱好的背后则是自身在积累文化和传播文化中踏踏实实，不遗余力。”（见十二期）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知堂书话》表现出一个读书人对知识的热爱和尊重，以及他的胆识、勇气和眼光，而与“宽容”无关，但这并非否认周作人的宽容精神。恰恰相反，周作人是极力主张宽容的，并认为“宽容是文艺发达的必要条件”（见《文艺上的宽容》，《自己的园地》，岳麓书社一九八七年版）。但是，在谈宽容之前，我们有必要弄清周作人心中的宽容的含义和对象。周作人说，“不滥用权威去阻遏他人的自由发展是宽容”，“宽容者对于过去的文艺固然予以相当的承认与尊重，但是无所用其宽容，因为这种文艺已经过去了，不是现在的势力所能干涉，便再没有宽容的问题了。所谓宽容乃是说已成势力对于新兴流派的态度，正如壮年人的听任青年的活动……”（出处同上）。就是说，所谓宽容，是传统的对新兴的、正统的对异端的所应采取的一种态度。将“宽容”与知堂老人对前人知识的学习、尊重联系起来，不是有点牵强吗？
（一九八八年十月十八日《光明日报》）
耕堂题跋二则
孙犁
《知堂书话》，刘宗武赠。书价昂，拟酬谢之。
知堂晚年，多读乡贤之书，偏僻之书，多读琐碎小书，与青年时志趣迥异。都说他读书多，应加分析。所写读书记，无感情，无冷暖，无是非，无批评。平铺直叙，有首无尾。说是没有烟火气则可，说对人有用处，则不尽然。淡到这种程度，对人生的滋养，就有限了。这也可能是他晚年所追求的境界，所标榜的主张。实际是一种颓废现象，不足为读书之法也。
（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海外版）》）
《知堂谈吃》，卫建民赠。
文运随时运而变，周氏著作，近来大受一些人青睐。好像过去的读者，都不知道他在文学和翻译方面的劳绩和价值，直到今天才被某些人发现似的。即如周初陷敌之时，国内高层文化人士，尚思以百身赎之，是不知道他的价值？人对之否定，是因为他自己不争气，当了汉奸，汉奸可同情乎？前不久，有理论家著文，认为我至今不能原谅周的这一点，是我的思想局限。
有些青年人，没受过敌人铁蹄入侵之苦，国破家亡之痛，甚至不知汉奸一词为何义。汉奸二字，非近人创造，古已有之。即指光是崇洋媚外，进而崇洋惧外。当外敌入侵之时，认为自己国家不如人家，一定败亡，于是就投靠敌人，为虎作伥。既失民族之信心，又丧国民之廉耻。名望越高，为害越大。这就叫汉奸。于是，国民党政府，也不得不判他坐牢了。
至于他早期的文章，余在中学时即读过，他的各种译作，寒斋皆有购存。对其晚景，亦知惋惜。托翁有言，不幸者，有各式花样，施于文士，亦可信也。
（一九九一年四月十五日《新民晚报》）
“周作人热”必须遏止消除
陆汉萍（胡真）
近些年来“周作人热”已达到了火辣辣地热到烫手的程度，周作人的作品，可说已在全国泛滥起来了。这不是一种好现象。
周作人这个人，众所周知，他是民族败类，祖国的叛徒，一个臭名昭著的大汉奸。
在“周作人热”的热浪中，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观点。拥周作人者，主张人是人，文是文，不能以人废文的观点，甚至把周作人吹捧为“文学大师”；有的人说，在“周作人的思想中，最值得重视的是他替妇女说话。‘五四’作家都为解放妇女说话，但终身不倦的只有周作人”。其意思把周作人吹捧为妇女的解放者。甚至有的人吹捧说：“周作人的文章思想是博大精深”的。另一些人则持相反的立场，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批判态度，举出了古人所言的“文如其人”的观点，论述了什么样的人就会有什么样的文章的道理，人品与文品是一致的，不可分割的，对作家、对作品也应该是非分明、忠奸分明、爱憎分明。
我基本上赞成后者的观点。在年轻的时候，我也常读周作人的文章，但它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博大精深”的印象，觉得都是些消闲的东西而已，不像鲁迅的文章那样，文章篇名、文章所写的人物和伟大的思想，都深深地留在我的心中，甚至影响着我的思想和行动。
关于“周作人热”这个争论，我至今尚未见到有是非分明的、总结性的权威意见。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八十年代中后期一个省的一家古籍出版社，于一九八六年四月就出版了《知堂书话》上下两册，接着在一九八七年一月出版了《知堂杂诗抄》，在一九八七年七月又出版了《知堂序跋》，编者说：“这部知堂序跋，其实是《知堂书话》的续编。”从一九八七年开始到一九八九年十月，该社又以文集形式紧锣密鼓地出版了周作人的作品精装八集。在一九八六年四月到一九八九年十月这三年半的时间里，这家古籍出版社共出版了周作人的集子十一种，每年平均出版近四种。有的集子印数达一万五千册，获利可观。于是其他省的出版社见有利可图，旋即趋之若鹜，竞相出版大汉奸周作人的作品，陷入了唯利是图的“出版商”的泥坑，出版周作人的作品也就热起来了。那家古籍出版社虽不能完全说它是“周作人热”的始作俑者，但它的所作所为确是导致“周作人热”的导火线，这样说是不为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