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后一种，书籍的编印装帧，钟叔河先生的造诣也是超常的。编印装帧好，指的是一本书，拿到手，还未读文字，翻翻，觉得美，可爱。这像是末节，其实很不容易。我从束发受书，至今七十多年，手翻过的书很不少，而拿到手，不考虑内容，不考虑古董价值，就觉得美而可爱的，总是稀如星凤。我近年来也写书编书，也愿意编印装帧方面趋上游，可是自己不会，只好由版式到封面，都靠设计人员；对于所设计，有时也感到不满意，可是人家问要怎样改，却说不上来。在这方面，久闻北方有个范用，南方有个钟叔河，是大专家，出手不凡。范用先生是我的熟人，老了，多在家享清福，我只见过他为姜德明先生《北京乎》设计的版式，确是值得赞叹。至于钟叔河先生，是直到托人买来他的《儿童杂事诗图笺释》，用北京俗话说，才开了眼。眼开了，看到什么？“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至多只能凑几句废话，说开本、封皮、版式、套色、边框、字体、行距，等等，都美得了不得。尤其笺释，每一首的，与诗和图对称，也是遍全书，恰好两面，真是神乎技矣。说到此，想到全才的所谓全，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排行老九，读之外，兼写，兼编印出版，甚至兼包销若干，就会自信是全才了吧？我看，与钟叔河先生相比，绝大多数只是半瓶醋而已。
前面不只一次说到为人，该住笔了，想就钟叔河先生的为人，再说几句。我同他交往不算多，不敢说了解，只谈谈印象。印象是人有至性，对事严谨认真，对人宽厚恳挚。这样说，有来由，而且不只一个。其一，晤对，他的表现，用古语说是诚和敬，话都是发自心腹，有时甚至近于迂，使我想到已作古的废名先生。其二，他时间很紧，可是还是远到西郊，去看久病的张铁铮先生，说因为是有通信关系的朋友，在病中，就不能不去。其三，晤谈中，他说他截取了梁任公集的一副对联的上半，希望我写，装裱后挂在一幅画的两旁。我问什么语句，他说都出于宋词，上联是辛稼轩的“更能消几番风雨”，下联是姜白石的“最可惜一片江山”。我的体会，他不是为己身打算，有什么牢骚，而是有悲天悯人之怀，总想到大处。说到大，联想到我的小，是两年以前了，我忽然也想集联，从小圈子里，《古诗十九首》。驰骋地很小，居然也有成，是：“立身苦不早，为乐当及时。”古人志在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是至多走到一半就停住了。或者不止于量而兼算质，我之所求只是罗汉果，他则一贯修菩萨行。仍是大小之别，我是小乘，他是大乘，每念及此，不禁有高山仰止之叹。
（一九九四年第一期《读书》）
钟叔河小记
蒋子丹
听说钟叔河得了“韬奋奖”，还听说此奖为出版行业最高奖，并不在意外之列，以他在这方面的才干与成就，得上这样一个奖，大约是一点不过分的。作为《走向世界丛书》的主编，他在文化出版界的名气早已大到要让人开口便得称先生的地步了。不过我倒一直觉得，倘若一称先生，钟先生就该很威严很学术才对头，而钟叔河本人恰恰不是一个威严而学术的人。好几年前跟他做同事的时候，我们年轻编辑习惯于称他为“钟老前辈”，这称呼看似愈加严肃，其实当面叫起来颇有些嬉皮笑脸的意味，因为那时候他不过五十出头，与真正意义的老前辈还差着两个数量级。这样称呼的含义，其一是敬意，其二是随意，统而言之是随意表达敬意的一种方式。这跟钟叔河本人很是协调，他给人的印象常常也是随意地苦心经营，随意地精益求精，随意地锱铢必较，在故纸堆里寻寻觅觅的职业，一点也不妨碍他大食人间烟火，他可不是那种被书袋吊得两眼发直目不旁顾的苦吟式老先生。
依我之见，在许许多多学术行当中，搞历史是颇艰难的一行，除了屁股要很有坐功、性情要很具耐力，更要紧的是心灵须得有超乎常人的承受能力，你要目睹历史之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你要经历无数忠良的冤狱与奸佞的横行，还要时时慨叹人生的渺小与虚无，稍不小心，压垮你的先不是瀚如烟海的学问，而是对人类本身本性的怀疑与忧患。记者出身的钟叔河，怎么改入了这个带有几分残酷几分苦难的行当，他自己似有一解：
“我从小就没有叱咤风云的雄心，毋宁说我本来不过想靠小聪明混一口安静饭吃。读书时曾奉‘平生无大志，只求六十分’为座右铭，十七八岁起开始谈恋爱，很容易感伤，追求的都是长得不怎么漂亮却被我认为很聪明的女孩子。她们都取笑我，把我叫作‘罗亭’，意思是我谈恋爱是只谈不爱的。……完全是‘反右’运动逼着我读书思索的。当了‘右派’后在长沙市内干零工谋生，才认真读历史想历史。一九七〇年被判刑十年，又进一步给了我读书的动力和时间，使我在‘平反改正’之后能做一点点事。回想一生，自己也觉得好笑，说我‘搞学问’，其实我何尝有什么学问？”
钟叔河认为是坎坷的经历成全了他。这段从他信中摘出来的话，乍看起来似乎大有无可奈何之意，事实上仍是很自谦地自豪着，因为他于漫不经心之中就在一个自己无意经营的领域里出类拔萃了。人们常常对一些苦心孤诣方得出人头地的名士不甚佩服，这些话首先打消了这个令人忌讳的疑问，显出一种大家的潇洒。而且这段话还很容易让一个够不上同辈的对话者感动。大凡上了年纪又出了名的人，都爱在年轻人面前撑着一副架子说话，钟叔河起码不打算撑起来。钟老前辈常常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他的智慧或者说狡黠。
关于钟老前辈的经历我曾陆续听说过一些。
大约是一九八一年，湖南省出版局很有气魄地招来了一批平反改正重新归队的“右派”分子，钟叔河就在其中。他的办公室很快成为几个年轻编辑的饭堂，我们几乎同时发现以钟叔河的谈话佐餐，可以很有效地改善胃口。和所有有过曲折经历的人们一样，钟叔河也爱讲自己的苦难史。不同的是，他不爱将苦难再现为悲壮的正剧，即便是“文革”时期的监牢生活，经他的嘴说出，也会染上浅浅淡淡的家常色彩。他讲那些人的生或者死，如同一个家庭主妇讲她的鸡鸭发瘟了，有的死了有的活了，活的接着喂，死的挖个坑埋了完事。那时候，我很简单地把这种态度理解为曾经沧海之人劫后的漠然，倒是年长几岁之后，才渐渐看出这漠然深处隐含的大悲哀。那些故事，让时间的逝水淘洗，也渐渐显出它们的个性来了。
一九五七年，二十六岁的钟叔河被划成“右派”，清除出《湖南日报》社记者队伍（据说这家报社有百分之四十六的编辑记者被划为“右派”），一来二去混成了一名街办工厂描图员。可叹的是这份低就的差事他也没能混下去，“文革”中他“坚持反动思想，散布反动言论，攻击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为被究办，公安局的人有一天在绘图桌旁边给他戴上一副手铐，结果被判刑十年。
“判刑总得要‘材料’，我猜想它会出自于谁呢？”钟叔河说。
“猜到了？”
“当然。”钟叔河回想当年的感受时，眨着有点三角亦有点肉泡的眼睛，对自己的判断很满意的样子。
一九九三年，距离钟叔河被捕的日子已经二十三年的一天，我去拜访他的时候，钟叔河给我看了一封信。一个老年人用很耐看的笔迹及很亲切的口吻，在信中向钟叔河报告自己住院医病的见闻，包括其妻如何认为他装病云云，件件娓娓道来，挺有几分意思。“就是这位老兄扛不住，交代了他们需要的一些‘材料’。”没想到钟叔河这样介绍写信的老朋友。这不由得叫人吃惊。
“你完全原谅了他？还同他保持来往？”
“我原谅他是因为他并没有由于交出‘材料’得到什么好处，相反他受到的打击比我还要重。这叫我有点同情他。我认为他的坦白交代也并非出于牺牲别人保全自己之心，不过是性格软弱造成的。他胆子小，一问就什么都招了。我自己不是在肃反运动中也不负责任地伤到过朱正么。他一直很落魄，想自费出本旧体诗词，还得动心思拍卖旧时恋人赠送的一块手表。结果犹豫来犹豫去，书号涨价手表降价，书到底没出成。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对当年的行为他其实也很后悔，反正牢已经坐完了，怪罪他也没有什么意思。”而且正是这个人的行为与遭际让钟叔河对现实动了愤懑之情，同时产生出琢磨它琢磨历史的念头。
我无法凭经验想象，钟叔河是怎样与一个这样“伤到过”自己的人继续做朋友的。也许这在一个研究历史研究得颇为通透的人来说，只是一件随缘而造的事。
“我戴着手铐乖乖跟着他们走。在街上，我走得很慢，很想让个熟人看见我，也好给我家里报个信儿。结果没碰上。”就这么着钟叔河于一九七〇年被捕，手指上沾着墨水，胳膊上戴着袖套，关入长沙市左家塘看守所，直至一九七一年五月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十年，转送劳改队。
按照通常的惯例，我们在听一个历尽苦难的朋友述说他的过去时，需要抱一种深切的同情，并随时准备给予必要的安抚，但跟钟叔河谈话不需要如此。钟老前辈回忆看守所和劳改队的生活时，从来不曾凄凄惨惨，相反还有一点津津乐道。这似乎有些反常，也体现了他的与众不同。他大概很愿意让更多的人知道，那些让他刻骨铭心的记忆，也令所有的人不可思议的往事。
钟叔河所在的看守所没有专门的死牢，死刑犯和其他犯人混在一起，谁也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怎样的命运。他蹲过的两个号子都曾有犯人被拉出去枪毙，其中一个十六人的号子，有次一回就提出去七人。当时法律程序全乱了套，没有预审、终审、上诉、驳回等必要的手续，哪天看守人员打开监门，喊声“××，带上你的毛巾”，就算通知了××的死期已到，立即押赴刑场执行。毛巾的用场派在脖子上，以防游街示众的时候罪犯乱呼口号。次日有执刑任务的信号是监狱食堂半夜三更动刀动铲地造饭。一听到三更起炊，号子里就人人自危，钟叔河也不止一次在漆黑的夜里，听着食堂响成一片的刀铲之声，反省自己说过的每一句可能被揭发的话，掂量一下够不够判死刑。但事实上囚犯们的自我判断常常要出偏差。给钟叔河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一名“武斗英雄”，武斗中误伤人命，总觉得非要抵命不可，听到食堂动静往往反应强烈，动辄摔碎一个碗，用瓷片刮他的络腮胡子，刮得满脸血口子，再和同牢的人一一握手。他每次嘱咐钟叔河：你要是活着出去，写书别忘了写上我。可笑的是他的脸刮了好多次，总没喊他带上毛巾。倒是有个抢劫犯觉得自己没犯死罪，常常调侃别人，有天早上拎开门口的尿桶说，昨夜食堂里切萝卜，快别挡了×老倌（强奸知青犯）上路。正好此时牢门大开，需要带上毛巾上路的正是那家伙自己。
钟叔河说到这些的时候就会发笑：那时候是地地道道的听天由命，跟玩一样。一个从这样的环境中走出去的文化人，书读得更多更好，事想得更多更深是很自然的事情。
一年多看守所收审之后，钟叔河被送到劳改队去服刑。凭着有文化，他很快混到一个清闲的差事，抄抄写写，出出黑板报，也可以出去买买文具什么的，于是有了时间看些自己感兴趣的书。在劳改队里，使钟叔河十分难忘的是一个十二岁的少年犯，因书写反动标语被判刑十二年。钟叔河新来乍到，那孩子很为他被判十年而感到高兴，告诉他每年春节食堂里都有一样好东西吃，油条、包子或者别的，十年能吃到十样，是很走运的。孩子还对钟叔河说，他想求管教干部把他弟弟也弄进来吃饱饭，每年还可尝一样好东西，不知做不做得到。讲到这个孩子的故事，钟叔河仍然面带笑容，不过笑得有些不同。劳改队生活让钟叔河感触最深的就是人命薄如纸，一个孩子的青春，只与每年一尝的包子等价，而一个男人的生命就值一条短裤。有一回给犯人分发回收的旧军装，人人都领了长裤，唯有一人领到短裤，要求换一条不成，便在满屋子人说说笑笑的工夫，用裤带将自己悬挂在高低铺的杠子上。真是途穷志短。钟叔河说。
不管钟叔河自己是否也有穷途末路的感觉，反正他总算将十年刑服了九年。剩下的一年，让他领了一个“提前释放”的情，心下自是不太舒坦。为争取平反，他多次找法院、检察院，先是改判为“免予刑事处分”，意思是罪犯下了，被宽大处理而已，钟叔河更觉得冤。牢都快坐到头了，还称什么“免予刑事处分”？上告的结果，是将结论改为“虽然在‘文革’中说过错话，但不构成犯罪，予以释放”。钟叔河不依。接待他的人开导说，“哪个没说过错话呢？”钟反问说：“那你也说过？”那人说：“当然也说过。”钟说：“那你为什么不坐牢？”那人无言以对。结论第三次改为“经复查不属错案，撤销原判”。最后钟叔河一直告到中央组织部，才被“彻底平反”，按在街道工厂做工的月薪六十八元补发了九年工资。这段经历更让他领教了一个特殊历史时期里历史的荒谬，也更增加了他研读历史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