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起来也是可悲得很，正像周作人所说，在中国，“大家都做着人”——已经“做”了几千年，还要继续“做”下去，却“几乎都不知道自己是人”，不知道“人”是怎么一回事儿；直到接受了西方文化的启迪，经历了五四思想大解放运动，才经由周作人这一代先驱者的努力，达到了上述自觉认识；这实实在在是中国“人”的觉醒史、发展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破天荒的大事。因此，当周作人这一代人，从西方广泛引入现代人类学、民俗学、心理学（特别是性心理学）、神话学、童话学……像诉说“远亲的消息”一样热心地讲述“昆虫界”的“悲喜剧”（法布耳《昆虫记》），虔诚地用人类学“金枝的火光来照野蛮迷信的黑暗树林”（《金枝上的叶子》），严肃地讲着“性的法则”（《结婚的爱》），如痴如迷地赞赏着“小孩子的诳话”（《镜花缘》），耽读着《妖术史》《妖术地理》《僵尸》《人狼》（《妖术史》），从北京街头叫卖声中感受着“丰厚温润的空气”（《一岁货声》），从田夫野老谈神论鬼中体会着“鬼神生于人心”的哲理（《读〈鬼神论〉》）……仿佛是毫不经意地在那里说“闲话”，聊“闲天”，其实却是在静悄悄地进行着“人”的启蒙的思想建设大工程——大事业并不都是正儿八经、轰轰烈烈的。其实，他们反反复复讲的道理，也都平常得很，都是些大实话、普通常识。比如，“万物之灵的人的生活的基础依旧还是动物的”（《蠕范》），“凡是人欲，如不事疏通，而妄去阻塞，终于是不行的”（《读〈欲海回狂〉》），“对于神异故事的原始的要求，长在我们的血脉里”，“梦想是永远不死的。在恋爱中的青年与在黄昏下的老人都有他的梦想。……人之子有时或者要反叛她，但终究还回到她的怀中来”（《镜花缘》）之类。——真理总是平凡的，并不耸人听闻；自然，这里所说的也并非绝对真理，可能还会有更完整、更全面的论述。然而，只要回顾一下此后的半个世纪中，我们怎样由开始多少有点历史合理性的革命的“禁欲主义”，一直发展到把“苦”“穷”“死”神圣化的变相宗教狂；再看看直到今天，当年轻一代刚刚开始学会“热烈地寻求”“生之快乐”（《读〈纺轮的故事〉》），我们的一些年长者就以为发生了可怕的“叛逆”，而惶惶不可终日；还有那些到处可以看到的以“功利”的名义，以至“革命”的名义对于人（成年人与孩子）的“梦想”的扼杀……你不禁会想起鲁迅的那句名言：在中国，“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娜拉走后怎样》）而发出一声沉重的叹息：呵，在我们这里，接受、普及最普通的“常识”，也要付出血的代价——莫非真是因为中国人太多，生命太不值钱了么？
周作人在《知堂书话》里，经常用“常识”这个词；他大概是颇懂得这两个字在中国的份量的。他在《一蒉轩笔记·序》里，自己解释说：“常识，分开来说，不外人情与物理，前者可以说是健全的道德，后者是正确的智识，合起来就可以称之曰智慧”；他又进一步申说道：“道德上是人道，或为人的思想”，“智识上是唯理的思想”：他正是力图将人道主义的道德理想、情感与建筑在对“人”的自身科学认识基础上的知识、理性结合起来，达到“情”与“理”的调和。这种人道主义的理知精神是反映了自称“爱智者”的周作人的思想本质的，贯串于他的全部著作之中，自然，也就构成了《知堂书话》的内在思想线索。
三
在大革命失败以后，周作人发表了著名的《闭门读书论》；他读书的主要兴趣，又转到了中国传统的“杂学”上来。正像他自己概括的，它所关注的“杂学”包括“八大类”：“关于诗经论语疏注之类”，“小学书，即说文解字、尔雅、方言之类”，“文化史料类，非志书的地志，特别是关于岁时风土物产者”，“年谱、日记、游记、家训、尺牍类”，“博物书类”，“笔记类，范围甚广，子部杂家大部分在内”，“佛经之一部”，“乡贤著作”（《我的杂学》《知堂回想录》抄引）。这决不是“未接受西方文化之前的幼时读书趣味”的简单回复——周作人这一代既已经经过“五四”的洗礼，进入了“世界文化”的大系统，他们就绝不可能再原封不动地“回复”到封建文化封闭体系中去。从表面上看，周作人三十年代以后的《书话》，绝大部分都是以中国古代典籍为对象，但是，在其背后，却仍然存在着西方文化的参照体系，不仅隐隐地支配着周作人对中国古代典籍的选择，而且决定着他的评价的眼光：周作人是以前述在西方文化启迪下形成的“人道主义的理知精神”去重新审视、映照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一种名副其实的再度“别择”与“发现”。决定着周作人三四十年代读书趣味与眼光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这一时期周作人出于对时代大风暴的疑惧，自动地与历史发展运动“脱钩”，躲进了个人小天地；但他又不甘心于仅仅“咀嚼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鲁迅语），他仍然追求着一个广大的精神世界，向往着思想的自由驰骋，这确是周作人高于他的“过于珍惜他有限的‘哀愁’”，因而不免露出“有意低徊，顾影自怜之态”（鲁迅语）的弟子的地方，周作人仍然不失其“大家风度”。但他既不愿、也不敢如鲁迅那样驰骋于现实斗争的广阔天地，就只有像当年陶渊明那样，“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打破现在的界限而游心于千载”，以发现“可‘尚友’的古人”，借“遗烈”的英魂使自己“感发兴起”，读书的过程也是一个“物我的回响交流”的过程，一方面用自己的胸襟、眼光去“发现”古人，另一方面，又通过这种“发现”进一步肯定自己，扩大、丰富自己，建立起支撑自我的精神柱石（以上引文均见朱光潜三十年代所写《陶渊明》一文；朱先生笔下的陶渊明酷似于当时的周作人）。这样，三四十年代的周作人，不仅以一个接受了西方思潮影响的现代读书人的胸襟与眼光去读中国古书，更在其中贯注了“自己的胸襟气韵”（朱光潜语）。这种时代性与个性高度统一的读书趣味、胸襟、眼界，是表现了一种真正的成熟的；郁达夫说这一时期周作人的散文（当然包括《书话》）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这应该是一个重要方面。读周作人《书话》，就像是三人促膝对谈：古人（原作者），今人（读自己），以及知古通今、超越其上的周作人，彼此进行着心的交流，在周作人的不露痕迹的调拨之下，达到古与今、历史与现实的融合，最后“统一”到周作人“自己”那里去。周作人曾经在一篇题为《谈笔记》的文章里，谈到他选评旧书古人的标准是：“思想宽大，见识明达”，“趣味渊雅”，“懂得人情物理”。所谓“人情物理”即是上文所说的“人道主义的理知精神”，是五四时代精神的一种坚持；“思想宽大，见识明达”则显示了周作人思想“兼收并蓄”的中庸主义特色；“趣味渊雅”更明显地表现了周作人“温雅”的个性。由这样一个以人道主义为中心的，具有中庸色彩的，包含着士大夫、绅士趣味的思想体系出发，周作人对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的观察，就别具一种胸襟与眼光。例如，蔡元培在《中国伦理学史》中，曾以黄宗羲、戴震、俞正燮为清代思想家中三大人物，周作人则表示：“三贤我亦都敬重，若其次序，则我不能不先俞而后黄、戴矣”（《关于俞理初》）。周作人在收入《知堂书话》的《俞理初的诙谐》《俞理初的著书》中，都把俞正燮推之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前景位置，极力赞赏其“见识乃极明达”，“特别是能尊重人权，对两性问题常有超越前人的公论”（《俞理初的诙谐》）；显然，周作人是用西方人道主义思想“照亮”了俞正燮的特殊价值。对于清初思想家，人们历来推崇顾炎武，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称他为清初“从事于‘黎明运动’”的“第一人”；周作人读了他的笔记却因其追求“道统”，“缺少温柔敦厚或淡泊宁静之趣”而感到一种深刻的失望（《俞理初的诙谐》）。周作人说，对于顾炎武，“我总感到他的儒教徒气。我不菲薄别人做儒家或法家、道家，可是不可有宗教气而变成教徒。倘若此则只好实行作揖主义，敬鬼神而远之矣”（《谈笔记》）。因此，他宁愿给名声与影响都远不如顾炎武的刘继庄以更高评价，说他“思想明通，气象阔大处还非顾君所能企及”（《广阳杂记》）。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把刘继庄的“思想明通”与据他所说的“明季自李卓吾发难”的“思想解放”运动联系起来，认为刘继庄“本来也沿着这一条道路，却因为是学者或经世家的立场，所以更为精深”（《广阳杂记》），也就是说，周作人对“兼容并蓄”的“明通”的推崇，意在打破封建儒家的“道统”，是着眼于推动思想的解放的。在另一方面，又隐含着对于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思想、学术界日益强大的影响的疑惧与不满，同时又夹杂着对于马克思主义队伍中出现的教条主义倾向的正当的批判意识，这是一种颇为复杂的文化心理，需要作细致、小心的辨认与具体的分析。周作人正是怀着充满矛盾的心态，在漫长的中国思想史上发现与肯定了：春秋战国时代在法家与道家之间“弥缝”的“孔氏之儒”（《自己所能做的》）；东汉“疾虚妄”的王充（《读书的经验》）；魏晋南北朝时代“意诚而辞达”“纯任自然”的陶渊明（《陶集小记》），“思想比有些道学家还要宽大得多”的颜之推（《颜氏家训》）；明末清初“似乎很激烈”、其实“通达人情物理”、思想“和平公正”的李贽（《读〈初潭集〉》），“通二氏之学，思想通达”“可谓真雅”的傅青主（《关于家训》《读〈南阜山人诗集〉》）；以及“清朝后半的学者中”，“思想通达，又颇有风趣”的俞正燮，郝懿行，焦循（《焦里堂的笔记》），思想“清楚通达”，“大而入细，奇不乖纯”的蒋子潇（《蒋子潇〈游艺录〉》）等等。人们自然很容易注意到，周作人引为同道的思想家，无不生活在中国“王纲解纽”、思想相对解放的历史时代；而每一个思想家的面貌又经过周作人思想的过滤，而打上了周作人个人风貌的某些印记。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周作人及其同时代人与中国思想文化学术传统的历史联系，而且在历史的联系中，我们更具体地了解了周作人“其人”。如前文所说，周作人“喜尚友古人”（《读〈初潭集〉》），目的是达到对“自我”的肯定；然而，三四十年代周作人的“自我”，既已脱离时代主潮，进而站到了历史的对立面，他在与古人进行精神的对话，从旧书中寻求“心的故乡”（《老年的书》）时，就不能不有一种寂寞与悲凉之感。早在一九三七年五月，他就自问道：“读书而非求之于千年前的古典不可，岂不少少觉得寂寞么？”（《老年的书》）一九三九年七月，在《北风集》中他又说：“鄙人昔时曾恨不得遇身历乱离之人，听他讲过去的事，然而今日不敢请与相见也”。此时他已经接受了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备的伪职。正是这种于自由挥洒之中蕴含着的凄清的难言之“苦”，构成了周作人三四十年代所作《书话》的特殊情调。我们也由此“接近”了这个人；时代铸造了他，使他成为一个有着全新的胸襟与眼界，全新的知识结构的现代读书人；时代也因其背叛性行为而无情地惩罚了他，他终究成了历史的悲剧人物与丑角，他的知识越渊博，这种历史的悲剧性、喜剧性也越浓重。
（一九八七年第二期《读书》）
《风土丛书》
陈四益
大约是在一九八一年，钟叔河同志曾同我谈起，想编辑一套方物丛书，并已着手收集资料。不过，那时他正忙于《走向世界丛书》的编辑，这设想的实现，似还要俟以时日。
对他的这个计划，我以为是很有眼光的。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重义理而轻经济，是一种相当普遍的思想。影响所及，古书中许多有关民生经济、科学技术的书籍，已湮灭无闻，或有留存，亦属罕见之书，如方物一类书籍便是如此。近世学者，颇有注意于此者，但能够得以新版问世的仍属寥寥。如鲁迅先生，生平辑校古书成绩斐然。他所辑校的《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嵇康集》等，久已刊行，但如《南方草木状》《桂海虞衡志》等，却直到最近才看到准备刊行的消息。《桂海虞衡志》是宋代范成大于一一七五年由广南入蜀时所著，据见闻所及，对广西的岩洞、禽兽、虫鱼、花果、草木等等，作了分类记述，对研究广西的物产、风土等有很高的价值。《南方草木状》则是晋代嵇含所撰，记载了当时出产于我国广东、广西地区，以及在越南的植物，计草类、木类、果类、竹类共八十种，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植物学文献之一。这两部书，都是钟叔河当时计划收入方物丛书之中的。我国已经进入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地域广大，自然情况千差万别，各地经济的发展，都要依据于当地的资源、自然条件、技术以至生产习惯等实际情况加以研究。这类书籍的出版，就显得更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