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云岩河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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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1章 今日故乡行(2)

与村干部共进晚餐以后,还是在村长家的院子摆了4张大圆桌,我们要用高度“二锅头”答谢乡亲们。“当年,毛主席说了两句话,一句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另一句是‘农村的同志要欢迎他们去’。其实,第二句话做起来更不容易。当时西回村是两个队,一共接纳了12名知青,这是12张嘴呀,要来跟你们争吃的、争喝的!你们不但没有嫌弃我们,反而爱护有加,使我们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受到了特殊的锻炼,收获了特殊的财富,我的这杯感谢酒敬给西回所有父老乡亲!”我的话音刚落,其他桌的知青也纷纷起来敬酒。随后乡亲们也争先恐后地向知青敬酒,酒杯不够用,就互相“借”。桌子周围站满了助兴的“小字辈”。并不明亮的院子,却热闹非凡,充满了欢乐和喜悦。场面之热烈,效果之理想,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酒席持续了很久,乡亲们才渐渐离去。几名村干部又在学刚家的客厅向我们细说村里的情况。从生产到生活,从过去到未来,话题一个接着一个,好像总也说不完,一直聊到午夜时分。

那一夜我们都住在村长家里。行前,女生还有些发怵,生怕招虱子,后来才觉得这太可笑了。雪白的墙壁、精致的吊灯、漂亮的地板、干净的被褥,这里和星级酒店不相上下!

第二天一大早,中兴子提着一包东西来到我的房间。“听说你们要来,10天以前我专门从西安赶回来,现摘了这些花椒,已经晾干了,请你给知青们分了,只当是我的一点心意。”听着他的话,我除了连声感谢,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按照计划,上午是走访看望乡亲。还没吃早饭,就有许多乡亲来恭候了,原来他们早就跟村长挂了号。还是亥子拔得头筹,把我们第一个迎进他家。亥子父亲是当年的大队党支部书记,之后他也当了干部,看得出来,他在村里很有威望。我们一进屋,亥子的婆姨就从大柴锅里端出热腾腾的馍馍、油糕、蒸肉……亥子举着一瓶西凤酒,非让我们坐下吃饭。盛情之下,我们每人掰了一小块馍馍放到嘴里,才算圆满脱身。在云子家坐的时间最长,我们饶有兴趣地听他介绍如何把三个儿子供到了大学,并且在深圳、西安找到称心的工作,自己又在如何经营效益不菲的果园,大家感慨万分、赞叹不已。

我想,这两代人都很伟大!老子创业有功,儿子前途无限,这何尝不是亿万新型农民和农村小康社会的缩影。走进会子家,一股喜气扑面而来。他儿子刚刚结婚,新房里的西式沙发、平板电视、洗衣机、电冰箱……看得我们眼花缭乱。在这里,城乡差别真的是无影无踪了。王新民家是为数不多的“留守户”。他家是全村唯一的富农,因为他干活还算卖力,人也热情,即便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他也没有受到太大冲击,生活比别人殷实。他住的老宅子,地上垒了三孔石窑,对面是一间大瓦房,上面有精致的砖雕和木雕,透着昔日的阔气。可是里面却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完全可以用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形容。据说是因为儿子游手好闲,把家都败光了。如今王新民成了村里的困难户,这真是世态炎凉,富不出三代呀!

老队长的新房就建在果园旁边,我们索性钻进他家的果园边赏景边聊天。

“这里有多少果树?效益好吗?”我指着一片果树问。

“我和儿子总共有20多亩果园,分了3片,这是当年按照人口分的。我们的苹果糖分高、口感好,虽然没有洛川的名气大,可是懂行的客商都抢着买我们的,所以价格一直不错。弄好了,一亩能赚上万块钱。”

“果树管理起来难吗?”我接着问。

“果树栽培很有学问,我们这些祖祖辈辈的庄稼汉开始一窍不通,镇上每年都组织技术培训,加上自己多年摸索,管理已经不成问题了。现在家家都有拖拉机,浇水、喷药、运输全靠机械。这几年最让我们头痛的是,苹果套袋的时候请不到雇工。雇工都是从关中地区招来的,过去管吃管住,套一个袋给一毛钱,人上赶着来,现在给两毛钱都没人干。”老队长面带愁容地说。

“过去陕北穷得叮当响,关中富得流油,关中人瞧不起陕北人,现在关中人居然到陕北来打工挣钱。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咱们这叫‘改革开放30年,陕北关中大调个儿’。”我拍着老队长的肩膀,用惊讶和开心的口吻侃侃而谈。

“等会儿去你家!一定来,一定来……”一路上,不停地与等候我们的乡亲打招呼。遗憾的是,村长设计的路线还没走完就快中午了。我们走访的十五六个家庭,家家都有一段讲不完、听不够的故事,家家都要和我们拍一张珍贵的纪念照,家家都让我们带上红枣、苹果……陕北老区人民的忠厚质朴深深打动了我。我想,当年也许正是因为有这样好的老百姓,党中央才在陕北待了13年,成功领导了抗日战争并拉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

午饭后,乡亲们陆续来到村长家跟我们告别。我们把一面赠送给西回村委会的锦旗递到村长手中,上面绣着12个大字:“难忘插队岁月未了西回乡情”。锦旗高高地挂在墙上,我们与它拍下了故乡行的最后一张合影。为了制作这面锦旗我倾注了不少心血,看到这个精彩的压轴节目,心里美滋滋的。

大家三五成群地在话别,院子笼罩着难舍难分的气息。

“我大概再也见不到你们了。”老队长的话有些伤感,但也许是实话,因为村里上70岁的人确实很少了,跟他一茬的很多都去世了。

我搀着老队长对大家说:“我们都硬硬朗朗地活着,多享受好生活。大伙儿让我们常回家看看,我说得改一个字,把‘常’字改成‘再’字,常回来做不到,但是一定再回来。下次我们要开车来,把你们送的苹果都拉回北京,另外还要多住几天,把各家的饭都尝个遍!”一阵笑声打断了我的话。

县政协的汽车来接我们了。和昨天一样,村口又站满了乡亲。但是今天似乎少了那股兴奋劲儿,大家的笑容里掩盖着伤心和遗憾。乡亲们把我的手握了一遍又握一遍,“再回来呀!”的话说了一遍又说一遍……我们好半天才钻进汽车。我不住地向窗外挥手,极力控制着眼眶里的泪水和哽噎的表情,依依不舍地望着远去的乡亲们。

看着那漫山遍野的植被、丰收在望的果园、迎面开来的汽车拖拉机、远处的高压线、井架……啊,变化太大了!然而更让我震撼和欣慰的是一种“不变化”,那就是乡亲们对党、对共和国的感恩之心和热爱之心没有丝毫变化!这次回来经常听到乡亲们说:“咱种地不交钱,国家还给钱;延安的财政好,咱看病能报销80%;每人都上了养老保险,贫困户也像城里人一样拿到了最低生活费。现在的生活可美了,真是做梦都想不到!”乡亲们的话朴实无华、毫不做作,没有半句牢骚和怨言,更不骂共产党。中国有这样一大批明事理、懂感恩、有正能量的基本群众,何愁不稳如泰山!何愁不日益强大!

从到达延安到离开西回的28个小时,好像转瞬即逝的一场梦,梦中的一切让我兴奋、自豪。我在想,梦回故乡固然美好,但毕竟微不足道,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该是何等壮丽辉煌,国人又该为此作何等努力呀!

(作者系北京市人大附中高六八级毕业生,曾在陕西省宜川县云岩公社西回大队一队插队,退休前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工作。)

塬上的苹果

方为

骄阳似火的8月,我们几个北京知青相约一同回到了当年插队的陕北宜川县西回村。这是一个黄土高原上的村庄,这里给我和我的同学们留下了青春的永恒记忆。

远远地,隐约看到村口有一大片人群,是老乡在等我们!望着那些既有些熟悉又有些生疏的脸颊,我的眼眶发热,喉咙发紧……43年了,又回到了这片熟悉的土地。我们中有的同学曾不止一次地回来过,而我则是第一次回来,来插队的时候我才刚过完16岁生日,现在已经是快60岁的人了。

乡亲们把我们围在中间,拉着手辨认着,问询着,婆姨们站在稍远的地方抿着嘴笑。相互仔细辨认着,原来村里的壮小伙都变成了老头儿,我们的老队长头发全白了,个子感觉也变矮了……问候声欢笑声一阵阵涌来,忽然一个老乡拉住我的手问:“你那腿还疼不?好了么?”我的泪水顿时不听话的淌了一脸,多么淳朴可爱的乡亲啊,竟然还记着当年那个梳两个小辫子的北方为(1972年摄于延安)

京女孩患有关节炎!“不疼了,我的腿好了,好了!”其实,我的关节炎是在插队时听了老乡的土方治好的。是啊,当年听老乡的话,天天睡热炕,棉裤穿到5月份,场上晒麦子时中午坐场上用麦粒盖住腿晒太阳,头上顶个大叶子……就这样不到两年时间,腿竟然不疼了,黄土高原真的治好了我的关节炎。

我们在村里住了一夜,待了两天,大家欣喜地看到当年那个贫瘠的小村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水上了塬,柏油路直通到村口,土窑变成了一排排整齐的砖窑,还有不少家盖起了漂亮的大瓦房,许多家里有了农用车、摩托车、面包车。原来的满目黄土如今变成了遍山绿色。退耕还林,一人三亩苹果地,使得乡亲们的收入大幅度提高。最让我们欣慰的是,老乡们对县政府、镇政府的医疗、养老保险等各项政策的认可和满意。

8月,树上的苹果还是绿的,我们竞相在苹果园拍照。老乡们都怪我们来早了,说要是晚来一个月,就可以吃到红红的苹果了。是啊,在阳光下,我仿佛看到不久的将来,红彤彤、沉甸甸的苹果挂满枝头,塬上的苹果一定又香又甜。我们的第二故乡——西回村也会像这塬上的苹果,不断地成长,成熟。祝福她越来越美!

(作者系北京市人大附中初六八级毕业生,曾在陕西省宜川县云岩公社西回大队一队插队,退休前在北京工商大学工作。)

云岩河,我们来过

邴之雪

陕西省宜川县云岩镇东庄(现在查地图叫北东庄),是黄土高原上只有40余户人家的小村落,我们曾经在这里插队。当年,人大附中来的都分在云岩公社,东庄的9名知青同校不同班,在这里一起干农活,一锅搅马勺。那一切仿佛就在昨天,40多年了,我对东庄的思念没有断过,后来又去过别的地方,但只有这里,让我从心里把它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没有之一),令人魂牵梦绕。2013年5月,我和一块儿插队的颜贻芬随曾在云岩插队的北京知青一行18人,回到了这日思夜想的地方。在云岩镇的欢迎会上,有乡亲说:“云岩北京并不遥远,北京学生,云岩乡亲永远挂念着你们。”现在回忆起这句话,都感动得要流泪。

1969年1月,我们两万多名北京学生经过几天的辗转,来到陕北插队,开始了影响一生的磨砺。先是火车,是专列,在北京站,每天都有专列往广阔天地送知识青年。站台大喇叭高分贝播放着革命歌曲,车上全是孩子,站台上是送别的亲人和还没走的同学,就像电影里看到过的,跟志愿军赴朝鲜战场乘专列出发的场面差不多,有些悲壮,让人感到自己处在时代的浪潮中。

悲壮中又掺杂着悲情,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每个人都有一肚子不能与人说的心事。我走的时候父亲还在隔离审查,没能去送,再往后十几年,不论是在农村还是招工到了三线工厂,每回探亲走时,父亲都拿着大包小包亲自送上火车,哪怕七十了,不让去不行,直到我调回北京。现在想着都心酸,唉,朱自清的《背影》啊,我太有感受了。坐了一天火车,转乘汽车,也是只有在电影里见过的,那种运兵的卡车,没有座位,就那么席地挤着坐的。车一辆接着一辆,有70多辆,在蜿蜒的山路上前行,让人联想到抗战时期知识青年赴延安的画面。卡车走了两天,都是土路,有帆布篷也难以阻挡卷起来的黄尘卷进车厢,到目的地时大家都像土猴似的。

离别的伤情和对未来的憧憬在疲劳面前都沉默了,到云岩公社后大家话都不多,等候安排,名单是在学校就拟好了的,各村按名单领人。云岩就像个集散地,大部队在这里分成一小股一小股的,很快就四散消失在村路上了。

那时知青每人都有一个大木箱子,我们村九个大箱子由队里派来的架子车拉着,我们则跟在领我们的贫协主席身后,向要落户的东庄迈步出发了。

那贫协主席一身黑,土布染的,棉袄腰上拴一根绳,棉裤脚也用绳扎着,头戴一顶黑瓜皮帽,他不太善言传,两手抄在背后,插在袖笼里闷头往前走,那大厚棉鞋踢在土路上冒出一股股的烟。这景象、这瓜皮帽给我印象极深,受“半夜鸡叫”的影响,我有些质疑这个贫协主席的身份,我一直以为只有地主周扒皮那样的才戴瓜皮帽呢,后来才知道戴瓜皮帽的人在陕北很普遍,不分贫富的。当然也知道了棉袄用绳扎着,是因为空壳儿穿棉袄会钻风,不论老少全是穿自家织的土布,冬天穿黑色的,夏天穿白色的,家家妇女都会纺线线织布布,他们的生活习惯还停留在红军在的时候。女人不会织毛衣,那是男人的活儿,自家纺的本色粗羊毛,织出来纯粹是个欧洲风,我们邻居一个喂驴的老汉,还会织元宝针呢,让我们很惊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