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云岩河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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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 回望插队岁月(43)

对这种亲情,我在村里时和刚刚离开的那几年,都还体会不深。我到运输公司后,从1973年起就能单独开车了,由于有便利条件,经常可以回村,有时即使时间紧,也能把车停在路边,和在川道里干活的乡亲们聊一阵再走,所以,那时感觉自己好像没有离开石家河,没有离开乡亲们。直到1979年我调回了北京,才有了这方面的体会。如今,40多年过去了,与乡亲们的这种亲情,不仅没有因时间的推移被冲淡,反而变得越来越亲切,越来越浓重,也越来越让人难以割舍。后来我又五次回石家河,每次回村,都有一种回家的亲切感,每次都觉得时间不够,石家河的乡亲们已经成了伴随我一生的亲人。

我的乡亲们都是普通的农民,然而他们并不“普通”。他们都是些怎样的人?他们的昨天和今天又是怎样的?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石家河,走近我的乡亲们。

老支书

老支书,邓德胜,祖籍山西吉县。1949年土改时的党员。从合作化开始,他先后担任初级社社长、高级社社长,成立人民公社后,就一直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我们去的那年,老支书已经是近60岁的人了。外面的人叫他老邓,村里人叫他焕子大,老支书是我们知青对他的尊称。老支书全脱产,主要精力在大队的工作上,常常代表大队去参加公社、县上的各种会议,回来传达布置,然后就是跑各村督促检查。他也参与石家河队委会工作,实际上,村里的大小事,也都要他点头认可才行,老支书在村里更像是一个大家长。

那时,老支书给我的感觉是,他有点保守,做工作四平八稳,缺少魄力,他处事“圆滑”,遇到矛盾,也一般都是调和、抹稀泥。我记得,队长大把队里的驴拦死了,为了弥补队上的损失,也为了警示别人,我提出让队长大赔钱,老支书反对。他说,以前也有类似事发生,都没赔,这次如果要赔,之前的都翻起旧账,村里还不乱了。我争了半天,也没用。最后,也就是在开会时批评了队长大几句了事。当时,我认为老支书在这件事上没有坚持原则。另外,老支书在贯彻上级指示、执行政策时,有时也会有所“保留”。比如,为了能多打出我们几个知青的口粮,队长领着我们偷开小片荒,实际是得到他的默许的。还有,每年在确定交公粮的指标时,之前都会有一次测产。为了能多留一些口粮,队上往往都会找各种理由尽量压低产量。我当时不能理解,认为怎么能哄骗国家,应该据实报。但每次生产队还都是在老支书的默许下按压低的测产数上报。现在想想,正是由于老支书的“圆滑”和有所“保留”,才使乡亲们少受了折腾,少吃了苦。老支书当了那么多年的农村基层干部,他很清楚哪些事应该认真、可以认真,哪些事又是不能太认真的。老支书是个忠厚长者,待人宽容、厚道,不过生起气来也会发脾气,只是他发脾气,一般也就是厉声呵斥几句、训几句罢了。我也不止一次挨过他训。我对老支书是尊重的,但也是多有“冒犯”,曾多次公开顶撞过他。我那时年轻气盛,把敢于犯上当成优点,认为那是直率,是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老支书1973年因年龄及身体原因卸任。1992年去世,终年80岁。焕子妈2008年去世,终年90岁。

焕子

焕子,本来名字叫邓焕清,后来他自己把名字改成了邓玉亭,取亭亭玉立之意。其实他不是老支书的亲生。在有了大女儿之后,一连三个娃都没能活下来,老支书着急了,决定抱养一个男娃,这个抱来的男娃就是焕子。焕子的到来,先是给老支书又“唤”来一个女儿,接着,还真是给老支书“唤”

来了三个儿子。焕子说,他大他妈对他很好,视同亲生,供他读完了初中。

焕子很喜欢看书,这就使他的眼界开阔了,心里的想法也多了,他的心早已飞出石家河这个小山沟沟了。他与其他农村青年有很大的不同,是属于农村中少有的,有思想且有一定深度的人。正因为这一点,他后来遭受的痛苦也注定会比别人深,比别人多。虽然,他不是村里学历最高的人,却是村里最有“文化”的人。焕子比我大5岁,我们到村里后,由于年龄相近,文化程度也差不多,彼此都愿意接近对方,我们通过焕子了解村里的人和事,焕子通过我们了解外面的世界。所以,我们和焕子很快就成了好朋友。一开始,他来找我们还是以借书为借口,后来就是有事没事都往我们知青窑里跑,和我们整天摽在一起。到了该回家吃饭、睡觉的时候,往往都要等到他婆姨来叫,他才肯走。有时甚至喊都喊不走,晚上不回家,睡在我们窑里也是经常的事。后来发现,我和焕子还真的有很多共同点,不仅对村里人和事的看法相同,对如何搞好生产队的想法相同,就连缺点、毛病都差不多。我们都有点眼高手低;还有,那时候,我的情绪起伏很大,顺利时,兴高采烈,信心百倍,稍遇挫折,情绪马上一落千丈。焕子也是一样,曾因一件什么事闹情绪,一赌气跑到修战备公路的工地干了几个月才回来。

焕子的婆姨叫杨秀珍,小名转子,娘家在新市河长命村。焕子有一儿两女,他给儿子起的名字:小名学子,大名邓东哲。从中不难看出焕子在儿子身上寄托了多大的期望。可是,学子性格内向,太过老实,反倒是二女儿梅荣更泼辣能干。

焕子后来当过大队会计,公社撤销后,焕子曾连任了四届村委会主任,一连干了12年,还曾被选为县人大代表。因为长期担任村干部,难免得罪人。在一次程序上并不完全合规的换届选举中,他的村委会主任就落选了。这件事对焕子的打击很大,焕子承认他在工作中有不当之处,但坚持自己问心无愧。焕子对上寺小学翻建工程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付出了很多心血。工程由于资金短缺,曾陷入困境,是他调动所有关系,想尽各种办法四处挪借(这件事后来成为部分村委会委员对他提出责难的主要问题)。

最终,上寺小学建成,而他当晚就住在落成不久的上寺小学。第二天清晨,七八十个学生娃一本正经出早操的情景,至今印象深刻。学校办得还是像模像样的。在当年的这些娃娃中,这些年,陆续有十几个人考上了大学。无论如何,焕子是为村里做了一件大好事。可惜,后来政策变了,上寺小学被撤并了。在此之前,焕子还领着乡亲们干了一件大事,就是把石家河村迁到了紧靠云岩河川道的沟口。石家河村原来是在后沟里,离云岩河川道有二里路,整个村子坐落在一条石砭上。后来,受自然条件的限制,实在是找不到能打窑洞的地方,加上交通不便,消息闭塞,焕子和乡亲们就有了把村子迁到川道去的想法。迁村的报告报上去了,一直没有批下来。焕子实在等不及了,决定先斩后奏,经全村讨论,一致同意:一边催报告,一边动迁。于是,从1987年开始,谁家建成,谁家搬出。直到1999年最后一户从旧村搬入新村,历时12年,终于完成了全村大迁移。直到这时,迁村的批复也没下来。不过,经过焕子的多方努力,有关方面最终还是从法律上认可了这次迁移。石家河迁新村,与后来由政府主导的“新农村”建设,基本精神应该是吻合的,但是,石家河新村不仅没让国家投入一分钱,还提前了十几年。乡亲们迁入新村,改善的不仅是居住条件和生活环境,其意义是深远的。

焕子的村委会主任当不成了,但他还是石家河村的村长,村里的事还得他来管。村里的自来水工程、上山的生产路,都是他主持完成的,筹集资金,联系施工机械,都是他自己跑。现在的村干部很不好干,有时,焕子也很无奈。生产路是修通了,但因为是土路,一下大雨,就被冲的不成样子。焕子张罗了几年,想挖排水沟,铺上沙石,可从外面找资金谈何容易,要村里人分摊又总是说不下样,至今修不成。自来水通了,可水费常常收不上来,水又不能停,有时,还要焕子自己先把钱垫上。

焕子不是个只顾自己的人。长期担任村干部,肯定要占去他的很多精力,焕子也不会把心思全都放在个人发家致富上。这些年,焕子栽烤烟,养牛,种植苹果,还开过石料场,也出外打过工,收入也还算不错,却从未大富过。

2008年,焕子已上初中的大外孙得了白血病。为了治好这个娃的病,全家人四处求医找药,上延安,跑西安,前前后后花费了十几万,最终也没能治好外孙的病。外孙没保住,焕子刚刚好起来的生活,又变得很艰难了,至今也没缓过劲儿来。而他现在的身体已经不可能再出什么大力了。焕子从小身体就不壮实,近两年,他的身体更是每况愈下,动不动就心慌,今年以来,就住了几次院。家里的活儿只能大多交给儿子去干。这两次回村,我总感觉焕子的心情不太好,可他自己不承认,平时打电话问他,他总是说自己好着啦。

其实,焕子的身体状况与心情有很大关系。我很为焕子担心。

焕子在村里也算是“干部子弟”,又当了那么多年的村干部,按理早应该在党了,可却一直不是。2009年回村时,有同学问他怎么没有入党?他的回答是:他们有的还不如老百姓,我不佩服他们。当下,很多人入党不是为了给百姓做事,而是为谋私,焕子对此很不以为然。也许,多年前落选那件事还在影响着他,但凭着对焕子的了解,我更相信,他是在坚守自己做人的原则。焕子是一个至今仍然生活在中国社会最底层的普通农民,但却是一个能挺直腰杆站立着的农民。正像他给自己改的名字一样。

爱珍妈和老王

爱珍妈叫邓玉兰,是老支书的大女儿,她性格开朗泼辣,为人也大度。爱珍妈很能干,家里家外干啥事都是利利索索的。不论什么时候到她家,窑里从来都是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下地干活,也是样样活儿都能拿得起来。

当年她是妇女队长,村里妇女们干活,都是她领着。村里人互相之间闹点意见,或谁家有了家庭矛盾,也常是她出面调解,村里的婆姨们也都服她。

老王叫王元成,那时老支书家里缺劳力,几个儿子都还小,就招了老王做上门女婿。老王没什么文化,也不是能说会道的人。可他脾气好,热心,办事稳重。生产队的,还有大队的一些对外联络的事,都是派老王去跑。

1970年,为了增加大队的经济收入,在谷堆坪开办了油坊,老王被抽调到油坊当厂长。老王对我们知青很好,我们刚去时,很多事情都不会做,那段时间,老王是来我们知青窑最勤的人,看到我们缺什么,就从自己家里给我们拿来了;看到我们有什么事情不会做,或是没做好,常常是不等我们开口,他就主动帮我们做了。一次,我们知青进山打柴,家里没有留人,那天,半路上遇到了麻烦,回来很晚。当我们筋疲力尽地回到家时,却看见老王已经做好了饭,在等着我们呢。原来老王从油坊回来,见我们的窑还黑着灯,窑门锁着,知道我们打柴还没有回来,就卸下了门板,进去把饭做好。老王对我们知青的爱护和照顾,就是现在想起来也都让人非常感动。我和老王的关系本来一直很好,老王去大队油坊前,在村里任政治队长,我们很谈得来。

从一开始我就坚决反对老王去油坊,老王去了以后,我还不死心,一直力劝老王回村,还找大队,找驻队干部,要求把老王调回村。老王自己愿意回来,也答应我努力争取回来,却一直也回不来,我就怪他态度不坚决,为此,我跟老王闹起了别扭。这个别扭一直闹到老王突发心脏病去世。其实,到后来我已经意识到是我的不对,老王是党员,怎么能不服从组织安排呢。我这个别扭闹的是毫无道理,也想找机会与老王和好。可是晚了,老王的突然去世,使我失去了弥补自己过错的机会。直到现在,我都能清楚地记得,在面对老王遗体时我的复杂的心理:有悲痛,有惋惜,更有深深的自责、内疚和悔恨。

在石家河,我最对不起的人就是老王。这件事一直是深藏在我心中的隐痛。

每次想起老王,我都会心痛不已。

老王去世后,除了按照传统习俗办理丧事外,还记得,曾在他家的窑畔上,为老王召开了有全村人参加的追悼会,追悼会由队长陈清元主持,大队也派人参加。那天几乎所有参加会的人都发了言,充分肯定了老王的行事和为人,驻队干部老贺也在发言中给了老王很高的评价。这是我们在村里举行的唯一一次追悼会。

老王是1971年去世的,去世时年仅36岁。他给爱珍妈留下了两儿两女,那年大女儿爱珍才13岁,最小的爱玲还不到两岁。印象中,爱珍妈和老王在村里是“模范”夫妻,没有见他们吵过架,当然他们是妇唱夫随了。很遗憾老王生前没有留下照片。好在长大了的平子极像老王,无论是长像,还是脾气秉性,尤其是那张1999年的照片,那年,平子应该也是36岁,正是老王去世时的年纪。看到平子就像是看到了当年的老王。爱珍妈今年已经74岁了,看上去,她的身体还算硬朗。可是,实际上,她得了颈椎病,经常头晕,一晕起来就天旋地转的。现在爱珍妈还是整天闲不住,每天除了料理家务,还要帮几个儿子干活。我们回村的那天,她正在帮平子:平子要在自家院里盖间小平房,爱珍妈在给他当小工。几个儿子对她都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