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云岩河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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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 回望插队岁月(40)

离别的时候到了,他们要留我住下来,我太想住住窑洞了,那个坍塌的窑洞是我原来的老家,至今还保留着呢。但行程日期太紧了,只得走了。再见了,延安革命老区的父老乡亲们,有机会我会再来的,这是我亲切的第二故乡。

我们恋恋不舍地一起来到了村头,在“史村”这个古老的黑色石碑前大家合影留念,每个人脸上刻满了沧桑,每个人脸上都有一副真诚质朴的笑容。

告别了众乡亲后,我驱车下了山,走川路很快来到了当年的云岩公社,这时已是下午1点50分了。细细的云岩河水还在哗哗地流淌着,河上新架设了桥梁。当年河床上没有任何桥,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遇到雨季的时候,数日河水暴涨,那只有望水兴叹了。我马上拍下河上大桥的,当年如果有照片,如今对照一下该多有意义啊。云岩街里我此行没有去成,现在想起来有点遗憾。当年,那是我们唯一可以赶集的地方和人多聚集热闹的场所,以及在街里买点解馋的饭菜和食品的地方,这在当时也算是一种奢侈和享受了。

车一路北上,下午3点整来到了金盆湾,这里有一片水系很大的湖泊,我马上停住了车。我那年在延安,工作后出差曾来过这里,当时住在湖畔,还下到湖里横渡过呢,这次来留下了湖水荡漾的景色照片。

下午4点10分终于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首先进入了市区的南关。战火纷飞的年代,毛主席曾在延安待了13个春秋,“文化大革命”年代,我在延安待了6个年头。我知道父亲于1940年在延安加入的中国共产党,母亲1938年在延安加入共产党,后来随中央转战到西柏坡后到达北京。入夜,我独自在延安的街头漫步,延安的东关、南关和北关我都走遍了。我在延安小旅馆住了一宿,早6点20分给车加满了油后,迎着朝霞来到了延安火车站,好宏伟的建筑啊,下回坐火车来感受一下。当年是周总理指示:延安的火车一定要早日修通。

小汽车从延安上高速走洛川到铜川经西安下午2点30分来到了华山脚下。要了几盘炒菜,好好吃了一顿午饭,然后住下了,好好休息一下准备第二天爬山。又是迎着漆黑的天空,早上5点10分出了旅馆,40分钟后开始正式攀登华山,上午8点20分顺利登到华山的北峰。坐高空缆车下山后,上午9点40分到了旅馆结账。10点钟驱车上了高速,经陕西潼关到河南三门峡,经过郑州,晚上8点50分住在了河北省石家庄市。今儿是朝霞万丈的天气,早上5点40分向北京进发,到徐水服务区后,休息和洗车一个小时。上午10点25分一路平安回到了北京的家。

2008年12月6日和2009年7月16日我经过和本单位及宜川等单位多方联系协调,捐献给宜川县成套电脑60余台,同时还捐了笔记本电脑、复印机、电视机、摄像机、照相机、投影仪等数台,分两批运到宜川县。其中一次是我单位专程派车运送的,同时还和单位同仁一起,参观和考察了宜川县中学初中部和高中部,参观了通过捐助当地中学专门建立的计算机房,供广大学生使用与学习。我为此还写了一篇捐助感言信。在我的有生之年,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工作。为了我们的下一代,关心和鼓励他们,贡献我们的一片爱心。在回忆文章结束之际,我愿弹奏一曲《北京颂歌》,它代表了我们当年所有北京知青的心声。歌词是这样的:灿烂的朝霞,升起在金色的北京,庄严的乐曲,报道着祖国的黎明。啊!北京啊北京!祖国的心脏,团结的象征,人民的骄傲,胜利的保证。各族人民把你赞颂,你是我们心中一颗明亮的星。北京啊北京,我们的红心和你一起跳动,我们的热血和你一起沸腾,你迈开巨人的步伐,带领我们奔向美好的前程。

(后记)

《我的十八岁》回忆文章写完了,它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尊重所有的情节。文章刻意不使用华丽的词汇和语气,多余的情节和过程不赘述连篇。注重抓重点和启迪,找寻闪光点。如果没有实质的可读性,也无须花很多时间去诉说。诚然,每个人都有吃苦受累的经历,都有值得怀念和追述的经历,但还是有精华在里面。

(作者系北京市马甸中学初六八级毕业生,曾在陕西省宜川县云岩公社红旗大队插队,退休前在北京师范大学工作。)

谷堆坪轶事

于大华

1969年1月12日我和人大附中的12名男生离开北京,前往陕西省宜川县云岩公社的谷堆坪大队插队落户,在谷堆坪又和我校的14位女生以及外校的两位同学一起组成了谷堆坪大队北京知青集体。我在谷堆坪插队三年,1971年底到宜川县广播站(后改为宜川县广播电视局)工作,一直到1987年1月17日,接到中国兽药监察所的调令回京,在宜川整整生活了18年。

在宜川生活的日子虽然比较艰苦,现在看来甚至是不可思议,但是却为我的人生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我能够比较从容地面对以后遇到的各种环境。所以40多年过去了,那时的一些趣闻轶事,仍然难以忘怀。

一、谷堆坪大队概况

宜川的农村分为塬上和川道,塬上就是典型的黄土高原,有大片平整的土地,一般都有几十亩,大的也有上百亩的,但是因为是高原没有水,常年的水土流失,导致土地都比较瘠薄,农民基本是广种薄收,靠天吃饭。但是那些年,基本环境破坏得没有现在严重,大都可以有相当的收成,虽然做不到“耕三余一”,口粮当年接上麦收还是大部分塬上村的实情。个别村如果遇到严重的自然灾害,比如旱灾或雹灾,那日子就不好过了。

塬上村子一般都是“窑科”:就是选择一块地势好的地方,挖一个十几丈长的大坑,在大坑的壁上打窑洞或开门,再修条路和村子其他住户连起来。

富裕一点的人家也有在平地上盖房或箍砖窑、石窑的。塬上村子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水,人们吃水都要赶着毛驴下到沟里去驮,一般都有数华里远,来回就得十几里,还有更远的,一头毛驴驮两个木桶,也就是不到200斤。所以塬上人都起得很早,每天干活以前,得走十几里路,把今天喝的水驮回来。

塬上人用水非常金贵,洗脸水一定要留着,不能随便倒掉。洗衣服一般用涝池里的水。涝池也是塬上村子的一大特点,就是在全村水路交汇的地点挖一个大坑,把雨水集中起来,好像一个小湖。

塬上村一般都比较大,有上百户人家,一个村可以分成几个生产队。东西流向的云岩河把塬分成了北塬和南塬,北塬比较有名的村是:太头、皮头、孙家坡、纳衣、永宁、堡(音pu)定(音tie)、西回、二里半;南塬比较有名的村是:史村、高楼、高堡(音pu)、雪白、云许、君子、洛东、南海等。

川道的村子又分为大川和小沟,大川一般是沿着有名字的河流和公路形成一个个自然村,小沟实际上就是一些小河沟和小路进去的个别村庄,川道村的特点是没有大片平整的土地,河道两侧的川地,大的有十来亩,小的只有一两亩,甚至于几分地,但是川地相对肥沃,有些小面积的还可以浇水。

川道村除了少量的川地,就是大片的坡地,坡地一般都在十亩以上,坡度小一点的可以用牛来耕种,坡度太大的就只能由人用镢头一镢一镢地掏,掏地是个劳动量很大的活儿,生产队长带着一队人马,每人一行一镢一镢地横着走,走到头,队长越过掏开的土地再带着大家往回走,干完掏地的活儿,只想躺在炕上,连饭都不想吃了。

但是川道村不用驮水,所以川道村的知青可以听到生产队长呐喊:“走咧!”的时候再起床,只要你动作快,保证能赶上上工的队伍。

云岩公社有四个川道大队,一个是下川的八零大队,再一个是上川的谷堆坪大队,第三个是中间夹着的云岩大队,第四个是紧挨着云岩大队下川的呼家河大队。八零大队也叫八十亩滩,和新市河公社交界。从八十亩滩的名字就知道,这个大队有八十亩河滩地,这可是了不起的好宝贝,逐渐叫得简今日谷堆坪村风貌

化了就变成八零,好像也带有一点文气,就被大家默认了。云岩大队是公社和镇的所在地,川道很宽,大概是全公社农业条件和生活条件最好的大队。

谷堆坪大队以谷堆坪村的一个像谷堆的小山而得名,当年在云岩公社也是个条件比较好的川道队,虽然人均粮食产量没有一些塬上的大队高,但是因为离公社近,交通方便,又有水,有副业,所以收入相对要好一些。谷堆坪村的老户姓呼,所以谷堆坪村有个雅号叫“呼半川”,相传早年间云岩河发了一次特大的洪水,沿河的土地、村庄都淹没了,呼家的先人们离开窑洞来到谷堆状的小山上,躲过了一难。洪水过后就留下了“呼半川”的雅号。

谷堆坪大队一共由6个自然村组成,南起云岩街(公社所在地),北面和延安县交界,全长10华里。沿川道而上,过120华里,就是举世闻名的南泥湾。这6个村子由下而上依次是:沟口、步儿湾、谷堆坪、石家河、泥湾、善马桥。其中石家河村当年不在大川道上,在谷堆坪过后的一条小沟里,现在村子迁到了大川。我那时在离云岩街3华里的步儿湾村,步儿湾村一共六个知青,女生是:范愉、张惠、张阿妹(都是初六八级的,当时应该不超过16岁);男生是:毛晓矛、孟进平和我(都是高六八级的,接近20岁)。

谷堆坪大队的其他5个村子的知青是:沟口村(沟口村由沟口和下寺组成,知青住在下寺)女生是:任亚丽、崔秀琴、闫玮;男生是:王星华。谷堆坪村女生是:曹先谊、黄建平;男生是:陈超、冯源、王士平、张纯珠。石家河村女生是:张琳、张立新、史丰年;男生是:张初愚、沈平、莫修。泥湾村女生是:李建初、殷丽丽;男生是:任少春、廖依江、梁和平。善马桥村只有3个女生:孔宁、刘丽、杨世荣。

全大队共29名知青,其中任亚丽是北医附中的,王星华是马甸中学的,其他都是人大附中的;女生除任亚丽是高六八级,其他都是初六八级的。男生中我们12个人在学校是一个群众组织的,又是在学校联系好一起到延安插队的,所以从一开始就比较抱团,原来想分在一个村子里,可是公社不同意,非要把我们分开,和公社争论了半天,还是被分到了4个自然村。

二、至今搞不懂的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当年被称为三大革命实践,是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主要内容。来到农村,每天参加生产队的打窑、打柴、送粪、耕地、铡草等劳动,自然参加了生产斗争。然而,我们既然是来参加革命,就不能只是干活吃饭,三大革命实践的第一项就是阶级斗争,自然是不容忽视的。

阶级斗争的理论基础就是毛泽东着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进村后我们就按照这个理论基础对村里的阶级状况进行了分析:步儿湾村有两户富农、两户上中农、两户中农、六户贫农,是个小村。两户富农是兄弟俩,据说土改时他们家的地还没有那两户上中农多,因为家里没有劳动力,有雇工剥削,才定的富农。这两户富农自然是我们注意的对象,始终和他们保持着距离。但是,富农兄弟中的弟弟——兰长禄又是大队会计、共产党员,在村里做事公道,劳动尽力,关心集体,还有很多别人干不了的事他都能干。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疑惑,虽然我们当时有疑惑,但是从来没有怀疑过伟大理论的正确性。

有一户贫农,据说以前是这条川里土地比较多的大户,可是因为抽大烟,土改前地刚卖完,村里人把这家的老头叫“烟鬼儿”,这家人虽然是贫农,但是自私,爱占小便宜,因为成分好,在村里比较横,挑肥拣瘦,队长要叫他干点什么事,不知要说多少好话。

贫农中还有两户外来户就是老王兄弟:哥哥在解放前当过保丁,我们称为“伪保丁”,可是他和村里的老乡关系都不错,因为村里的一些“外事活动”都要靠他,他总能比较完美地处理好各种事宜。我们有时向队里提及“伪保丁”的问题,但是队长却说:“那还不是和现在的干部一样(当地的农民把挣工资的人都称为干部),就是在各村收点粮嘛!”弟弟是个复员军人,在村里最能说,大家都叫他“pia子”,据说当过大队的贫协主席,民兵连长,“文革”中不可一世,可是娶了沟口村大富农的女儿,就不当干部了,“王pia子”

和我们什么话都说,说他给张达志当过警卫员,可是我们都不相信,“王pia子”有时很积极,也舍得为集体出力,但是就是谁也不服,特别是队长,在他眼里,所有人都很自私,所以情绪时好时坏,和我们也是时冷时热。

刘队长可以说是个佃农,因为他在土改以前一点土地都没有,全靠租种别人的地为生。后来大队成立党支部,他就成了大队的副支书。我们访贫问苦和他谈得最多,但是总是糊里糊涂,解放前他租种太头村一家人100多堆土地(堆是陕北农民的土地面积单位,大约相当于公制的6分地,起源于土地送粪的粪堆,因为地多人少,广种薄收,大概6分地上一堆粪,于是,人们在算土地面积时,就数地上的粪堆)每年可收10来石麦子(石是农民计算粮食的容积单位,1石等于10斗,粮食不同,每石的重量也不同,一般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