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商业化的报道中，女性不被看成一个包含智力、勇气等品质的完成的个体，其欣赏性的高低决定了这个女性的价值。我们来看一幅关于刀具的广告，广告中占据醒目位置的是一位穿礼服的女性后背，一把刀划开了她的裙装后背部分。表达的意义：一、这把刀很锋利；二、这把刀从女性后背划开她的裙子十分容易，撕开女性的衣服，或者用刀划开女性的衣服，表现了男性对女性的暴力统治；三强调女性身体的可看性。另例，一个“少女鼠标”的出现，引起人们的关注。鼠标设计成女性身体的一部分，这种设计思路把女性身体看成一种玩物，一种用具，表现出对女性身体的不尊重和随意处置的性别歧视。
这里的观看包括传统上对女性被观看的价值体现了男性的窥视欲。例如，秀色可餐一词也强调了这层意义。电视节目中涉及的美女秀，超级女声，白领丽人，美女作家，各类小姐……都在反复固定对女性的刻板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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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世界需要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妇女和儿童的权益
JaneO"Brien报道：2007年1月29日，美国纽约，2006年自然灾害和人为灾难继续在全世界使儿童的正常生活受到影响。毁坏性的洪灾肆虐地扫过非洲之角；冲突继续在达尔富尔和其他地区进行着；极端贫穷已在像海地这样的国家形成了很大威胁。
诸如此类的紧急情况，已严重影响了妇女和儿童的正常生活。对妇女的歧视使儿童们变得更脆弱无助。
今天发布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007年人道主义行动报告中提到，处理两性不平等问题对在危机时期挽救儿童的生命是至关重要的。
将危机转变为机会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能够在紧急情况下做许多事，”图勒先生说，“在儿童方面最容易做的事乃是重启教育，并确保女童与男童一样都能回到教育系统里来。就拿达尔富尔的例子说，由于采取了紧急行动，学校里的儿童比任何时候都多，重返达尔富尔学校的女童也比任何时候都多。”
“尽管这样的紧急情况令人恐惧，”他继续说道，“但也为我们提供了难以置信的时机来开始增加援助，向着争取妇女和儿童权利的方向开始迈进。在处理保健和营养方面的问题时也是同样的。”
新的报告呼吁捐款6.35亿美元以此确保对全球33个出现紧急情况的国家中妇女和儿童的保护。处于紧急情况下的妇女如果不受到保护和赋予权利，我们难以在2015年之前达到公平和两性平等的千年发展目标。
救助弱势人群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一直都在紧急情况下开展工作，不管是自然还是人为造成的紧急情况。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原先称作“联合国儿童紧急救济基金会”，当时创立该组织的目的是为生活在遭受第二次世界大战严重破坏的世界儿童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从那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基本使命并没有变。尽管紧急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其影响也比以往更具破坏性，但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始终致力于为受灾难影响的儿童提供挽救生命方面的援助，并在任何情况下保护他们的权利，不管有多么困难。在健康和营养、饮水和环境卫生、保护、教育以及艾滋病方面，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对紧急情况中儿童的。
公共领域中的香港女性
一出香港电视连续剧中曾有这样两个角色，一个是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无才无能但心地善良，饱受利用但不以为诈，因此无论在家中还是在街坊面前都广受欢迎；另一位是家庭主妇的姐姐，享有盛誉的大提琴家，事事自我保护讲究原则，但缺乏人情味，因此在众人中备获尊敬但不受欢迎。剧情发展到后来突然峰回路转，揭露了一个天大的秘密，原来优雅高傲的姐姐也是个“平凡女人”，为了掩饰自己云英未嫁的难堪，要拉个中学教书的妹夫来冒充牛津大学的教授男友。哈，原来成功女性也还是有个致命伤！
据说，香港女性是大中华地区地位最高的一群。女性在政、商、官中高居要职的比例常常被人津津乐道，而她们在镜头前的侃侃而谈也往往令人们啧啧称奇。但是，一部电视剧却无形中为这一切美丽的传说落下一个败笔，原来，在广大的香港市民眼里，事业成功的女性，乃必然与家庭生活失败联系在一起；她们进入社会公共领域所获得的荣耀，必然要以她们在私人领域的痛苦作代价，这，似乎就是港人对成功女性的真实诠释。
仔细想想，这部电视剧恐怕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折射出21世纪香港性别文化的一个侧面。事实上，自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以来，现代社会理论将社会看成是由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与私人领域（private sphere）组成的两分世界。私人领域指的是由封闭的和排他性的亲密关系、不能普遍化（non‐universalizable）的个人情感所维系的家庭；而公共领域则由普世价值和平等关系，例如公民权利、公平竞争、法律平等等价值建构起来的政治、经济、公共管理范畴。在这个“公共——私人”二元化的世界里，男人主导公共领域，而女人则“主导”私人领域（这里，之所以打上引号，是因为在女性主义看来，所谓私人领域，其实依然像公共领域一样，乃充满了权力、剥削、暴力，女性依然是被压迫者）。这当然也符合中国人说的“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智慧。
放在“手袋党”在高级官僚中崛起，伶牙俐齿的民主女斗士在选举中凯旋的香港现实背景下审视，上述电视剧的出现或许投射出香港社会潜意识中对女性走出传统领域，进入新兴的公共领域所萌生的某种不安。当然，香港作为移民城市，传统观念早已剥落，女性也从来没有真正幸免过经济劳作的重担，但是，如此大量的女高官和女性议会成员（现在再加上女部长）的涌现堪称史无前例。面对这个转变，人们似乎必须表露她们失败的一面，暴露她们的心理缺失，才能平息大家心中的焦虑，才能消解她们崛起对我们的常态社会（或读作“男性主导的社会”）所带来的威胁。
前保安局长叶刘淑仪在短短的一年内东山再起。过去被人垢病的强悍、霸道摇身一变成了备受称赞的讲原则、“站得稳”，其民意支持度也扶摇直上。据主人公自己剖析，那关键的转折点，来自她接收媒体访问，真情表露她那些艰难岁月的一霎那。如果事情真的如此，那么，为什么女主人的苦难特别能唤起同情和好感？个中原因恐怕不在于“苦难”特别能开脱“强硬”，而是家境的苦难特别符合大家心目中的女性形象，令我们觉得她也是一介女人，遭受着平常女人都遭受的委屈。于是公共职务中因彪悍而带来的反感被私人生活中困苦遭遇所引起的同情所颠覆。
假如香港社会对女性崛起真有些感到什么不安的话，那其实是大可不必的。无论是“手袋党”还是“民主女斗士”，政界、商界、官界中响当当的巾帼英雄们大概从来没有把她们自己和姐妹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辨认。我们经常从媒体的报道中看到，她们在从政、为官、经商的道路上大抵都经历许多坷坎，可以写出许多可歌可泣的个人奋斗故事。但是，坷坎、奋斗并不一定令这些巾帼英雄们感受到性别议题，萌生改革公共领域的意识。相反，极度个人化的成就感和策略需要很可能使她们疏离性别这样具争议性的议题，令她们在成为公共领袖之后，很少愿意集合力量，将关怀、和谐、责任等私人领域中的另类价值观带入公共领域，冲击权力、金钱、竞争等阳刚价值。在这一点上，我们有时看到，女性甚至比男性更为强调其所属机构（institution）的身份，更为维护建制的道德标准和行为模式。我们不是看到某些女高官比她们的男性同僚更“企硬”；立法会的个别女议员，在经历了选举的洗礼之后，性情大变，行动起来比她们的男同僚更为阳刚吗？
叶刘淑仪的经验说明，水能载船，也可覆舟。传统意识如果利用得当，便可以加强竞争力，巩固其公共领域的地位和权力。这样，我们可以制造更多的巾帼英雄，而丝毫不触动男权社会的价值、建构和行为模式。等着瞧，大提琴家不久就会向妹妹承认，回到社会认可的规范才是真正通向“幸福”之路。
附件3
《中国新闻周刊》调查：“表姐”中介——一起介绍贿赂案调查（摘录）因为性，浙江女人赵丽娟和三位政法官员关系非同一般。因为关系非同一般，赵丽娟成为他人向三位官员行贿的中间人。这种腐败中介人物的加入，使官员腐败有了新的掩体，为中国反腐败增加了难度。
这里是浙江省兰溪市公安局看守所第五预审室，陈设简陋：室内仅有一张审讯桌，两条靠背椅，一个供犯罪嫌疑人坐的固定矮凳。唯一奢侈的是墙上8个特别显眼的黑漆大字：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就在这个只有10多平方米的预审室内，《中国新闻周刊》和“表姐”赵丽娟面对面。“表姐”说：“这是我第一次接受新闻媒体采访，我以后也不会再接受采访。”
在长达两个小时的采访中，赵丽娟毫无保留地袒露了一个“腐败托儿”的内心世界。“表姐”说，希望通过《中国新闻周刊》的采访，让更多的人知道“介绍贿赂”也是犯罪。4月17日，赵丽娟已经成为一名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半的罪人。罪名是：介绍贿赂。
“就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等待总是漫长的，即便是只有20分钟。在没有见到赵丽娟之前，“放倒三位政法干部”、“很厉害”、“很注意形象”等各种各样关于“表姐”的风闻，出自浙江各色人等之口，不绝于耳。
“被放倒”的三位政法干部分别是：原义乌市公安局局长柳至多；原金华县公安局局长、金华海关走私犯罪侦察支局副局长王建政；原义乌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原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业对。
赵丽娟一直拒绝媒体的采访，由此而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对于这个女人容貌的猜测。在浙江，在杭州，在金华，很多人认为赵丽娟“肯定风姿绰约，容貌美丽”。原因很简单，在审理她的案件期间，媒体大肆渲染她和这三位政法干部都有过“不正当关系”或者“性关系”。
去年5月17日，浙江金华一次“扫黑”，把“表姐”赵丽娟扫出台面。
但11个月的看守所生活，显然没有让她脸色憔悴、萎靡不振。警方人士说，赵丽娟很注意形象，连上法庭出席庭审还要化妆。这些话，现在已经得到印证。
“现在，新闻界对我的案子非常关注，评论也很多。电视也好，报纸也好，方方面面都把我说成是一个放荡的女人、一个很坏的女人。所以，我对新闻界比较反感，到目前为止正式接受记者采访是第一次。”
“为什么我的案子会引起这么多新闻媒体关注，会有那么高的曝光率？就因为我是一个女人。别人会说什么？会说这个女人厉害，把那么多干部拉下马，是好的讲法；坏的讲法就是这个女人害人，喏，这么多领导都被她害了。其实，不能这样讲，我也感到很冤。”
“表姐”摊摊手，开始为自己辩护。
“怎么能说他们是栽在我手上。”
两个公安局长和一个检察长都说自己就是栽在你手上的。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告诉她这样的事实。“表姐”立刻反驳，不知不觉间提高了嗓门：“柳至多、王建政、陈业对三人的下台，不能因为他们交往的是一个女人，就把责任全部推到我身上，说成是受女色、金钱的诱惑。”
“他们都是公安局长、检察长，都是政法干部，知道自己受贿是犯罪行为，应该主动拒绝，作为朋友也应该劝我不要介绍贿赂。他们知法犯法，又没有阻止别人犯法，怎么能完全归咎于我个人。”“表姐”侃侃而谈，双手叠放在左腿上，很淑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