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这种正确的舆论氛围是营造良好的社会文明建设氛围所必需的。关注弱势群体，是人文主义精神的体现，也是社会全面发展理念的要求。
对“弱势群体”自身而言，积极的舆论氛围能为他们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有利的环境条件，还能进一步帮助他们建立信心，激励他们自我奋斗。
信息社会由于传播方式、媒介、传播速度、传播交互性的新进展，使得社会成员之间更加容易沟通、交流，信息也更容易得到迅速传播、蔓延。另一方面“弱势群体”的权益表达在更多元、更快捷的同时，也潜在着被误导、被涂改、被煽动的更大的危险性。而正确的舆论氛围可以帮助“弱势群体”更自由而轻松地表达自己的意愿，从而谋求更好的发展。
对主流（强势）群体而言，积极的舆论氛围可以帮助他们正确认识弱势群体，并获得心理需求的满足。正如《全球伦理普世宣言》所强调的人类和谐的黄金规则那样：我们想要别人怎样对待我们，就该怎样对待别人。正如人类不可避免要追求越来越多的知识或真理，同样地他们也追求获得他们认为对自我是好的（即他们所爱的）东西。通常，这自我被扩展到包括自己的家庭，然后是朋友。它需要继续其自然的扩展，而达于社区、民族、世界、宇宙，以及整个实在的源泉和目标。
这种人类之爱必须开始于自爱，因为只有人爱自己时，他才能爱自己的“邻人”；但是，既然只有通过人类之间的相互性，一个人才具有人性，那么，爱别人也就完成了一个人自己的人性，而且爱别人也就是本真的自爱之最伟大的行动了。
“黄金规则”还有一个含义是：那些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人，应该得到有能力者的保护。
（2）重复和强调弱势群体真实的形象。大众传媒如果利用其影响力、感染力和说服力，准确地反映弱势群体的生活状态、奋斗历程和前进方向，可以帮助主流群体建立起对他们的正确认识，进而促进群体间的和谐共处。
例如，“世界艾滋病日”的口号，经由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使人们不仅逐渐消除对艾滋病的恐慌，改变对这些人群的歧视，而且给予他们各种力所能及的帮助。“世界艾滋病日”的目的有四个方面：第一，让人们都知道艾滋病在全球范围内是能够加以控制和预防的；第二，让大家都知道，防止艾滋病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第三，通过艾滋病日的宣传，唤起人们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同情和理解，因为他们的身心已饱受疾病的折磨，况且有一些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可能是被动的、无辜的；第四，是希望大家支持各自国家制定的防治艾滋病的规划，以唤起全球人民共同行动起来支持这方面的工作。达到这四个方面的目的，有赖于大众传播媒介的积极配合。
温家宝、吴仪看望艾滋病患者
在我国，对于艾滋病的认识经历了由讳莫如深、歧视、恐慌到关爱的过程。第一位接受媒体采访并且同意将采访录像公开播出的艾滋病患者（小路，已经去世）的故事，由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节目播出，以及其他媒介关于艾滋病患者情况的报道，给予艾滋病患者以基本关怀与支持，使歧视明显减少，人们对艾滋病这个群体的认识逐渐发生了变化。
2.社会心理基础应该是保护多元文化
大众传媒的社会责任还突出地表现在保护多元群体方面。美国“报刊自由委员会”在其《自由而负责的报刊》一书中，对报刊提出五项具体要求，其中一项就是报刊应准确表现“社会各成员集团的典型形象”。大众传媒应公平对待每一个社会阶层，让每一个阶层都能有自由发展的空间，主要是表达的空间，并在此基础上促进各个阶层间的了解，实现和谐共处的目标。换句话说，大众传媒保护多元文化，尊重不同群体的文化诉求，实际上也就是文化多元化的体现。大众传播媒介作为公共交流的平台，以倾听并反映不同群体的声音——意见为目的，实现这个目标的行为过程对于建构、保护多元文化的社会心理有积极意义。
保护多元群体，关爱弱势群体，从心理学上讲是社会各成员普遍的心理需求。目前，人们的价值观呈现多元化趋势，人们特别希望能看到弘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体现爱心和亲情的文章和电视节目。“弱势群体”是社会各群体中的一部分，并且是更需要关注的一部分，帮助弱势群体是一个很好的切入口，能有效满足受众的这种需求。大众传媒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体现了一种关爱、互助的社会价值。
3.大众传播媒介与公共利益的诉求
正确对待“弱势群体”不仅对社会、对大众有着重要的意义，对媒介自身而言也是十分必要的。这种必要性可以从大众传媒自身的特性和发展两方面来理解。
大众传播媒介关心和支持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使他们进入公众的视野，得到正确的理解和认识，获得帮助和同情。比起人际传播的“点对点”式，大众传媒“点对面”式传播具有信息多、内容广，传播迅速、及时，覆盖范围广阔，影响力强等特点。这些特性决定了大众传媒在传播上的强势地位，对社会舆论能起到更广泛、持久的影响。“弱势群体”形象的塑造、宣传必须借助这样的舆论力量才能更加有效。因此，大众传播媒介具有的力量对于塑造“弱势群体”形象，营造有利于“弱势群体”生存的舆论空间是必不可少的。让人们能接触到弱势群体生活的核心真相，帮助和鼓励人们逐渐建立起对这个群体的尊重与理解，体现了媒体作为“公共传递者”的社会责任感。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大众传媒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已经从单纯的内容竞争、资源竞争、受众群竞争转变为媒体形象的综合竞争。
关爱弱势群体首先为大众传播获得公信力和美誉度，其次为媒介引得更多的受众，使他们成为积极的媒介接触者。这是媒体工作者自我职业幸福感指数的来由之一，是树立媒体新形象的有效途径之一。它有助于提升媒介公共价值（公民信息），建立媒介与弱势群体的关系，体现大众传播媒介的公正、公信、公平的价值追求。
例如，媒体曾经为农民工“追讨欠薪”的系列报道，引起社会的关注，促使企业及时兑现农民工的工资。这些栏目的开设不但帮助了“弱势群体”，而且为栏目所在的传媒赢得了良好的声誉，赢得了公众的信任和支持，赢得了一批忠诚的受众群体，从而为媒体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环境。
弱势群体是大众传播媒介影响力扩大的不可忽视的因子。虽然弱势群体大部分是由低收入者、生活水平低下的人构成，在政治方面参与机会少，影响力低，但是弱势群体人数不少，他们对于媒介的依赖大于其他群体。追求传播范围和广泛影响力的大众传播媒介在传播策略方面需要重视这个群体。
弱势群体等非主流群体的生存体验作为一种类型，对于其他群体而言是间接经验，使他们丰富阅历和理解力。
弱势群体不是固定不变的，他们中的许多人经过努力不断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改变自己的生存条件，进入强势群体。
关心弱势群体不只是政府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更是社会强势群体的责任。只有高度关心弱势群体，才会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促进社会不断进步。一个真正公正的社会是所有人都受益的社会。在这种意义上，媒介的意见引导力可以提高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心度。例如，媒体在2008年度感动中国人物的评选中讲述浙江德清一位“卖炭”老人为四川捐款的故事，感动了许多读者（参阅附件5）。
五、大众传媒关注“弱势群体”的实践
大众传媒对“弱势群体”的报道在手法、报道角度、侧重内容等方面各有不同。媒介关于弱势群体的报道主要有三类：
一是报道“弱势群体”生存状况、奋斗故事等。
二是报道“弱势群体”面临的生存困境：在突然降临的灾害面前维持基本生活的困顿；生病需要较大数额的治疗费用等个体事件。第二类报道的目的是吸引善款和其他直接救助，帮助遇到困难的人渡过难关。
三是类型报道传递和强化对弱势群体的偏见。将弱势群体（农民工为例）与社会治安、交通秩序、卫生状况等不良现实联系起来。
这三类报道起到的作用是：
1.媒体帮助人们了解弱势群体
我授课时收到一位学生提交的课程作业，作业使用了这样的标题：“媒体告诉你：原来社会上有这么多不幸的人”，这篇文章肯定了媒介在关注弱势群体方面所能够起到的积极作用：张雪平，一个在富阳街头靠修自行车养家糊口的残疾人，他的摊位被当地城建部门以招投标的方式拍卖，落入他人之手。张雪平愤而起诉富阳市建设局，要讨回修车摊位。2003年3月14日，富阳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建设局胜诉。张雪平不服，欲提起上诉。4月8日，新华社对此事件进行了报道，称此案为“饭碗官司”。张雪平几年前在一次事故中落下三等残废。2000年，他又因故下岗。他说自己下岗后每月领220元的救济金，领了一年半时间，爱人是合同工，每月才五六百元的工资。女儿正在读高中，仅学费每年就要3200元。失去修车摊位使一家三口再次面临生存危机（详见2003年4月9日《青年时报》6版全杭州·社会）。在同一版块中还有一则《寂寞老人夜半拍门呼救社区干部居民软语安慰》的报道。可想而知，如果没有我们的媒体（当然不仅仅指报纸）对这些需要别人帮助的弱势者的报道，我们之中又会有几个人会知道原来富阳有一个丢了饭碗的张雪平，杭州市东坡社区有一位夜半呼救的寂寞老人而我们整个社会中丢了饭碗的又岂止张雪平一个，夜半喊救命的老人又岂止仅仅出现在杭州！
李杰、电子商务（经济）0201、2003.5.11
显然，媒体关于张雪平生存困境的报道激发了学生的同情心，使他们对弱势群体有了更多的感性认知，培植起一种亲民的思维。例如，关于艾滋病人、同性恋的采访报道；关于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还有为了树立榜样、激励信心的报道，农民工见义勇为事迹的报道等，都可以起到类似的作用。
2.媒体关于弱势群体报道的偏差
大众传播媒介关于弱势群体的报道也容易出现不平等的心态，以救世主的态度居高临下地描述弱势群体，甚至片面强调弱势群体的窘况和非典型形象。例如，犯罪事件报道，常常强调犯罪嫌疑人的身份，把强势群体的价值观强加于弱势群体等，传播弱势群体的片面信息，强化对弱势群体的偏见。
以“农民工”这个中国特有的弱势群体为例。虽然农民工在城市的人数不断增加，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已经离不开这个群体，他们在人数和工作性质两个方面都是城市社会不可或缺的部分了。但是，他们始终被当做城市中特殊的一个组成群体，受到城市居民一定程度上的关注，这种关注实质上并非某种积极意义上的关注，而是防备性的关注。在城市中，农民工生活总体上处于低下的社会地位。他们文化程度普遍低于城市居民，做的往往是社会中又苦又累、又脏又险的工作。社会对于工作等级的偏见标签（以收入高低、权力大小、地位尊贱为标准的工作等级观念）极容易贴在农民工的身上。虽然这种偏见不是媒体独自产生，它是社会偏见的一种传播，但是这种报道方式成为一种惯性，传播的结果势必强化偏见。当这种偏见形成一种社会认同后，对于弱势群体而言，其面对的压力会越来越大。
（1）居高临下，扮演施舍同情角色
媒体关于弱势群体的报道以强势的优越感俯视“弱势”，把关注和帮助当成是一种施舍，甚至有所要求，没有真正地尊重弱势群体。如郑州某报有篇文章题为《下岗职工，你到底要“啥岗”？（主）下岗工不屑干农民们争着干》，文章说，郑州市某区招聘环卫工人，月薪300元。为了解决下岗职工再就业问题，专门为下岗职工留了几十个名额，但下岗职工应聘者寥寥无几，而农民们都争着要干。当时该区的一位副区长怒斥下岗职工：“你到底要什么岗？
你还是有钱花，有饭吃。”这家报纸照抄这位副区长的话，把它做成消息的标题，批评下岗职工择业观念有问题。
这其实是不符合下岗职工的实际情况的。月薪300元很难在郑州这样一个大城市维持一家老小的生计。媒体的评论和副区长的斥责把下岗工人当做一个抚恤群体，认为下岗工人生活标准维持“吃饱饭”的水平不错了，不应该有更多的要求。
（2）用歧视性的语言和猎奇的眼光描写弱势群体形象
例如，用“驼背独眼老汉”、“瞎子”等词语称呼身体有残疾的人。在观察事件的角度上缺乏基本的人文关怀和同情。1997年11月23日，四川姑娘唐胜利因不愿做三陪小姐而跳楼逃跑，结果摔伤致残。不少媒体在报道中强调的不是她维护人格与尊严的可贵，而是侧重于表现唐胜利宁死维护自己贞洁，并在文章中不适当地将女人贞洁渲染为高于生命的东西。
（3）只在年终关怀，缺乏终年关怀
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怀见诸报端的多是在年终，因为中国春节的习俗有探望父母送孝敬之礼、买新衣服、准备丰盛的过年食品等活动，年终关怀成了一种礼节行为，更多的是成为行政机构的一种姿态——施舍姿态，领导成为关怀的施动者，强调领导的善行，被关怀者处在感恩戴德的位置，突出领导高高在上的地位，并非从制度上体现平等、公正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