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时（西历八世纪），韩愈始不满意于六朝骈丽的文章，而以周季汉初论辩记事文为模范，创所谓“起八代之衰”的文章，那时候与他同调的有柳宗元等。愈又作《原道》，推本孔孟，反对佛、老二氏，有“人其人，火其庐，焚其书”的提议，乃与李斯、董仲舒相等。又补作文王拘幽操，至有“臣罪当诛，天王圣明”等语，以提倡君权的绝对。李翱等推波助澜，渐引起宋明理学的运动。但宋明理学，又并不似韩愈所期待的，彼等表面虽亦排斥佛、老，而里面却愿兼采佛、老二氏的长处；如《河图》、《洛书》、《太极图》等，本诸道教；天理、人欲、明善、复初等等，本诸佛教。
在陆王一派，偏于“尊德性”，固然不讳谈禅，阳明且有格竹病七日的笑话，与科学背驰，固无足异；程朱一派，力避近禅，然阳儒阴禅的地方很多。朱熹释格物为即物穷理，且说：“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似稍近于现代科学家之归纳法，然以不从实验上着手，所以也不能产生科学。那时程颐以“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斥再醮妇，蹂躏女权，正与韩愈的“臣罪当诛”相等，误会三纲的旧说，破坏“五伦”的本义。不幸此等谬说适投明清两朝君主之所好，一方面以利用科举为诱惑，一方面以文字狱为鞭策，思想言论的自由，全被剥夺。
明清之间，惟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有《原君》、《原臣》等篇；戴震《原义》，力辟以理责人的罪恶；俞正燮于《癸巳类稿》、《存稿》中有反对尊男卑女的文辞，远之合于诸子的哲学，近之合于西方的哲学，然皆如昙花一现，无人注意。
直到清季，与西洋各国接触，经过好几次的战败，始则感武器的不如人，后来看到政治上了，后来看到教育上、学术上都觉得不如人了，于是有维新派，以政治上及文化上之革新为号召，康有为、谭嗣同是其中最着名的。
康氏有《大同书》，本《礼运》的大同义而附以近代人文主义的新义；谭氏有《仁学》，本佛教平等观而冲决一切的网罗，在当时确为佼佼者。然终以迁就时人思想的缘故，戴着尊孔保皇的假面，而结果仍归于失败。
嗣后又经庚子极端顽固派的一试，而孙中山先生领导之同盟会，渐搏得多数信任，于是有辛亥革命，实行“恢复中华，建立民国”的宣言。当时思想言论的自由，几达极点，保皇尊孔的旧习，似有扫除的希望。但又经袁世凯与其所卵翼的军阀之摧残，虽洪宪帝制，不能实现，而北洋军阀承袭他压制自由思想的淫威，方兴未艾。在此暴力压迫之下，自由思想的勃兴，仍不可遏抑，代表他的是陈独秀的《新青年》。
《新青年》于民国四年创刊，他的《敬告青年》，特陈六义：一、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到民国八年，有《新青年宣言》，有云：“我们相信，世界各国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因袭的旧观念中，有许多阻碍进化而不合情理的部分。我们想求社会进化，不得不打破‘天经地义’、‘自古如斯’的成见，决计一面抛弃此等旧观念，一面综合前代贤哲、当代贤哲和我们自己所想的，创造政治上、道德上、经济上的新观念，树立新时代的精神，适应新社会的环境。我们理想的新时代新社会是诚实的、进步的、积极的、自由的、平等的、创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爱互助的、劳动而愉快的、全社会幸福的。
希望那虚伪的、保守的、消极的、束缚的、阶级的、因袭的、丑的、恶的、战争的、轧轹不安的、懒惰而烦闷的、少数幸福的现象，渐渐减少，至于消灭。”又有《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有云：“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他的主张民治主义和科学精神，固然前后如一，而“破坏旧文学的罪案”与“反对旧文学”的声明，均于八年始见，这是因为在《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起于五年。五年十月胡适来书，称：“吾以为今日而言文学改良，须从八事入手。
八事者何？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话。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由是陈独秀于六年二月发表《文学革命论》，有云：“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我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日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这是那时候由思想革命而进于文学革命的历史。
为什么改革思想，一定要牵涉到文学上？这因为文学是传导思想的工具。
钱玄同于七年三月十四日《致陈独秀书》，有云：“旧文章的内容，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青年子弟，读了这种旧文章，觉其句调铿锵，娓娓可诵，不知不觉，便将为文中之荒谬道理所征服。”在玄同所主张的“废灭汉文”虽不易实现，而先废文言文，是做得到的事。所以他有一次致独秀的书，就说：“我们既绝对主张用白话体做文章，则自己在《新青年》里面做的，便应该渐渐的改用白话。我从这次通信起，以后或撰文，或通信，一概用白话，就和适之先生做《尝试集》一样意思。并且还要请先生，胡适之先生和刘半农先生都来尝试尝试。
此外别位在《新青年》里撰文的先生和国中赞成做白话文的先生们，若是大家都肯尝试，那么必定成功。自古无的，自今以后必定会有。”可以看见玄同提倡白话文的努力。
民元前十年左右，白话文也颇流行，那时候最着名的《白话报》，在杭州是林獬、陈敬第等所编，在芜湖是独秀与刘光汉等所编，在北京是杭辛斋、彭翼仲等所编，即余与王季同、汪允宗等所编的《俄事警闻》与《警钟》，每日有白话文与文言文论说各一篇，但那时候作白话文的缘故，是专为通俗易解，可以普及常识，并非取文言而代之。主张以白话代文言，而高揭文学革命的旗帜，这是从《新青年》时代开始的。
欧洲复兴时期以人文主义为标榜，由神的世界而渡到人的世界。就图画而言，中古时代的神像，都是忧郁枯板与普通人不同，及复兴时代，一以生人为模型，例如拉飞儿，所画圣母，全是窈窕的幼妇，所画耶稣，全是活泼的儿童。
使观者有地上实现天国的感想。不但拉飞儿，同时的画家没有不这样的。进而为生人肖像，自然更表示特性，所谓“人心不同如其面”了。这叫做由神相而转成人相。我国近代本目文言文为古文，而欧洲人目不通行的语言为死语，刘大白参用他们的语意，译古文为鬼话；所以反对文言提倡白话的运动，可以说是弃鬼话而取人话了。
欧洲中古时代，以一种变相的拉丁文为通行文字，复兴以后，虽以研求罗马时代的拉丁文与希腊文，为复兴古学的工具，而别一方面，却把各民族的方言利用为新文学的工具。在意大利有但丁、亚利奥斯多、朴伽丘、马基亚弗利等，在英国有绰塞、威克列夫等，在日耳曼有路德等，在西班牙有塞文蒂等，在法兰西有拉勃雷等，都是用素来不认为有文学价值的方言译述圣经，或撰着诗文，遂产生各国语的新文学。我们的复兴，以白话文为文学革命的条件，正与但丁等同一见解。
欧洲的复兴，普通分为初、盛、晚三期：以十五世纪为初期，以千五百年至千五百八十年为盛期，以千五百八十年至十七世纪末为晚期。在艺术上，自意大利的乔托、基伯尔提、文西、米开兰基罗、拉飞儿、狄兴等以至法国的雷斯古、古容、格鲁爱父子等，西班牙的维拉斯开兹等，德国的杜勒、荷尔斑一族等，荷兰与法兰德尔的凡爱克、鲁本兹、朗布兰、凡带克等。在文学上，自意大利的但丁、亚利奥斯多、马基亚弗利、塔苏等，法国的露沙、蒙旦等，西班牙的蒙杜沙、莎凡提等，德国的路德、萨克斯等，英国的雪泥、慕尔、莎士比亚等。人才辈出，历三百年。我国的复兴，自五四运动以来不过十五年，新文学的成绩，当然不敢自诩为成熟。其影响于科学精神、民治思想及表现个性的艺术，均尚在进行中。但是吾国历史，现代环境，督促吾人，不得不有奔轶绝尘的猛进。吾人自期，至少应以十年的工作抵欧洲各国的百年。所以对于第一个十年先作一总审查，使吾人有以鉴既往而策将来，希望第二个十年与第三个十年时，有中国的拉飞儿与中国的莎士比亚等应运而生呵！
（1935年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