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前在县里工作的时候，有个同事说他的家住在一个叫“李八碗”的地方。“李八碗”居然是个地名，我觉得怪怪的。又听说这样的地名来源于当地人的自嘲，他们自己说：李八碗人，吃八碗饭，挑八兜秧，过八条坎，跌八个交。我觉得很有意思，也就很容易地记住了。过了许多年，因为要找个地名做小说，它突然自己跳出来了。这个实际意义上的李八碗我从来没有见过。所以，小说中的此李八碗肯定不是彼李八碗，此李八碗的故事也就肯定不等于彼李八碗的故事。
在小说前面特意作这个说明，是因为有过教训。此前，我有过一个小说，就因为里面有个虚拟的单位的名称与实际生活中的一个单位的名称相同，发表出来后惹得那个单位的许多朋友至今一说到这小说和这小说的作者就有的高兴，有的生气。使我很觉不安。我总以为小说不过就是小说，能读小说或愿读小说的人智商和修养都会有起码的水准。但这只是一厢情愿。实际生活中的情形，比单纯的愿望要复杂得多。
按说，有人在文艺作品中发现了某些跟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方式相似的地方，甚至几乎简直就是自己的影子，是并不奇怪的事情。好人从其中对积极事物的表现中得到了肯定，从而更加努力地去做好人；有种种公认不足的人从其中对生活负面的揭示中得到观照，从而暗自反省，使自己能够趋向真善美，这正是一切健康的文艺作品的社会功能所在。令人遗憾的是，向来并非人人都肯承认自己的不足，不仅不肯，更多的情形反而是恼怒那个使他发现了自己的不足的人，进而以为只要不准别人说话——并且倘是一位秃顶，别人就连灯泡也不准说，说了就是品味低下，就成了“问题人物”，最好扼杀掉——他的不足就不存在。因此就有了对号入座，以及由此引起的许多戏剧性纠葛。
对号入座是一个既古老又永远新鲜的话题。对号入座的人不分五行八作，三教九流，上至威风八面的达官贵人，中至饱读诗书的雅士名流，下至初通文墨的引车卖浆者流，都不知则罢，一旦得知并对上了号，就绝少有不认真的。几乎成为一种风习。这多少有些不讲理的风习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迁有所弱化，反而因为传媒的发达，信息传递的广泛和深入扩大了范围；因为欲望膨胀而更加凸现出来的生存竞争的激烈，面临巨大压力的心理变得格外紧张、敏感和脆弱加强了反应的强度和深度。
鲁迅曾经用再明白不过的话反复讲过他对小说和生活原型关系的看法。他在《答北斗杂志社问》里说：“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看得多了，凑合起来的。”后来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里又特地强调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到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可以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角色。有人说我的那一篇是骂谁，某一篇又是骂谁，那是完全胡说的。”
深受对号入座者困扰的鲁迅所说的这些，除了介绍自己的写作经验之外，我总觉得也多少包含了为自己辩诬的意思在里面。即便如此，鲁迅终其一生，也没有能够摆脱那些无聊而恶毒的对号入座者的围攻。直到生命的尽头，还怀了那样令人心疼的忧愤而不得有所解脱。
倘若从消极的方面看，对号入座的风气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一种不容批评的风气。此风应不可长。否则，以作用于人类灵魂为天经地义的文学可以活动的范围就太有限了。好在今天的社会毕竟是有了大的进步，以法制为尚就是一个证明。一个人如果确实是为了发泄私怨，借文字进行人身攻击，自然该负法律责任。若是真正怀了良知想要对社会和历史负责，以图使大家的心灵和日子都愈益美好，那他还是可以放心写作的。
与此同时，读者似乎也该有一种松弛的宽容的阅读心态。小说就是小说，小说人物就是小说人物。或有与真人真事雷同者，最好是看做纯属偶然。即使你的个人生活有某种与之相近的色彩，也并不等于作者对你个人的褒贬。你可以对号，却大可不必入座。无端兴奋或是自寻烦恼，都多少会显得缺乏幽默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