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文字史上，柳三变与苏东坡自然是不可以同日而语的。论做官，柳三变是北宋著名词人中官位最低的一个。而苏东坡则做到翰林学士知制诰，死后多年，还被追封为“文忠公”；论做人，柳三变从小就不争气，“多游狭邪”、“好为淫冶讴歌之曲”。苏东坡则是上进有为的书香子弟，首次殿试便以高分入选，为当时的主考官备极赏识；论做文章，一生都在女人堆里讨生活的柳三变写的词，内容几乎是一律的“羁旅悲怨之辞，闺帷淫媒之语”，取材多自“烟花巷陌”，灵感则多生“偎红倚翠”之时。而苏东坡则是当时盖世无双的一代文豪，其诗、文、书、画代表着他所在时代的最高成就，受到所有文人的崇拜。许是风气使然，苏东坡尽管“营妓供侍”的事“亦时有之”，也写过许多关于女人的抒情诗，但却从来不写类似黄庭坚写过的那种艳诗。其受到旷世的尊敬，是很自然的了。
然而最近偶然看到一本杂志，却使这尊敬打了折扣。宋代出的《情史》记载，苏东坡被贬谪黄州，有个人为他饯行。席间看中了苏东坡的婢女，便要以自己的马易之。苏东坡不假思索就答应了。两个人一唱一和，一个“不惜霜毛雨雪蹄”，一个“故将红粉换追风”，好不高兴。只没有想到那婢女是个有思想的人，并非畜生，以至于悲愤地喊出“为人莫作妇人身”之后，“下阶触槐而死”。一把撕烂了士大夫者流倜傥豪放，怜香惜玉的风流，露出了其中的残酷。比较起来，对妓女能发出“永弃却烟花伴侣”的痛切呼声，以妓女为“红粉知己”，希望和妓女“和鸣偕老”，为自己有负于“于飞比翼”的盟誓而内疚，死了也由“群妓合金葬之”的柳三变倒是有人性得多了。
但柳三变并不能因此就比苏东坡伟大。人们总是把更多的尊敬献给更有权势更有声望的人。汉语言很丰富。同是乱搞女人，皇帝叫“游龙戏凤”；士人叫“寻花问柳”；草民百姓叫“偷鸡摸狗”。显然，第一种人尊贵，第二种人风雅，只有第三种人该骂的。
如果说在那样的时代里，有那样的事只是使人无奈的话，那么在现代社会里出现对妇女命运的漠视则就很难以理喻。前些年有个曾有些诗名的人杀了妻，又自杀。结果整个舆论惊叹的是天才之死，而无辜的死难女人就因为名气不如凶手而几被遗忘。起哄的人们中，那些素来就喜欢凑热闹借机出名的浅薄之徒自不必道哉，令人不解的是海内外一些常以社会良心自称的大名人的良知也竟麻木到令人吃惊的程度，乃至认为名气才华可以掩盖一切而失去判断是非的最基本原则。他们为天才一洒惺惺惜惺惺的人性泪水的时候似乎忘记了，没有最基本的善恶标准其实正是一种非人性行为。
也许我过于执迷，不识得应该敬仰天才的大体。但仅以对待女性的态度论，其所反映出来的人道精神，我仍坚持以为，柳三变为高，苏东坡为下。
即使我知道，这认识有一些攻其一端，斯害也已的偏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