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一会儿，我就来。”一会儿，渡船划过来了，船夫向我们招手：“快来吧。”我们上了船，船夫把舱盖打开，叫我们躺进去。他说，对岸就是兰州通往宁夏的大路，经常有马家队伍来往。我向他打听去打拉池怎么走？他一再叮嘱我们：“你们上岸后不要跟着大路，一直上山，翻到山那边，就是通往打拉池的大路了。”躺在狭小昏暗的船舱里，身子随着小船颠簸起伏，耳边是河水的呼啸。我仿佛看到了在高山峡谷间，勇敢的船夫驾着小舟飞越激流的情景。
我们平安地渡过了黄河，下船时，同行的三个战士把背的盐巴给了船夫一部分，船夫一再道谢。本来，他是豁出身家性命帮助了我们，帮助了许许多多的红军战士，可他却向我们道谢，这就是伟大而淳朴的黄河船夫，这就是伟大而淳朴的人民。
夜宿农家
过了黄河，红三十军的三个战士匆匆走了，我因脚痛落了下来，仍旧一个人赶路。翻过山，天色将晚，我来到一个村子，走到一座独院门前，从院门里出来一个人。此人约二十六七岁，留着平头，身穿半旧不新的蓝色中山装。看他这身装束，不像个普通的庄稼汉，倒像是在外做事的人。那青年汉子问我：“你是从哪里来的？”我说：“从靖远来的。”“听你的口音像是江西人，怎么到靖远来了？”他继续问道。
我虽不是江西人，但我的南方口音毕竟无法掩饰，只好撒个谎说：“我是八师的，去年打红军路过靖远，因病掉了队，就在老乡家里干活挣口饭吃。”他追问我：“你们第八师师长叫什么名字？”“八师师长叫毛炳文毛炳文是国民党第三十七军军长，其下属第八师师长是陶峙岳。。”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道。这样的问题难不倒我，作为交战的对手，敌军指挥官的情况，我是必须掌握的，更何况这个毛炳文早就是我们的手下败将。
他听了我的回答，沉吟片刻，然后狡黠地说：“不是的，你们师长叫毛泽东吧！”我心里不由一惊：糟了！这人八成是民团里的。在河西几次与敌人遭遇，我都脱险了，今天刚过黄河，却偏偏给人家送上门来，这可真倒霉！我正在思忖对策，那青年汉子却解释说：“我原是二十六路军的，去过江西，同红军打过仗，现在休假回家奉养母亲。”我听到“二十六路军”心里一动，我们的红五军团就是二十六路军宁都暴动的部队，看来他对红军有所了解。
他接着告诉我：“红军现在到了陕北，你们到河西的只是一部分。我知道你有难处，你准备到哪里去？”我不便明说，便托词道：“回家去。”没想到他却对我说：“不要回家，当红军好。红军就在庆阳，你到了庆阳，就找到了红军嘛。”他边说边拉我进了院子，“今天就在我家住一宿，明天再走”。
他又问我：“你在红军里做什么？”我说是个伙夫。他打量着我，推断道：“看样子是个当官的吧，可能官还不小呢，起码是个连长、营长的。”我看他说话一会儿热热乎乎，一会儿又刨根问底，令人难以捉摸，不能不小心提防。我索性不再吭声了，他也没有继续问下去。
他把我带进一间小客房，房里很干净，炕上几条素花被褥叠得整整齐齐。看得出，这是户小康人家。
那青年汉子对屋中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说：“娘，来了个客人，给他做点饭吃。”
老太太望着我蓬首垢面、衣衫褴褛的样子，便说道：“你辛苦了，出门在外的人难哟！”
她吩咐儿子给我打来热水洗浴，又亲手给我做了面条，还炒了菜。从讨饭以来，我第一次用热水洗了脸、烫了脚，第一次吃上了热饭热菜。饭后，老太太一再催我睡觉：“你劳累了，好好歇着吧。”
她母子二人出了屋。我坐在炕上仍不敢入睡，担心万一来了民团怎么办。我轻轻推开门向院中观察：这天晚上的月亮又大又圆，照得地上白光光的，院子四面都是一人多高的土围子，只有一个门可以出入，在一处墙根下靠着个大树墩子，我估量只要登上树墩就可以翻过围墙，墙外就是大山。我略略踏实了，便和衣靠在炕上歇息，心里却念叨着：不能睡，千万不能睡着。谁知脑袋一挨炕头，就真的睡着了。
等我再睁开眼时，天已大亮，日头出来很高了。我急忙跳下炕，一出门正撞上那青年汉子。他问：“你干什么去？”我说：“打扰你们了，谢谢，我该走了”。“不能走”，他着急地拦住我。
说话间，老太太也过来了，一再留我吃早饭。我想一夜平安无事，看来他们是好人，就留了下来。吃罢饭，我收拾起东西准备走。老太太按住我的干粮袋问：“这里面是什么？”她打开袋子，倒出了发霉的食物：一个饭团，几块干馍，两捧豆子，一撮炒面，生熟软硬什么都有。老人叹了口气，带着几分严厉地说：“这是人吃的吗？不要了，都给我留下喂猪！”
她端来一簸箕白面馍馍，塞进干粮袋。母子俩把我送到院门口，老太太指着前方说：“你从这儿向前走，过去五里路就是通往打拉池的路了。”我谢过他们正要上路，老太太对儿子说：“他记不住，你送他到大路上，他就好走了。”
那位青年汉子一直把我送到大路上。临别时，我握着他的手，泪花花直在眼眶里转。他是好人，他们母子二人都是好人！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我遇到了这样好的人，怎能不使我感动呢？我走出一百多米远了，又忍不住回过头来，只见他仍伫立在路边目送着我。一个猜测顿时跃上我的心头：这个青年如果不是共产党员，起码也是个党的同情者。
分手时，我曾把他的名字和那个村名都记下了。几十年来，我一直想能再见见他们。遗憾的是，时间久了，我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和村名了。如今，那个老太太怕早已作古，那位青年如果还活着，也是年至古稀了。但他当年的模样仍活脱脱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二十六七岁，平头，一身蓝色中山装……
找到了红军
在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陕甘时，红军前敌总指挥部设在打拉池。如今已过去一个秋冬，红军不知转移到什么地方了，我只好按照红军曾经活动过的区域，追寻红军的踪迹。我走进甘宁交界处的打拉池，街墙上残留的标语一下子跃入眼帘：“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这些标语尽管已经是陈迹了，但仍像一团火烧得我心里热乎乎的，顿时振奋起来。
我走过一家理发店，想把头发剪一剪。一来因为头发太长了，与当地人很不相称；二来就要找到红军了，总不能以这副样子见战友。我走到店门口，与理发师搭讪起来。我告诉他：“我没有钱，可不可以帮个忙？”理发师爽快地说：“可以，不给钱也行。”但他想了想又劝我：“你要去庆阳，路上要经过一些回民区，你不理发留着胡子倒像个回民，这样会方便些。”显然，他心里明白我是红军，尽管他没有点破。我们两个心照不宣。他又叮嘱我：“如果有人问你是大教还是小教，你就说是小教，记住啊。”我虽没有理发，却对他由衷地感激。告别师傅，我加快脚步继续追寻红军。
我从打拉池向东，经六盘山北面的海原、固原地区，到达陇东的镇原境内。一天晚上，我借宿在骡马店里，同四个赶毛驴做生意的人睡在一个炕上。临睡前，四个生意人兴奋地议论不休：“奇了！驻在王家洼子的军队真好，买卖公平，不扰商人。”“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军队。”
我心头一亮，凑过去问他们：“那是支什么队伍？”他们告诉我：“是红军，是红军二十八军第一团。”我压住心头的狂喜，又有意地问了一句：“红军对过路的人不为难吧？”“不为难，好得很呐，你放心吧。”我向他们打听，“此地离王家洼子有多远？”“整整一百里，我们昨天就是从王家洼子动身来的。”我终于听到了红军的确切消息，真高兴啊！这一百里路，我恨不得一步跨过去。躺在炕上，我兴奋得一夜没合眼，身边的四个生意人却早已鼾声大作。
鸡叫头遍，天还黑洞洞的，我起身匆匆赶路，一气走到夜里，赶到王家洼子，找到了红军，找到了党。近两个月的日日夜夜，我露宿荒野，行讨千里，多少次险处逢生，多少个好心人真诚相助，我凭着一个干粮袋、一根讨饭棍、一个指北针，凭着对党对革命的忠诚，终于回到了红军的行列！
在镇原，我先后见到了许许多多的西路军指战员，大家虽然被敌人打散了，但都抱着同一个信念——找党去，找红军去，化装潜行，吃尽千辛万苦，又重新聚集到革命的红旗下。
顺便交代一笔，那个陪伴我逃荒要饭的指北针，以后又一直跟随我进了北京城。全国解放后，军事博物馆的同志把它要去陈列出来，作为红军英勇斗争的见证。
李迎选整理，原载《人物》杂志1984年第6期。李聚奎同志，湖南安化人，生于1904年。1928年平江起义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红九军参谋长。此后历任红三十一军参谋长，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参谋长，冀热辽军区参谋长，东北野战军后勤部副部长，第四野战军后勤部部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东北军区后勤部长兼政治委员，解放军后勤学院院长，国务院石油工业部部长，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后勤学院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