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10月8日，郑子瑜在新加坡文化馆为马来西亚社会研究院作了一次演讲，题目是《马华文学的历史应该远溯上去》。［46］
关于马华文学起源问题，在此之前存在两种说法： 一为韩素音的1912年说，一为李汝琳的1931年说。对于此二说，郑子瑜有不同意见。他认为1912年说“似乎是忽视了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和新旧文学兴替起伏的历史”。因为这里未界定马华文学“是单指新文学呢还是包括旧文学？如果指的是新文学，那时候中国的新文学运动还没有发生，何来马华的新文学？若说是先有的1912年的马华文学，然后才影响到1917年或1919年的中国新文学，似乎是不可能的事；如果指的是包括旧文学在内，那么马华文学的历史应该远溯上去”。显然此说不能成立，而1931年说是“九一八”事变为起由，以历史事件怎可为文学史的起点，更与事实距离甚远。
郑子瑜对韩素音关于“马华文学”的界定作了补充。对韩说“指以中文书写，而在感情描写上具有马来西亚内容的文学作品”，“不包括那些怀念乡土，回忆中国，纯粹描写中国英雄、风貌或其他地方情况而与马来西亚无关的作品”这一“马华文学”定义作了补充：“过去的马华作家，他们的作品在感情上及描写上具有马来西亚的内容，同时却又往往带着怀念乡土，回忆中国的成分，我以为仍不妨称为马华文学”；因为马来西亚长处于殖民主义统治之下，独立乃是50年代中期的事，那时华人“不敢以马来西亚主人自居，因为那是与殖民地主义相抵触的。在那样的情形之下，要他们不怀念乡土，眷念祖国，是不可能的”。
在清楚了“马华文学”定义之后，郑子瑜认为马华文学应上溯至14世纪初年，郑和下西洋之后，萌芽期的马华文学应以马欢《瀛涯胜览》、费信《星槎胜览》、巩珍《西洋番国志》为代表。而清一代则更为繁盛，如杨炳南《海录》、李钟玉《新加坡风土记》、马建忠《南行记》等，尤其以诗见长。
由于郑子瑜是黄诗的研究大家，他尤其重视黄诗在马华文学中的地位，文中说：“黄公度于1891年11月1日到新加坡任总领事，1894年回国。他的集子中有关星马的诗多首”，其中《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诗》“合华、巫、印为一家的先知之见”，该诗“鼓励异族通婚，他以为各族人民，应该谊若一家，不应该互相猜疑，互相煎逼，更不可存有种族的优越感，而想锄去他族”，黄公度“以为大家既然相处在马来西亚，便都是马来西亚人，不应该再有种族的分别，而应该彼此互相同化，做到‘万亿化身合为一’的地步”。这种超前的历史眼光，在清末年间是绝无仅有的，“黄公度可以说是唯一的例外”。但是，黄遵宪这一隐匿于诗中的理想，到了20世纪却无人注意并实行。于是，郑子瑜在演讲词文末号召：“作为一个新时代的马华作家，应该热爱马来西亚，热爱马来西亚的人民，齐心协力，与各族人民和谐无间，为马来亚的美好将来而耕耘！”郑子瑜这一见识不但对如何处理种族冲突、促进各民族和睦相处有现实意义，还反映了他的大同世界观由局限于中华民族而拓展为全球各民族，这应该说是他研究黄学后在认识论上的一次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