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哲学东方人与西方人的50个思维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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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东方人脱衣服,西方人穿衣服(1)

1.东方人由表及里西方人由里到表

西方人看待事物总是从本质出发,首先把握事物的内在属性,在此基础上再来了解事物的外部特征。东方人往往习惯层层剥皮,由外到内认识事物,先观察外在属性再掌握本质特征。

举个例子,比如对狗的描述。西方人总是首先表述狗是一种动物,即把根本属性点出来,其次再从狗有四条腿,有一条尾巴,身上有毛这些外部特征上进行说明。而东方人对狗进行描述时,其顺序恰恰相反,他们习惯首先从外部特征比如四条腿、一条尾巴、身上有毛、天热时会吐出舌头这些方面进行说明,其次说许多人会把它作为宠物,特别听话,跟人的关系比较友好等等,最后可能甚至会忘记点明狗作为动物的根本属性。

这种层层剥皮的思维就类似于一件一件往下脱衣服,最里面的总是在最后才能露出来。西方人的思维与之相反,他们是一件一件往上穿,先把最里面的穿上,然后依次从内到外穿。

这两种不同的思维使中美两国在对事物的描述上产生了很大的差异。就拿两国人对事件的描述来说,中国人按自然的时间顺序来描述。通常我们描述一个东西时,往往最后说的那个地方是最重要的。我们听评书常说,“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中国人也很认可这种压轴戏、抖包袱式的方式;而美国人听到这里可能会把收音机砸了——我听的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但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还要让我下回再听,岂有此理!

因为美国人在描述时先把最重要的东西说出来,然后再说陪衬的东西。只有发生悲剧性的事件,美国人才在前面加上铺垫。这就是中国人和美国人在事件描述顺序上的巨大差别。

东方人由表及里的思维在事件描述上表现出来的是一种从外在属性到本质属性的逻辑顺序,而西方人的逻辑顺序正好相反,这是其从里及表思维的表现。

2.东方人由大到小西方人从小到大

东方人的思维是一种由大到小的思维,由整体到局部,先说自己所属的大圈子,再一点点地把圈子缩小到自身。而西方人的思维是从小到大、以我为主的一种思维,他们先说小的个体,然后层层外推,形成西方特色的思维螺旋。

最能体现这一点的就是我们中国人的姓名。按照我们的惯例,名字是先整体后个别,从大到小,遵循姓与名的顺序,即代表全家族的姓氏在前,然后才是个人的名字;西方人则与中国人相反,他们遵循的是“个体→部分→整体”的顺序,即大都是个人名字、父名、家庭姓氏的排列方式。

这一结果最终造成中国学生学英语时要花费一定时间来弄清楚到底该把Mr.加在哪里才能正确地称呼这些外国友人,比如一个叫JackSmith的老外,该称呼他Mr.Smith还是Mr.Jack,在最初学英语的时候都要费点劲才能弄清楚。

因为对这种思维的不习惯,东方学生在学习中常常会遇到种种小小的障碍。再比如在日期的写法和描述上,中国人对日期的写法也是从大到小,按年、月、日顺序排列,即“年→月→日→时→分→秒。”而英、美人特别是英国人恰恰相反,是“分→时→日→月→年”。这样一来在学生学写日记的时候自然会遇到问题。所以,中国的英语老师们总是会三令五申地跟自己的学生强调英语日记的格式,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这种标记时间的不同写法。

因为彼此思维习惯的不同,东方人与西方人在方位的描述上也存在冲突。东方人习惯由大到小,先说大地方再说小地方,而西方人则习惯于由小到大,逐步扩散。

比如,我们在中国名片上印的单位地址是:“中国 北京市 某某区 某某胡同 某某号”;而美国的却是从小到大,比如美国人在名片上这样印自己的住址:“1005UniversityAve.Columbia,Missouri,USA”(1005号 大学街 哥伦比亚市 密苏里州 美国)。信封的写法也正好相反,我们的规则是第一行写收件人地址,中间写收件人姓名,最后一行写寄件人地址和姓名。如果给美国人写信,那就得倒过来了:把自己的姓名和地址写在上方,下方写上收件人的姓名和地址。中国人在信封上写收信者地址,是先写国名,接着是省、市、区名,然后是街道、门号和室号,从外到内,由大到小;英美人恰恰相反,其顺序是“街道→市→省或州→国家”。

从这些对时间、空间还有称呼的不同表述我们可以看到东西方人思维的截然不同,一种是自小到大,一种是从大到小,要是不注意的话可能就会闹笑话。

3.东方人重感性西方人重理性

西方人习惯于分析问题,挖掘事物的本质,得出自己的结论;而东方人往往只是从事物的表面入手,进行东方特色的联想和想象,从而得出和西方人截然不同的结论。

在古希腊有一个说法,跑得最快的兔子追不上在前方S1处爬行的乌龟,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追者要追上被追者,首先必须达到被追者的出发点,在这一时间内被追者乌龟必定又前进一段路S2,当兔子追到S2时乌龟又向前爬行S3,当兔子追到S3处时乌龟又向前爬行S4……乌龟始终领先兔子。因此得出:领先的永远不会被追上,跑得快的永远追不上在先跑得慢的。这一分析不存在逻辑上的错误,但却与事实不符,因此成为当时著名的“芝诺悖论”之一。

无独有偶,在我们中国也有龟兔赛跑的故事。而这则故事的要点是跑得快的兔子赛不过爬得慢的乌龟,这是因为在赛跑中兔子骄傲了,在中途睡了一觉,醒来时发现乌龟爬到终点了。我们从这个故事得到的教育意义是,骄傲使人落后,谦虚使人进步。

同样一则故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个是从理论层面把握事物的本质,偏于理性,一个是从现象层面进行联想,偏于感性。理查德·尼斯贝特的《思维的版图》中的一个例子也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

该书中有这样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调查:熊猫、猴子和香蕉,用你的直觉去分组,你更倾向于把谁和谁分为一组呢?

调查表明:西方人更多倾向于把“熊猫和猴子”分为一组,而东方人则更倾向于把“猴子和香蕉”分为一组。

因为西方人的思维比较注重事物的性质,进而上升为概念和范畴,如熊猫和猴子都属于动物;而东方人的思维则更关注事物和事物之间的表面关联,如猴子和香蕉之间是吃和被吃的关系。

一位中国教师就这一问题在学生中作了测试。结果显示,理科比较好的学生倾向于选择“熊猫和猴子”——他们的概念意识比较好、理性思维比较强;而理科较弱、文科较好的学生倾向于选择“猴子和香蕉”——他们的关联意识比较好、感性思维比较强。

由此我们大致可以看到东西方人的一点思维差别,那就是东方人更偏于感性,西方人更偏于理性。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诗人辈出却很少出现欧几里得这样的人物的原因吧。

同时这种感性和理性的思维差异还反映在他们处事方式的不同上。注重感性的东方人办事比较人性化,因为他们比较重视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而西方人注重理性,处理问题时习惯于运用数据进行分析判断,相比之下,就显得有些冷冰冰的,不近人情。

1985年,贝立电子集团(BE)开始在韩国投资设厂。电器消费市场价格的频繁变动,迫使这家总部在旧金山的公司分散生产设备。在遭受了前期相当严重的损失以后,贝立才开始恢复元气。到1989年的时候,公司财务报表显示可以有一些预期收益了。到了1991年,由于来自泰国和越南的竞争压力,利润又开始滑坡。贝立集团决定根据区域主要竞争对手的情况进行业务流程重组。

贝立首先在韩国安排了一批经验丰富的美国经理。他们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并且分别因为扭转了几个项目的亏损状况而使自己成为贝立各个地区分部的经理。他们到韩国上任以后,制定了一系列改进方案,并且给韩国经理们施加了压力,要求他们行动起来。汉城(现已改为韩国首都首尔)分公司的人们还记得这一任美国经理说过的话:“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现在的形势很危急。我们没有多少时间了。本地区的竞争对手比我们强得多。对比分析表明,就质量问题而言,我们在加利福尼亚和泰国的标杆公司人均产品比我们高35%,人均产量也比我们高45%。因此我要求你们在六个月之内把指标提高上去,并且使公司有更大的利润。让我们用成绩而不是空头支票来证明我们对贝立是有价值的。”

但结果却很惨淡。于是总部又派来了第二任经理。但第二任经理与第一任经理的招数相比也没取得特别成效。与几位关键的韩国管理人员的谈话也毫无帮助。因为韩国人对于他们提出的那些冷冰冰的指标一点都不感兴趣,那些指标让他们觉得自己完全是机器上的齿轮,一点做人的尊严都没有。

杰罗姆·唐被请到韩国来拯救仍然亏损的韩国分厂。他因在亚洲帮助多家公司扭亏为盈而名声在外。他首先向韩国经理肯定了他的前任们的方法是正确的,“我们的确情况危急。但我恳请你们帮忙挽救这个工厂,因为它对贝立很重要。我给你们三年时间,希望大家能够行动起来。如果需要,我随时可以帮助你们。”

六个月后,贝立集团的韩国分部就开始赢利了。同时,产品的品质也提高了。公司员工高涨的士气也让人员调整率降低了60%。杰罗姆·唐先生之前在亚洲都是这么做的。

东西方管理方式的差异表现在人的思维上就是感性与理性的对比,东方人的传统是注重感性的维系作用,求善求和。而西方则明显偏重理性的管理作用,求真求实。

4.东方人重经验西方人重理论

东方人比较看重经验,这些经验都是在长期实践中对现象进行总结的结果,东方人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把自己的经验在一代一代的口耳相传中传了下去。西方人则看重理论,他们习惯从表面现象上提炼深层的规律,把经验上升到理论层面。

这里可以举《庄子》的两则寓言为例。有一则“郢匠运斤”的寓言,说的是楚国的郢都有一位姓石的木匠,技艺高超。他让一位朋友站在街旁,在这位朋友的鼻尖上抹了一点石灰,抡起斧头,猛力砍过去,石灰被削得一干二净,而这位朋友的鼻子全然无损。

另一则寓言是“庖丁解牛”,说的是宋国有一位厨师擅长杀牛,动作和最好的舞蹈一样悦目,声响和最好的音乐一样悦耳。他只在肉与骨之间运刀,不用多费力气就能把牛分解成肉和骨。他的那把刀杀了十九年的牛没有磨过一次,却还像刚磨过的那么锋利。

前一则寓言讲准确,后一则寓言讲巧妙,但是二者实际上都要靠经验。这两则寓言是东方人重视经验的形象例证。东方人对物体的使用方法往往仅限在使用层面上,西方人则常在使用之后提升到理论层面,再运用理论指导实践。

西方人的思维在研究中国人做饭的时候出了问题。因为咱们做饭搁盐时常说“搁盐少许”,大家都知道搁多少,手大抓半斤,手小抓一两。老外就不懂,少许是多少?他得称。所以很多外国人的厨房就是一个实验室,锅、碗、瓢、盆不是很多,各种天平、计量工具倒是一大堆,所以他们学理工科的人比较多一点。他们认为做饭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因此到今天他们还在吃油炸食品,他们永远吃不到松鼠鱼。如果他们要做松鼠鱼的话,四天也未必能做出来。

其实这就是一种观念上的问题。做饭这种事情要是拿理论来指导,恐怕就费点劲了——不敢想象,每次都要找一本菜谱一步一步参照着做会有多么痛苦,这大概也是肯德基、麦当劳等快餐店在西方起源的原因吧。

再比如熔模铸造法是西方人作为理论提出来的,但是在理论提出之前,东方人已经使用这种方法数千年了。最复杂、最精密的铸件也出现在东方。如曾侯乙的尊和盘,至今仍无法复制。

熔模铸造法又称失蜡法。失蜡法是用蜡制作所要铸成器物的模子,然后在蜡模上涂以泥浆,这就是泥模。泥模晾干后,再焙烧成陶模。一经焙烧,蜡模全部熔化流失,只剩陶模。一般制泥模时就留下了浇注口,再从浇注口灌入铜液,冷却后,所需的器物就制成了。

我国的失蜡法起源于春秋时期。河南淅川下寺2号楚墓出土的春秋时代的铜禁是迄今所知的最早的失蜡法铸件。此铜禁四边及侧面均饰透雕云纹,四周有十二个立雕伏兽,体下共有十个立雕的兽足。透雕纹饰繁复多变,外形华丽而庄重,这说明春秋中期我国的失蜡法已经比较成熟。战国、秦汉以后,失蜡法更为流行,尤其是隋唐至明清期间,铸造青铜器采用的多是失蜡法。

失蜡法一般用于制作小型铸件。用这种方法铸出的铜器既无范痕,又无垫片的痕迹,用它铸造镂空的器物则更佳。中国传统的熔模铸造技术对世界的冶金发展有很大的影响。现代工业的熔模精密铸造,就是从传统的失蜡法发展而来的。虽然无论在所用蜡料、制模、造型材料、工艺方法等方面,它们都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它们的工艺原理是一致的。

20世纪40年代中期,美国工程师奥斯汀创立以他命名的现代熔模精密铸造技术时,曾从中国传统失蜡法得到启示。1955年,奥斯汀实验室提出首创失蜡法的呈请,日本学者鹿取一男根据中国和日本历史上使用失蜡法的事实表示异议,最后取得了胜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