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采访的老年妇女，大部分没有发表长篇大论的经验，而采取聊家常的方式就容易打开话题。成功的访谈不可能是口述者的独角戏，采访者的引导包括讲别人的故事给她听，包括与她谈些未必会写入文本的寒暄，总之，始终要使口述者感觉不到压力，使她觉得是在与晚辈聊家常，这才是访谈的最佳状态。
学生独立采访时，最初交来的录音往往听不到采访者的声音，或者提问题也充满学生腔，而口述者讲着讲着就会出现较长时间的冷场，这就是所谓的谈不起来。一位男生负责采访自己的祖母，那是一位曾在日本纱厂工作过的老太太。由于他们关系特殊，所以第一次采访让他自己去。然而，第一个录音文件让人吃惊，从头到尾几乎只听到奶奶一个人在讲自己的履历，而且声音颤抖紧张。这是因为培训时这位学生没有到场，也许他以为录音只能呈现口述者的声音。
培训时我也曾交代几个常见的原则，如提问必须是开放式的，少提答案为是或否的问题；访谈的节奏应该是闲适的，只有让口述者非常放松，才可能谈出有价值的事情；绝对不能幻想一次搞定，但每一次采访一定要设法使她深入；偏离主题时，采访者当然应该将她拉回来，但需要找到适当的机会，等等。但在实践中，年轻的采访者不免带有学生腔，很难准确地运用这些技巧。我意识到，关键不在于技巧，而在于采访者没有放低身段。大部分口述者文化程度不高，而采访者都受过高等教育，如果将研究的意识带入现场，不免有些故作严肃。
3. 追问细节
口述史最令人着迷的便是那些文献从不会记载的历史细节，但没有经验的整理者往往会将访谈写成个人履历书，虽详尽地记载哪年在某厂做某事，但那个厂究竟是怎么样的，却语焉不详了，她同时代人的音容笑貌也看不到了。因此，每次访谈前我总会强调“追问细节”。口述史不是个人履历书，我们要通过她的眼睛观察社会，讲述她与社会上各色人等的互动故事。
杨女士是我们找到的唯一曾在外国人家中工作过的女工。第一次采访我带一位学生去，讲了两小时，只讲完她的家世及做童工的经历，那天我才知道她曾在多家俄罗斯、波兰侨民家中做过家政，她非常健谈，又和我相当亲密，是一个难得的最佳采访对象。由于本项目强调培养学生独立工作的能力，第二次只让学生自己去，然而交来的第二次录音及文本完全成了个人履历书，只记载她几岁到犹太人家做家政，哪年到白俄人家做，等等。我非常珍惜这个得来不易的采访对象，以后又先后去了三次，每次长谈都收获甚丰。通过杨女士的讲述，我才知道许多白俄人直到1960年才离开上海，她说： 因为他们都是长辈，我也不方便叫他们名字，就叫Master或Madam，叫老太太的哥哥brother，他们就叫我俄式名字捷妮娅。塔妮娅伸着大拇指说：“妮克洛芙脾气那么坏，你能给她干那么久，一定是很耐心很善良的人。”我做事守规矩，所以他们很信任我，他们家明显比约西卡家有钱，一叠叠五元的人民币就放在桌上，也从来不锁。他们常说：“中国人都像你这样就好了。”那家人也非常好，我也常带两个女儿去他家玩，塔妮娅最欢喜我的大女儿咪咪，每次都要抱着她亲个不停。每天面包房送面包来，老太太总是把吃剩的面包扔掉，再把新鲜的面包分给我，说：“带回去给咪咪和丽丽吃。”有时她会把一瓶油或一袋奶粉塞进我包里。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很多人家粮不够吃，只能煮菜粥吃，我们家虽有这么多小孩，但孩子们都没吃什么苦。
所谓细节包括人们之间的称呼，人和人之间的感情，妇女工作的环境，等等，一个合格的采访者首先要有充分的好奇心，还要有一定的想象现场的感性能力，这样才会追问细节。
4. 案头工作与访谈结合
诸多口述史的著作都强调这一点，而在本人的经验中，深感案头工作对访谈的成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无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首先，采访者必须对口述者及其时代有一定的了解。要了解口述者本人可以向介绍人或其家属打听，但在事前其实很难在这方面做好功课，而了解她所处的时代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我们总强调采访者要有现场感，但现场感从哪来？比如要了解民国的女性，起码应该读过张爱玲、苏青的小说；要了解老上海，起码应该读过一些上海史的著作，哪怕它是通俗性的；而读一些他人做的口述史，也会对那个时代产生感性的认识。如果采访者没有对历史的好奇心，没有一定的文学素养，即使他很认真，也很难做好采访。
其次，在第二次采访之前，必须整理好上一次的文稿。学生们的困惑是： 我提不出问题。通常第一次采访已基本摸清采访对象的身世与履历，第二次采访以后就必须深入了，而深入要靠采访者的引导，通常在仔细重听录音并整理文本之后，你会发现有无数可深入的线索，然后才能找到有价值的问题。没有经验的采访者往往未整理前一次的文本，便漫无目的地前去第二次，其中当然也存在责任心的问题。
案头的文献调查与文本整理，往往可在下一次采访时引出新的话题，达到化琐语为珍贵历史证言的目的。采访之后，我都会上网搜一搜口述者提到的人名、地名或事件，一方面印证口述的真实性，另一方面也为下一次采访作准备。如果找到一些图片，让口述者一起看这些图片和资料，往往会有新的收获。潘女士的父亲毕业于北京大学，并有一个家族企业。第一次采访后，我在网上找到她家企业的股票，又找到她父亲的有关资料，第二次谈起来就更有话说了。向女士的父亲是教师，我在网上找到她父亲写的诗及学生写的回忆文章，我们念给她听，自然便使谈话深入。至于那些家世普通的女性，可以查找她所提到的地名，看看有没有相关的记载，让她看一些当时的照片，也可使口述者兴奋起来。
当然，发现问题也需要一定的专业素养，经过历史学的训练，对许多细节才会更敏感，这也就是需要专业历史学者从事口述史的根本原因。
再次，从访谈前直到定稿，案头的文献核对是经常性的。
由于我们采访的大部分口述者文化不高，她能说出这个地名，但写不出，这时就有赖于整理者对文献的查找。如叶女士提到上海早期的火葬场，她用方言说却写不出，后在有关的上海社会史著作中慢慢翻才找到。老人常会提到上海的老路名，如果不去认真核对也会记错。如杨女士用方言说shenmuyuan路，采访者想当然地记为神母园路，其实当时她说过现在叫瑞金路，只要查一下上海新旧路名对照表就知道应记为圣母院路。很遗憾，有的采访者往往不肯翻书或检索。
口述中常出现专有名词或人物，如查阅结果放不进正文，可加脚注进行解释，以帮助读者了解其时代背景。如士林布、拿摩温等所谓来自老上海洋泾浜英文的词汇，上海的老人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后代则未必知道；又如1950年大轰炸、“下关事件”等，也需要加注解释。
由于采访对象年事已高，或由于其他原因常令记忆有所偏差，凡提到具体的人与事，皆应与文献资料核对，以印证或纠正口述者的记忆。如向女士谈到，1946年“沈钧儒等七君子到南京去请愿，我们也组织去送行”。从时间上说，她应指1946年6月23日上海代表到南京请愿被打的“下关事件”，但查阅文献发现，代表有十一名，其中并无沈钧儒。很明显，她把1936沈钧儒等“七君子”被捕的事件与“下关事件”混淆了。又如一位男生采访其祖母，口述者说她原在日资的同兴二厂工作，从国棉九厂退休。而据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纺织工业志·日资八大系统在沪经营史略》称，同兴二厂解放后改为国棉十厂，而国棉九厂的前身是“上海纺织株式会社”。嘱学生再问，才得知解放初的确叫国棉十厂，后因浦东又有一家国棉十厂，所以又改称国棉九厂，这才解决疑问。
采访整理者是历史学者，对口述者所讲的内容应负有审核的义务。
三、 口述史的价值
（一） 口述史对社会史、工业史及上海地方史的意义由本项目的调查来看，上海职业妇女遍及工商业、学校、医院，她们跨越两个时代，其叙述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不仅能为妇女史提供史料，更为上海工业史、上海社会史提供珍贵的旁证。
关于上海英法租界的情形，杨女士说得很生动： 福煦路（今延安中路）是英法租界的交界，巡捕各管各的，如果黄包车夫犯点小事，比如在法租界闯闯红灯什么的，这边的巡捕猛吹哨子，车夫仍然猛跑，跑到马路对过的英租界，那边的巡捕就不管了。从我记事起，我家就住在华龙路（今雁荡路）51弄，当时属于法租界的地盘。华龙路走到底有个法国花园，门口有外国人看门，中国人也可以进去，但要买张月卡，而且女的穿旗袍、男的穿长衫或西装才能进去，我们穷人是不能进去的。
上海是个经久不衰的话题，而近年史学与文学更把上海描述成小资的乐园。然而，上海既有“上只角”，也有大片的“下只角”。杨女士说： 弄堂里的人家穷到什么程度呢？不但没有钱送终，而且连死人的衣服都要的。当时小孩死掉既不土葬也不火葬，只是给他穿上一身干净衣服，再用席子包一下，就扔在弄堂口的垃圾桶旁边。第二天早晨，席子往往被人打开，尸身上的衣服也被剥光拿走了。有一个小姑娘病死时十四五岁了，家里人当然很伤心，给她穿上干净衣服，再用席子包好放在垃圾桶旁，第二天早上，我亲眼看到衣服还是被人剥光了。有钱人家有人死亡，都送到胶州路的万国殡仪馆做丧事，而穷人家只能靠搞慈善的收尸。在跑马厅一带，就是现在的上海大剧院那里，原来有一个普善山庄，专收穷人尸骨，不管有没有棺材，都会来收的。如果小孩尸体碰巧被有钱的好心人看到，打个电话过去，那里的人就会来收的。收尸的人骑着自行车，自行车旁边挂一个又长又扁的帆布袋，把尸体放进去，再把袋子的拉链关上就带走了，收走后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处理的，家属也不会过问。
杨女士的回忆既详细描述了城市贫民的生活，也谈到上海的丧葬业，这些都值得做社会史专业的学者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