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坊女工郑玉英女士口述史
【口述者】郑玉英
【访谈/整理者】程郁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谢菁菁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古典文献学生【访谈时间】2011年11月3日、11月11日、11月25日【访谈地点】郑玉英家【整理者按】郑玉英，1924年生于浙江南浔，宁波镇北人。解放前曾在私人作坊打工，解放初来到上海，1958—1962年在街道托儿所工作，后于街道盛泽织帽厂工作，1979年退休。
回想过去，看看现在，郑奶奶开怀地笑了
我出生在浙江南浔，小名叫阿玉，是家里唯一的孩子。当时爸爸在南浔做生意，妈妈跟了过去，所以我出生在南浔，以后才回到宁波。宁波老家叫“路沿郑”，我们家的老房子早就变卖了。离我家一站路远的地方，有个大宅院，住着有钱的官宦人家，叫“郑氏十七房”郑氏家族为当地望族，其家曾世代为官。“郑氏十七房”在宁波镇海懈浦镇，是目前国内保存规模最大、最完整的明清时期古建筑群，总体布局为“棋盘”形式，宅屋四周环河围绕，犹如宫廷院落。（据《新民晚报》2009年9月22日B3版《每扇门都诉说着神秘》、《镇海郑氏十七房开游》），马头墙包围着这幢建筑，蛮漂亮的。《新民晚报》说，2009年9月20日以后那里正式对外开放，成为旅游景区了。记得小时候过元宵节，我和几个小姑娘还到那边去看过闹花灯，有人戴大头娃娃面具唱戏，有人唱马灯调马灯调是宁波城乡广泛流行的一种民间小调，配合马灯舞演唱，极有动感气势。，还跳马灯舞，还有人摇龙头，看到谁家房门开着进去摇一圈，就为讨几个铜板。
回到宁波以后，我们住在矮平房里。爸爸脾气蛮好的，也有点文化，我上学前，他在家里还教我认过字。他主要从事会计工作，过去称账房先生，经人介绍也做过生意，但是在上海工作不到一年，他又生病了，就回到宁波养病。印象中爸爸一直在生病，他也赚不动钱了，主要靠妈妈缝缝衣裳赚点小钱养家。她从早干到晚，一天也只能赚两角钱，而买三十斤米就要一元钱了。所以爸爸既不去看病，也不吃药。
七岁时，我到宁波通德小学读书。记得这学校还是蛮大的，班级从一年级直到六年级。那时在一年级之前还有半年级，相当于现在的学前班。我的老师是一个十九岁的小姑娘，姓吴，长得蛮漂亮的。开学之后，她看我有基础，就对我说：“这些字你都认识，就不用上半年级，直接到一年级上课好了。”当时的小学课程不多，就语文、数学和体育课，每天上课时间也很少，比如9点钟上语文课，10点钟上数学课，一天的学习就结束了。体育课也很简单，就做做广播操，跳跳绳什么的。吴老师教语文和数学两门课，学校里都是男老师，只有她一个女老师，她怕孤单，又喜欢我，就让我陪她一起睡在学校。她常常教导我要好好读书，说我长大了也可以去做老师的。但是爸爸身体太差，只靠阿拉娘一个人做缝纫工作，维持家庭生活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好不容易才让我读完一年级，二年级还没读完，我只能离开学校。当时吴老师觉得很可惜，还想拉我回来，说：“学费付不起就不要付了。”但是我想到家里的困难，还是不读书了。
我家隔壁邻居是做卷烟生意的，老板也是穷人，不过做点小生意。我十三四岁时，他来问我和其他小姑娘：“你来做帮工好吧？”其他小姑娘都不肯去做，因为当时卷烟是国家管制的，私人做这个生意，被税务局发现会过来抓人的，她们都有些害怕。但我心里想： 就算税务局的人来，也总归抓老板，抓我们这些打工的小姑娘去也没什么用，所以没什么犹豫就去工作了。那里一共有两个小姑娘在帮忙，另一个是我叔叔的女儿叫阿娇。我们的工作是手卷香烟，在一个木头架子上，把烟草放在烟纸里面卷起来，卷成一支支香烟，老板再拿出去卖。每天天没亮，我就出门去做工，一直做到晚上天黑才回家，两头不见太阳。早上从家里带点饭去，中午在老板家里用热水烫一烫就吃了，那时也没什么菜，就就豆瓣酱、龙头鮳之类咸小菜混混算了。工资是计件的，多做多得。工作虽然辛苦，但后来熟练了，卷得快一些，一天可以拿到一百个铜板。在我们工作期间，并没看到税务局的人来抓，我还跟阿娇说：“做做这个蛮好的呀。”记得有一天发工资，爸爸跟我说：“阿玉啊，今天发工钱，我身上一直发冷，听人家讲吃了杨梅就不怕冷了，阿拉去买杨梅好吧？” 我们家平时舍不得买这些东西的，如果爸爸吃了杨梅就不怕冷的话，那当然好啦。我一口答应，马上就去买了一斤四两杨梅，我自己一个也不尝，都给爸爸吃了。爸爸吃了杨梅也不一定有用，但我能赚钱给爸爸买一点东西，还是很开心的。
不久，东洋人来了，我们也没逃得很远。东洋人曾进到村里，我们就躲在房子的角落里，拿稻草掩着。我没有遇到什么危险，村里的确有个小姑娘被日本人强奸了，但当地人也并没有因此看不起她，毕竟这是大家都不愿意发生的事情。以后日本人还来过一次，我们给他们烧了一顿饭，他们吃好就走了。
我十六岁那年，爸爸一直拉肚子，最后就过世了，直到送走他，我们也根本不知道他到底生什么病。那时外婆家也没什么人在宁波，一个舅舅在上海工作，阿姨在苏州，所以在宁波乡下就只有妈和我两个人共同生活了。
直到二十一岁结婚，我一直在小作坊里做工。阿拉男人叫刘维舜，先是他的父母看上我的。当时刘维舜的爸爸听里弄里的人说：“这个小姑娘最好了，不和别人吵架，也很少出去的。”他便悄悄来看我，回去和家里人说：“这个小姑娘真是蛮好。”然后就派人来说媒，还讨了我的生辰八字，算下来认为合适的，再把这张纸头放在灶头供。当时烧饭的灶头都供有灶君菩萨，男女双方的八字要在灶君菩萨前供三天，如果这三天内家里平平安安，没有发生什么坏事，才说明双方可以结婚。但第一次来说媒，妈没有同意，她认为我们和刘家不配，因为我们太穷，他们家比我们好点，门不当户不对，对自己家女儿也未必好。但男方家里认为娶我最合适，所以第一次退回去之后，又再到我家来求亲，媒人传话说：“我们家要讨老婆，又不是讨家具，家里穷不穷没关系的。”妈妈最终答应了这门亲事。
送嫁妆时，我们家里穷，不能像人家嫁女儿那样，把一叠叠被拿到男方家里去，只能有多少拿多少，妈妈帮我准备了一点衣服和被子就过去了。男方的聘礼也不多，记得本来说好要给两个戒指和一个镯子的，结果却没给，妈妈也没讨，说：“我不会问他们讨的，因为拿过来最终还是让你拿到男方家里去的。”我是妈的独养女儿，一直和妈相依为命。结婚当天，我担心送娘子送娘子是指结婚时候女家亲属送新娘到男方家里去。的时候要哭，而哭开了容易把脸上的妆容哭花，所以索性把化妆全部擦干净了，脸也没开开脸是中国古方美容法，去除面部的汗毛，剪齐额发和鬓角的仪式，也是中国旧时女子嫁人的标志之一。开脸有在上轿前在女家进行，也有娶到男家后进行。，眉毛也没拔，戴着凤冠，穿上红衣服、红裙子，坐了轿子就嫁过去了。因为我一直在室内工作，早出晚归，晒不到太阳，皮肤反而显得很白。看热闹的人都说：“这新娘子长得蛮白的哦。”他们都没看出我根本没涂粉。结婚之后，男人还是把戒指和镯子买给我了，总算兑现了聘礼。
刘维舜十四岁就去上海了，跟一个卖海货的老板学生意，主要卖海参、桂圆、白木耳之类。他跟我说，学生意是很苦的，每个月只有一点点钱，每天老板、经理、账房先生先吃饭，学徒只能站在旁边帮他们盛饭，等他们都吃好了，才轮到学徒们吃。难得过年过节在一起吃饭，学徒也不能只管自己吃，眼睛要活络一点，注意看看谁碗里饭没了，赶紧要主动帮他们盛饭。晚上老板和账房先生到外面去玩，深夜回到店里，只要在排门板上的小窗上敲几下，学徒就要立刻爬起来给他们开门。旧社会学生意都是很苦的。
刚嫁过去那几年，男人还在上海工作，阿公当时在上海搪瓷厂做工人，也住在上海，宁波婆家就我和婆婆、小姑子三个女人。嫁过去之后，我就不工作了，在家里我也没有什么业余活动，就是安守本分做做家务，打扫卫生，烧烧饭，等等。阿拉娘只有我一个独生女，出嫁前对我也是千叮万嘱，她对我说：“嫁过去样样要依着你的婆婆，不能做坍台的事情，不能让人骂你爹娘没教好。”我一直把这句话记在心里，不管怎样，都要对自己的阿婆好。大家都说宁波阿婆厉害，果然是这样的。又因为我家阿婆有些特别，她喜欢女儿，却不太喜欢儿子，所以对我的态度也就更不亲了。在阿婆面前，我们夫妻都不敢互相说话，等到晚上回到自己房间里，才稍微聊聊。哪能像现在的年轻夫妻，可以在阿婆面前勾肩搭背，讲讲笑话，以前这是不可能发生，我们也绝对不敢做的。吃饭时先帮她盛好饭，她不坐下来，我们都不敢坐。年纪轻时我也很喜欢睡觉，但不管再晚，第二天天一亮，还是要先起来点火烧水，先泡好一杯茶，拿上楼给婆婆喝，然后她才起来刷牙洗脸。我烧好泡饭，再准备点小菜，服侍阿婆吃早饭。然后我开始打扫卫生，接着准备中饭和晚饭。阿婆喜欢和邻居搓搓麻将，等他们搓几圈之后，我要去给她们倒一遍茶。有时候静下来，想想妈妈一个人在家太冷清，真想回娘家看看她，但也不敢和阿婆说，只好在心里想着。直到很长时间了，觉得实在应该回去了，才小心翼翼地去跟阿婆说：“妈，我今天想到阿拉娘屋里去一趟。”她总是冷冷地回答一个字：“嗯。”而且这一天我要先帮她把茶倒好，家里全部收拾好，才能回娘家去。
刘维舜是个孝顺儿子，在上海学生意时基本上一年回来一次，一般也只待二十天。一回到家，他先拿着箱子到我阿婆房间去，把箱子里的衣服一件一件拿出给她检查，目的是要告诉他娘，这回没偷偷给老婆买什么东西。阿婆看完还要假装大方，说一句：“噢哟，看什么啦，快拿回自己房间去。”其实，她老早就检查好了。晚上做儿子的还要在阿婆房间陪她聊聊天，直到阿婆说：“快回去睡觉吧。”这时还不能立刻起身，这句话起码要阿婆说两遍儿子才能走。旧社会的媳妇是没有地位的，所以当时我也只能忍着，只是自己心里想： 有一天我自己做了别人的婆婆，绝对不去找人家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