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新振染织厂做了一年，1947年，姑妈又介绍我到位于曹家渡的私营中纺二厂厂址原是光复西路750号，1954年公私合营，后与一墙之隔的振泰纱厂合并为上海第二十五棉纺织厂，后又改称上海达丰棉毛纺织厂。工作。我在织布车间工作，管了三台机，机车“吧嗒吧嗒”自动织布，工人只要按按开关就好了，但有时脏东西粘上去，也要把它拿掉，否则会织出坏布来，所以要很当心。织出坏布会被拿摩温骂，她拿这块布来说：“喏，你看呀，你做出来的！” 然后翻翻白眼，骂起人来也老难听的，阿拉也不敢回嘴的，这时也没法重做了，就只好让他们扣钱。在拿摩温面前工人要夹着尾巴做人，讲话要很当心的，当拿摩温不在的时候，我们才好相互讲讲话。我们分甲班和乙班，每班都有拿摩温，到下班时间红灯会亮起来，两个拿摩温交班时还要敲章，然后女工才好走。
上班时拿摩温就在车间里兜来兜去，有时有人做出坏布，要把它拆开重织，这时可以喊拿摩温过来帮帮忙。其实拿摩温也好，机匠也好，也会去厕所间“揩油”，也就是休息一会儿。记得厂长长得挺高的，大家叫他“长脚”，他一来，工友们就悄悄说：“长脚来啦！长脚来啦！”只听“咯嗒嗒嗒”一阵脚步声，大家都从厕所间拥出来。
口述者刚正式工作时
我一直在私营厂工作，拿摩温还不那么凶，最多骂骂人，有的拿摩温急起来也会拿管子敲工人的头，但一般不会打的。听那些在日本人厂里做过的小姐妹说，日本厂的拿摩温就老凶老凶的。纺织厂的拿摩温一般都是技术最好的，如果你做得好，她也不会管你，但刚进厂的工人什么都不懂就常常被骂，实际上也有点欺生的成分。对工人的态度，也随拿摩温个人的脾气有所不同，有的和气一点，有的凶一点。我的两个姑妈都做过拿摩温，在永安三厂做的那个很老实，不会骂人的；另一个脾气就臭了，新来的工人学不会，她就骂下流话，骂得很难听的。
那个厂的工房就在厂区隔壁，也蛮宽大的，我就住在厂里了。工房里放着架子床，大房间住十二个人，小房间住八个人，上下铺都是一个班的工友。阿拉一起上下班，也不会影响作息。工房还有人管的，晚上8点半张先生要来点名，9点钟就全部熄灯，上班前一个小时再打开灯。吃饭也在工房中吃，开饭时先生就站在中央，看着我们吃，等阿拉吃好了他才走。平日下了夜班可以出去玩一会儿，买点零食吃吃，到晚上9点之前都要回来。一个星期就休息一天，有时星期天阿拉不在厂里吃早饭，结伴到外面吃吃点心。
抗战开始以后，顾家阿哥就不读书了，他也先后在几个私营小厂做过。抗战胜利时，他才十几岁，就进了永安三厂做加油工，即专门给机器做保养。加油工的工资比机匠低，当时也没我高，后来我拿六七十块时，他最多四五十块，但他的工作比我轻松。他晚上不上夜班就去夜校读书。他在实验民校全称为上海市立实验民众学校，1945年由俞庆棠创办，位于胶州路601号。先后有两百多名中共地下党员在此工作或学习，成为沪西地区中共地下组织开展活动的重要据点，今为静安区业余大学。读书，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学校的学生、教师很多都是中共地下党员，1946年他就成为中共党员。他也经常对我讲讲苏联的情况，说以后工人就要做主人了，就像苏联一样。他也叫我去读书，但我要上夜班，不能正常学习，也就没去。
那时很多工人出身贫苦，对旧社会又非常憎恶，他就发展这样的人为党员，大概发展了十几个人。他们既有永安三厂的工人，也有其他工厂的人，周围几个厂的党员组成一个联合支部，他担任支部书记。我家住在康定路南姚桥浜的五福里，在弄堂角落的一块空地上，阿拉用木板、油毛毡（柏油纸）自己造了一个简易棚屋，他住在底楼的小房间里。有时阿哥他们来我们家搞活动，有时他们也去工友林福大家搞活动。活动一般在早上，持续时间也不太长。他们的时间观念很强，总是准时到，会有很多人来，看上去他们都很普通，装扮很自然，并没有鬼鬼祟祟的。阿哥要我帮他借凳子，如果这时有人来，就叫我出去挡一挡，要他在外面等一下，有人来问，就说大家聚在一起唱歌。他们一道组织过罢工，常说团结就是力量，一双筷子容易折断，十双筷子就不容易折断，等等。那时太公已经过世，太婆在嘉定乡下，家里就叔叔、婶婶，只晓得他外面朋友很多，其实我们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只说同学、工友一起来唱唱歌，玩玩，邻居只知道他晚上读夜校，会交些朋友，解放后我们才知道他当时为党做地下工作。后来他告诉我，有一次还挺危险的，他走在路上，被国民党特务盯上了，走到延平路，特务要抄他的身，这之前他已把党的文件折得很小捏在手心里，所以什么都没搜到，总算逃过一劫。但危险也不是很多，他就碰上这一次。
说起来，阿拉厂里也有过罢工。当时每个车间都有中共地下党员，罢工前，地下党员先和几名靠得住的女工说好“等一下几点几点关车哦”。她们再分头和大家约好时间。时间一到，“刷——刷——”几下，大家都很自觉地把机器全部关掉。然后老板会派人出来，工人方面也派出代表，两方面进行协商，比如说阿拉这面提出加多少多少工资，他们同意了，阿拉就继续工作，不同意再继续罢工，代表再去谈。我们一般工人就在旁边听，有时厂长不肯出来谈判，大家就哄闹起来，说要冲进打他，那么他肯定就会派先生出来和我们谈的，闹到最后总归会加一点工资。带头闹罢工的几个人，大家也猜得出他们是共产党，但心里明白也不能讲，否则会把他们捉走的。国民党也来我们厂抓过人。那一天工人上班进厂时，突然大门不开了，只开一个小门，有人拦在门口，进去一个查一个，核对每个人的名字。大家都保护带头罢工的那几个人，有两个人想逃出去，扶梯都架在墙上了，结果发现已来不及，便躲在打包间里，里面有很多打好包的纱，堆得像小山一样，他窝在里面不出来，外面人进来也找不到，就只好走了。其中一个领头人的老婆在医务室工作，国民党特务没抓到共产党，就把那人的老婆捉进去了，据说后来用金条才赎出来。
这次罢工以后，的确工资涨了不少。以前工人平均工资每月不过四五十块钱，这以后每月大概有七十多块上下。工厂里女工如果技术比较好，做出产品多，工资还要高，最高的加到九十几、一百多块。技术好的机匠工资也比较高，当然技术一般的机匠也可能比女工工资低。1949年有段时间，纸币特别不值钱，我们厂也发过米，卡车拉来许多米，各个车间轮流发。我叔叔在英国人开的纶昌纱厂1923年法商在浦东白莲泾开设中法印染厂。1925年英商接盘，改名纶昌印染厂，是当时中国第一家外商投资的印染企业。解放后改制为国棉十厂。做机匠，姑父也在那个厂做。那个厂待遇最好，他们厂有一段时间也发米，后来不发米了，发钱也特别多，折下来一斗米一天，一天就有十六斤米，那肯定可以养活一家人了。所以刚解放时给纺织厂定工资，技术好的老工人工资都蛮高的，许多相当于处级干部的水平，当然那时小菜也便宜，四分钱买几块豆腐，一天的小菜钱也不会超过一角，所以一个纺织女工用工资养活一家人是没问题的。解放初，我还去买过一个金戒指呢，好像也不太贵，第一次戴上金戒指特别开心。
纺织厂大概都有一两千个工人，女工偏多；当然也有以男工为主的车间，像铜匠间、催化间之类都是男职工。但工厂里男女工人直接接触的机会很少，像阿拉女工都通过女工委员会和他们的组织联系，所以解放前男女职工谈朋友的倒真不多。解放后组织上很关心工人生活，50年代时厂里的妇女委员会常开联谊会，组织男职工为主的单位和女职工为主的单位在周六晚上跳舞，借这个机会让男女职工相互接触。
我是顾家的童养媳，但我长得不好看，人又矮小。他姑父很坏，早就对我说：“新宝会要你这种人啊，他大起来才不会要你呢，你这种……”阿哥很早就在外面工作，接触到许多优秀的女性。一解放他就成为干部，先在江宁区委工作，后来让他到市党校学习，又派他去中央党校学习了三个月。他很爱读书，《资本论》、《列宁全集》看了不知道多少遍，回来以后就到市委党校工作了。家里人都觉得他很有出息，解放后宣传婚姻自由，我也担心他会不要我。但他思想品质很好，最后倒没有嫌我，1950年国庆，我们正式结婚了，结婚以后他也从没有什么拈花惹草的事情。我和顾新宝真是听父母之命结的婚，也没什么谈恋爱的故事。结婚后我又在工房住了两年，小孩没人照看，就寄养在嘉定乡下，让人家帮着带，后来孩子多了，家里还请过保姆帮忙。我一周或两周才回家一次，一般做晚班不回去，做常日班才能赶回去。太婆先在乡下种种地，直到我家小孩读书了，她也来到上海，帮我们烧烧饭。那时学校离家比较近，小孩都自己上下学，不用人接送的。
1952年8月1日，我从厂里调到机关。那时正搞民主改革，区里组织部知道我是童养媳出身，认为我了解妇女的苦，所以让我在普陀区妇女联合会工作，从此我就一直做妇女工作。工作还是蛮开心的，我没啥能力，也不大会说话，但我很努力，也因为毛泽东时代大家文化都不高，要是现在大概会被淘汰的。从工人变成公务员，工资倒减了一半，原来我在厂里拿九十多块，这时变成四十四块，那个年代也没有奖金，都是实打实的“赤膊工资”。据说列宁曾说公务员工资要低一点，我们什么都要学苏联的。以后工资有所增加，有一次加到五十二块，但加到六十五块就僵住了，再后来十七年都没再加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