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我去参加舅舅的婚礼，那时婚礼不流行吃酒席而是吃点心。一位男青年坐到我旁边，自称毕业于水产学院，在上海海关工作，就这样赵廉和我认识了，并且开始主动地追求我。一开始我并未留意，因为他比我大七岁，后来才得知他的堂姐是中共地下党员，与我生母的妹妹既是同事又是战友。有了这层关系，姨母便经常来做我的“思想工作”，说他出身三代贫农家庭，自己也很努力，又要求上进，接近共产党，等等。姨母也是中共地下党员，接近进步思想，所以我对她一直十分信服，姨母的话让我对他产生了好感。而他的弟弟恰好就在我们公司总务处工作，偶尔听到一些议论或看到谁在追求我，都会告诉阿哥，于是他就更加盯紧我。在姨母和他的两面夹攻下，我和他开始了正式的交往，我们一般两个星期约会一次，也就在马路上走走，有时他到我家来，有时他招待我吃顿饭。关于这桩婚事，我父亲比较开明，一直尊重我的意见，而后母却一直持保留意见，觉得我们两家门不当户不对，认为我俩并不般配。那时已经解放，家庭出身也会作为考虑婚姻的主要因素，我当时认为我出身不好，找一个出身好的丈夫对下一代比较好；另一方面我也考虑得比较简单，那时急于摆脱被许多人追求的窘境，经过三年的恋爱，我最终还是选择了他。为此我后母还特地烧了一桌菜，以我过生日的名义，把我那些追求者都请来吃饭，然后把他介绍给大家，意思就是告诉他们，我已经有确定的对象了，好让他们心冷下来。不久，我们就匆匆忙忙结婚了，在美丽园（今延安西路379弄）住了下来。
四、 频繁调动的工作
解放初，军代表进入中国农业机械制造公司（NAEC），然后进行整编。一批人被送到苏州的革命大学学习，学习完毕基本到上海机电设计院去了。原公司所在地改建为华东工业部上海虬江机器厂，原厂的另一些人就成为新厂职工，这个厂后来即著名的上海机床厂。由于正在接收的农业机械等器具属于美帝物资，所以我所在的材料处需要单独处理，我们被整体编入华东物资清调分会，我仍然做材料账，后来也做财务工作。物资清理结束后，我跟随单位又转到了上海商业一局下属的上海糖业烟酒专卖事业公司，我分到物价科，专门负责新商品的核价、平衡物价、报告、请求审批等工作。工资改革以后，我的工资从原来的一百六十块降下来，我被定为科员，行政二十级，这个级别的工资应该只有七十四元，但因为我原来的工资较高，按政策又增发三十多元保留工资，一共拿107.79元。原说以后逢加薪就用保留工资来充抵，充到一定程度才能加薪。但后来我调到厂里，厂领导觉得我的工资已经够高了，而我自己脑子里也只有工作，不懂得争取利益，上面一直没给我充保留工资，我也不提，所以也就一直不能加薪。直到退休我也没加过工资，但不管怎样，在当时我的工资还算高的。
不久，大女儿出世了。我工作很忙，她爸爸在海关工作，也很少照顾家里。我只好请一个奶妈管孩子，每个月要三十块，还要支援娘家三十多，剩下三十块刚够我们吃用开销、添添衣物。丈夫的工资也大多寄回乡下老家。
1954年，我生好小儿子，休完五十多天的产假，再回到公司报到时，领导才跟我说，我已被调到业务科。因为在计划经济时代，不仅烟酒是国家专营的，大部分商品也由政府定价，当时人认为物价或高或低会扰乱市场，一旦被人暗中操纵，或许有人从中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对社会造成很大影响，因此那时物价核定都是保密的工作。当时我也不知道其后的奥妙，现在想想，大概多半因为我的家庭社会关系复杂，他们认为我不适宜再搞物价工作了。
我在业务科专门搞进口采购业务的合同数据、合同的账务管理等，我分管酒类，烟类由其他人管。很多业务员要到产地押运酒类，而我只做合同账，掌管合同数据，合同管理的数字都蛮大的，比如从苏州进口的黄酒有多少吨、多少瓶都要经我们记账。除此之外，我还管合同催讨及起运交货，比如说有些合同没送来，要写信去催，我文笔不错，能够应付这些事，总是由我在文稿纸上拟稿子，再交给科长过目签字，然后让秘书科的人打印，再把信件发出去。后来还让我担任酒类组长，组里有二十几个人，因为要常出外勤催讨合同，所以都是男同志，我那时虚龄只有三十岁，最初开组务会议，一看要管那么多男同志，还会紧张得脸红呢。这方面的工作我完全胜任，合同的各项数据，上面问起来，脑子里都有印象，往往直接就能说出，一般来说经理总要叫业务科科长参加业务会议，但因为我比较熟悉，尽管我不是科长也经常被叫去开会。记得那时小卖部还有卖酒酿一类的甜酒，还有些进口的洋酒，一个个小瓶子蛮好看的，这些酒都是海关抄来交给我们商业局处理的，因为经过开袋核价已不能拿到市场上卖，而内部的职工可以去买。
1957年“反右运动”快开始前，我在业务科也留不住了，他们又把我调到糖业烟酒专卖事业公司下属的静安区批发部。我在业务科可掌握当时整个沪南的酒类合同数据，即每年进口多少酒我都知道，也许上面认为我出身不好，丈夫又在海关常接触洋人，所以也不适宜在业务科工作。当然也从没人向我解释，这只不过是我自己的推测。批发部的机构比较完整，下有业务科、人事科，等等，我在这里做财务方面的工作。这以前我做过材料账，但还没接触过财务报表，我结合所学过的专业认真研究，又虚心请教，不久就对整个财务核算过程也熟悉了，后来因为工作出色还得了奖励。“反右”运动刚开始时，号召大家写大字报向领导提意见，一个对我很好的公司经理暗中向我打招呼：“大字报你可以写，但一定要围绕具体工作方面的，不要涉及其他。”我写了第一张大字报，就找一些管理方面的小缺点说说。后来大字报越来越多，也有些人造谣或瞎说。到运动后期本单位也有人被打成“右派”，而我平安地度过这场运动，到现在我还很感激那位杨经理。
“反右”运动后不久，批发部又被取消了，将好几家公司下属的批发部合并起来成立一个新公司，叫上海市杂品公司，其他无法归类的商品都由我们公司经营。于是，我又在杂品公司的财务科工作。那时公司主要分为两组，一个是外勤组，专门出去跑业务，业务员要跑到门市部观察，记录哪个品种的商品卖得好，哪个滞销，货到了多少，缺货多少，等等。因为那时已不是私营的企业，所有的商品都纳入国家计划，缺什么货都要向上级的专营公司要。另一个是内勤组。我是内勤组组长，主要负责杂品公司内部的账和报表，而基层具体商品账则不在我工作范围内。
1958年，上海杂品公司也被撤销了，我们被调到上海竹木联社，这是一个集体所有制的企业。联社的财务科已经满员，多余的人又要送到基层，所以刚去没多久，又被动员下放到基层单位工作，我们都要一个个表决心的，比如说说“永远跟党走，党到哪里我们到哪里”之类的话。当时将许多小的集体所有制单位并成大企业，而这些集体所有制企业的上级又是全民所有制单位，所以一般要从国营单位派三个人下去，其中一个就是财务，也就是说，派我们下去也可说是重用。正好位于斜土路的徐汇区车辆联合社需要一个财务人员，我就被派到那边去做财务主管。到那边正逢“大跃进运动”“大跃进”指1958至1960年上半年，中共中央领导广大群众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试图在工业和农业上实现生产建设的全面跃进，然而出现脱离实际的瞎指挥风，使大量资源遭到浪费。1961年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九中全会召开，刘少奇制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大跃进运动”终告结束。，白天做本职工作，晚上还要大炼钢铁，往往通宵达旦加班加点，把好好的铁器丢进土造的小高炉烧化。一般不拿家里的铁器，主要拆公有的铁器，原来美丽园门口的铁门也不知道被谁拆掉，铁栅栏也被全部拆光，说是拿去炼钢，但最后炼出一堆废铁渣。
实际上，我一直被调动，主要还是受丈夫的影响。和我一样，解放前夕丈夫也面临两个选择，即参加中共地下党还是去工作赚钱，考虑到家里经济困难他选择了工作。他在海关工作以后，挑起婆家的经济重担，有点钱就寄回去，供弟妹们读书，让他们一直读到高中，然后一个个都去当兵了。他的家庭出身是贫民，虽然解放后政治运动不断，照道理不会牵连到他，但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后母所生的大弟弟居然不止一次地“告发”，他一直写信给他们单位领导，说他是历史反革命，甚至说他在家里非法藏有枪支弹药，等等。他工作之后就一直寄钱回老家，我最近一次搬家还看到几张当初他寄给弟弟学费的汇款单据，这让我非常伤心。我一直想不通，怎么会有这样的弟弟呢？这种亲属的诬告杀伤力是最大的，尽管什么证据也没有，但组织就从此不相信你了，每次运动他都会受到审查，不久，他被调到上海进出口公司任业务科长。因为爱人的关系，我也受到牵连。1958年我就打了入党申请，但一直没有得到批准，我还是坚持去听党课，支部书记也很关照我，一直鼓励我说：“你本人已经够条件了，就是社会关系比较复杂，虽然你不是党员，但我们一直把你当作党外的布尔什维克来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