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和哥哥都是沪江大学政治系的，当时政治系比较清闲，课比较少，不爱读书的、混日子的都在该系，我常笑他们：“你们这些少爷都读政治系。”他姓“闾”，这个姓氏比较罕见，据说原来是复姓“闾丘”，但传到某一辈时取个单名叫“闾丘名”，可他的后代没什么文化，便认为祖上姓“闾”名“丘名”，从此他们家族就改成单姓“闾”了。不久，我们结婚了，那时我才二十岁，当时结婚都早，觉得男方不错就结婚了。
结婚后我们住在南昌路136弄42号，那栋房子有三层，公婆住在二层，三层是我们小夫妻住，一层做客堂，另外有一个厨师住在二层的亭子间，我的保姆住在三层的亭子间。南昌路180号是中心浸会堂，里面还有一个浸会神学院，很多有名的牧师都从这里毕业，当时的院长是吴建忠牧师，这个教堂现在已经没有了。我出生时受过点水礼，1944年，我在浸会堂里受了浸礼浸礼（或称圣洗圣事），为基督新教教会的传统仪式。其意义与洗礼略同，只是须全身浸在水中…那时浸会堂有一百多人，我在中信浸会堂做执事，并开始教主日学。执事的工作主要是发圣餐、收奉献，我们将奉献的袋子从一边传到另一边，收好再一起点清捐款。直到现在还有弟兄姊妹提起当时的事情，说：“倪老师一直给我好东西吃。” 我也参加了女青年会基督教女青年会（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新教妇女的社会活动组织，简称YWCA。1855年创立于伦敦，以帮助妇女提高自身素质和适应能力，鼓励她们参与社会事务…该会有好几个部门，有的人管社会活动，主要为女教徒服务；有的人组织学习，会员每个礼拜要参加一次学习；有的人管慈善事业。我们女青年会下面有缝纫班、针织班、刺绣班、烹饪班等兴趣组织，一方面组织妇女学习及参加社会活动，另一方面也常在义卖会上展销姐妹们自己做的绣花布艺、勾织的小帽、小鞋之类，顾客也主要是教徒，筹到些钱就捐给灾区或慈善机构。当然，会员也会不时奉献一些金钱给本会作为活动经费，女青年会自有一笔基金，而且上层的管理人员是领取工资的。尽管新教并不鼓励神职人员独身，但有相当一部分女性神职人员终身未婚。当时还有男青年会，他们要比女青年会更有实力，更活跃，有些社会活动还是他们派下来的。
婚后我一直没工作，直到1947年才当了一年的代课教师。当时，我侄女的老师听说我是民立女中毕业的，正巧磐石小学的一个老师辞职，一时人手不够，就来求我帮忙。当时我根本没想过以教书为业，只是答应代代课。磐石小学在重庆南路上，学生都出身于上层家庭，很有教养，说话细声细气的，读书非常认真，对老师也很尊敬，每天早晨我到校，学生都会规规矩矩地鞠躬问好，课间我坐在讲台上改作业，就会有学生主动过来帮我收拾作业本。我担任五年级的班主任，那时老师都要教几门课，不仅上语文、历史、地理课，还兼做音乐老师，除音乐、体育有专门的教室之外，其他课都在这个教室上，老师没有办公室，就一直坐在教室里改作业、备课。本来校方还想让我上英文课，可我实在不想再多做了。如约代了一个学期的课，本想辞职，但校方觉得我教得好，又留我多做了一个学期。
磐石小学是天主教的教会学校，规矩很严格，教师基本是天主教徒，一般不欢迎新教的人。当时还有好几个法国嬷嬷，她们都会说中国话，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法国女人很会保养，一个个都皮肤粉嫩，她们并不负责教书，仅做些管理的工作。学生很敬重她们，行礼之外，有的学生还会亲亲她们的裙裾。每个教室的后门上有个小圆窗，嬷嬷经常从那里窥视上课的情况。教书时我喜欢讲些拓展内容，嬷嬷就跟我说：“你教书不要讲超出课本的内容。”可我不同意，认为我所讲的都是应该让孩子知道的。早上到校时，他们要念《玫瑰经》《玫瑰经》的正式题名为“圣母圣咏”，15世纪时正式颁布，为天主教徒敬礼圣母玛利亚的祷文。中世纪流行圣母敬礼，修士有每日诵念五十首圣咏之习惯，犹如一串玫瑰花，故称玫瑰经。一般教友不谙拉丁文圣咏，遂以诵五十次圣母经代替，并以串珠计数，谓之（玫瑰）念珠Beads。，念经的样子很特别，像佛教徒一样，手上带着一串珠子，念一遍经文转一颗。他们要求我也一起念，我说：“我不知道《玫瑰经》，只知道《圣经》，只能按照《圣经》的教导来祷告。”上课一直要站着，人很累，何况嬷嬷的管头管脚让我不耐烦，宗教方面也让我不太喜欢，1948年我就辞职了。
上海解放时，我们亲眼看见解放军进城，他们就睡在马路上，教会请他们进来宿营，他们都婉言推辞，让我们很感动。1950年，父亲还是中央玻璃厂的股东，在香港也有工厂，他曾把玻璃厂搬到广西桂林，又预备把家搬到香港。为此我也去过香港，当时香港看上去很落后，晚上常看见有人当街抢包，还有很多妓女就站在街灯下接生意，从整体来说根本比不上上海。当时我反对说：“这个地方不能去！”于是去香港的计划也就作罢了，全家都留在上海，只有我姑妈一家赴港，她的几个小孩都去了美国，很有成就。后来谈起这桩事，家里人半开玩笑地怪过我，都说蛮好当时就出去。
解放后父亲的成分被定为工商地主，而不是地主工商，也就是说先做商业再买地的，为此土改时没有受到冲击，1950年父亲就去世了。原来倪家花园旁边还有一块我家的祖坟，父亲就安葬在那里。以后祖坟被平，有几个墓不知用什么材料造的，怎么也挖不开，当时还用炸药炸。父亲墓前的石碑后被人挪走，搁在水沟上当作小桥，“文革”后居然被我们找到。而旧墓地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只是挖了点土，和石碑一起安放到教堂边的大团公墓里，权作后人的一点念想。
父亲走得早，我家原有的工商业全部都停业了，原来还有个渔业保险公司，由哥哥经营，一解放也关闭了，而且将我家在上海的房地产全部交给国家。我家在杨树浦原有两条弄堂，也在那时交公，原有的工商业股份也全都不要。在大团的倪家花园交给国家，后来改成桃园，种的桃子很有名，还销到国外去呢。父母原在淮海坊租的老房子收归国有，开始妈妈、嫂嫂还住在里面，80年代以后就没人住了，房管所把它封起来，既不利用，也没有人住进去，我们也不管，那房子就一直空关着，里面还放着属于我家的许多红木家具，我们也没去处理。也就是说，解放以后我家的私房一间也没有了，巨额财产交公的好处是历次政治运动也不会找我们的麻烦，正所谓有失必有得。
解放不久，宗教活动就停止了，外国神职人员大都回国，中国神职人员要集中学习。教会关闭以后，牧师都失业了，老牧师或靠子女接济，中青年牧师成为工人，在雕刻厂或胶木厂工作，还有的靠踏黄鱼车送货生活，虽然他们原来都是知识分子，也不能从事文化事业工作。后来许多人在镇反时被抓进去，剩下的又往往被打成“右派”。公开的宗教活动停止后，是有一些教徒举行家庭聚会，听说有的牧师甚至在家里的浴缸给教徒举行浸礼，但这样做是有风险的。
中苏友好协会会员证
解放初我就不去教会了，先在里弄做过妇女代表，从事社会工作，后来又考进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的干部训练班，学习结束以后一度在保险公司负责强制保险工作，但我实在不喜欢这个工作，同事之间关系也很冷漠。一次，我们出差到湖南长沙，当时正值“三反五反运动”，住地就关着所谓“老虎”，即被认为经济上有问题的人，还听到他们打人，看到那些被整的人灰头土脸的，实在可怜。我就更不愿意做经济工作了，不久便从保险公司辞职。
我们家逐渐变为教师之家，丈夫、哥哥、嫂嫂和我先后都成为老师。我先生先在经世中学任语文老师，1956年这个学校和大同中学合并，高中老师分到大同中学，初中老师分到斯盛中学，这份工作他一做三十年，直到退休前他一直担任语文学科的教研组长。
当时实在缺少老师，特别是初中老师奇缺，先生的同事和我朋友都叫我去帮忙。1955年2月寒假过后，我正式成为斯盛中学的语文老师，当时一个学年都未结束。斯盛中学旧址在现在的南浦大桥下，最初是私立学校，是由著名建筑家杨斯盛杨斯盛（1851—1908），号锦春，上海川沙人，优秀建筑设计师。于1880年创设上海近代建筑史上第一家资本主义性质的营造厂——杨瑞泰营造厂，他带出的一批高徒后来成为上海建筑行业中举足轻重的“浦东帮”。出钱兴办的，他为上海设计过许多建筑，比如外滩的数幢大楼。校园很有历史感，一棵巨大的紫藤据说有几百年历史了，原来还树有杨斯盛的铜像，后来翻新时才撤走。解放后斯盛中学先改名为培人中学，不久又改称多稼中学1905年10月，杨斯盛举办私立浦东中学，1933年，杨斯盛后人在南市多稼路设私立浦东中学分校，定名为斯盛中学。1956年7月，改为公立，更名为上海市多稼中学，今为上海市市八初级中学。，如今老校舍也不复存在了。
学校位于上海的“下只角”南市区，孩子大部分出身劳动人民家庭。学校每天早上七点上早自习，一直到晚上六点才放学，教师每天得守在学校。一个年级有十四个班，每个班都有五六十人，单是改作文就累得够呛。初中的孩子本来就调皮，又派我教最难弄的初二年级，中学老师当时有“初二烂污泥”的说法，因为刚进初中的小孩胆子比较小，到初三面临中考也会比较用功，而初二的纪律就比较差了。我教的班还是最差的，走进课堂让人很吃惊，教室闹哄哄的，根本不像上课，几乎全是男生，学生也不懂礼貌，满口的江北话，我也听不懂，和解放前曾代课的教会小学大不一样，当时真是苦恼。我只好把他们留下来，一个个和他们谈话，我从来不会对学生板面孔，总是和他们讲道理，他们慢慢地接受了。现在的老师很神气的，动不动就把家长叫到学校来谈话，而我们那时只得常常去家访，学生逃课或上课捣乱了，都要和家长沟通。通过家访我才知道，他们的家庭有多么贫困，那是一片所谓“棚户区”，许多人家就住在破草棚里，有的人家连一个热水瓶也没有。家长几乎没文化，孩子生了一大堆，也不知道怎么教育，往往对老师说：“老师你就严格管，打他骂他都没关系的。”我仍然很尊重这些学生家长，去家访有时带点小礼物，比如送一个热水瓶之类，刚开始他们挺诧异的，说：“这个老师和人家不一样嘛！” 反过来学生也开始尊重我了，慢慢地发生了改变，我上语文课时他们不吵了，但上别的课还是吵闹，我只好到课堂上盯着。当时学俄文，我也没学过，就和学生一起学，上自修课时再给他们补习俄文。
口述者与1956届毕业生合影
1956年，我进入教师进修学院中文系学习，每周两天脱产上课，就这样读了三年。我们学校并不是南市区最好的中学，当时提出“赶大同，超敬业”的口号，还以尚文中学为赶超目标，后来我们真的做到了，毕业生中考成绩很好，很多人考取大同、敬业等重点中学，后来还考上人大、清华等名牌大学。我和学生的关系很好，和许多人一直有联系，学生到现在还想着我，不时有学生订了报刊送给我看。我参加过多次校友联欢会，上次一批初中毕业五十周年的学生聚会，请我去参加，大家一起拍照，非常开心，我身上这件羽绒服就是他们送给我的。做老师是很开心的，学生很关心我，同事之间也相互尊重，我很喜欢这个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