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期开始，重点学习数学、物理、化学，把自己的偏科补一补。并且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去给父亲拉梢，继续拉缸换粮食。老父亲最不赞成我上学期间请假，他宁愿自己累一些也不希望耽误我上学。在这一点上，母亲支持我，班主任魏老师（他与我父亲同龄，当年五十二岁）支持我，因为，魏老师很清楚我家里的状况，对我时常请假帮家里干活十分理解。实在不能请假的时候，我就天不亮送父亲出发，天亮时一般可以送过襄县县城，再赶回学校上课，这样就只耽误一个早自习或上午的第一节课。能帮帮父亲，我心里好受一些。
1973年，全国贯彻党的十大精神，“批林整风”运动一浪高过一浪，我们这些中学生谁也不会去关心哪个人进中央领导班子，如何搞好斗、批、改这些问题，要关心的就是教育上有没有啥好的消息。然而，教育战线上因李庆霖、张铁生两个“反潮流英雄”而刮起的狂风，黑云压城，飘摇欲摧。这一年是老师们比较焦心、学生们比较无奈的一年。
这一年出了一个新词“工农兵大学生”。时近年终，全国大专院校开始招生，听说中央的精神是必须坚持政治挂帅。把政治条件放在首位，主要条件是“根据推荐对象在‘三大革命’运动实践中的一贯表现”，而不是根据文化考试的分数来录取，而且要坚决反对分数挂帅。由于是推荐，由于要了解学生在“三大革命”实践中的一贯表现，据说所招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一些有职有权人的子女，至少是村支部书记或公社一些领导的子女。这个状况，让我预感到情况可能不妙，结果很快得到消息：当年初中升高中不再考试，全部实行推荐。我作为校学生会主席、班长，肯定不怕推荐，但年龄有严格限制——截至1957年1月以后出生的应届毕业生，我是1956年10月28日出生，正好处在截止时间之前。
有道是“人算不如天算”“计划不如变化”，犹如当头挨一闷棍，没有听见一声炸雷我的头就蒙了。这一次我没有哭，我看见一些学生在笑时，我从内心坚信，我与高中无缘——命该如此！
消息公开了，与我很有感情的柿园学校一天也不想再待了。这时候烦的不是柿园学校，而是感情中的“学校”、希望中的“学府”，事实上是一种沮丧、颓废心理充斥了整个精神世界。可偏偏在这个时候又传来一个新的消息：从当年起，所有学校由春季班改为秋季班，我们这个年级必须再学习半年才能毕业。很多同学都气得直骂娘，有的干脆搬着凳子回家了。我是班长，还必须表现出一点“带头人”的姿态，没有把难受的情绪过多地表现出来。无可奈何的心情困扰我一星期后，突然又有一个好消息说：今年部队招收“小兵”（内部称特种兵），到部队以后可以考军校，方法是由学校和学生所在村推荐那些学习成绩优秀，平时表现好，身高一米七左右的初中以上学生。我个子已有一米七高，村里和学校一说即可。我一个远房叔叔在部队读军校已晋升到团级干部，在全村乃至方圆几个村的百姓中影响很大。我父母亲听说到部队后可以上军校也满口答应。
体检那天早上，母亲特意给我和陪我一起去公社体检的村干部烙了几个好面（小麦面）油馍，用黄豆换了块豆腐炒了一大盘子，让我多吃点，害怕体重不够了。那几天的心情还真有些激动，不断盘算着到了部队如何好好学习，如何慎重应对考试，上上军校，提个干部等，还做了不少美梦。
天不佑人，乐极生悲。那年的体检是冢头、长桥两个公社设一个站，体检站设在冢头公社东寨的一个大院子里。上午检查了一些科目，下午还要继续，中午是村里给安排一顿饭。不知是吃得多了，还是吃的饭有问题，当从餐馆回到体检站休息时，我感到肚子疼，并且越来越厉害，最后疼得躺在一堆电线杆上直打滚，有点死去活来的劲儿。村干部当时也有点慌了，急急忙忙把我送到公社卫生院，不知打了一支什么针，过了半个小时不疼了。肚疼病治住了，也没有让我继续体检。突发的肚子疼让我失去了一次改变命运的机会。宛如骑车爬坡，关键时候“掉链子”，那种伤心、懊恼之情无法形容。
上学不能，当兵不顺。迷茫、沮丧的心情和茫茫飞雪伴我度过了1974年的春节。那是我印象中最难过的一个新春佳节。雨雪天气出不了远门，就找同班的歧鸣、赵宽等几个有点思想的同学闲聊，自然就说到了我这两年运气不好，百事不顺，前途渺茫。同学赵宽比我大几岁，说了句很经典的话我一直记着：“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窝囊！”
父亲希望我读书，读书又是那样的艰难坎坷；我想上学，上学又是那样的曲曲折折。那个不正常的年代注定了一个学子的不正常经历，铸成了一代学子的时代伤痛。初中二年制我已上了三年，马上毕业了还得再上半年，而且还必须硬着头皮再跑半年自己极不愿跑的路——我是学生会主席，我是班长，而且肖德河校长、魏老师他们对我又是那样的关心爱护、体贴照顾！
过了年，我就是十七岁，父母亲对我的考虑已不仅仅是今后干什么，做什么，又添了一件更重大的内容——找对象，所以开始计划盖房子，开始想办法挣钱，这些事儿我心知肚明。
开学以后，我们这个年级又没啥课可上了，学校也没抓那么紧。时间不长爆出“张玉琴事件”，“反潮流”风浪铺天盖地，学校面临“文革”以来的第二次大混乱。我作为学生会主席、毕业班班长，还必须配合学校的工作，参加一系列革命活动，尽管极不情愿，却又无可奈何。
“革命活动”丝毫不能减轻家里的困难问题。当时农村小伙找对象，首先要看有多少房子。我弟兄三个只有三间堂屋（坐北朝南的主房）、一间灶房，属于“下等”标准。所以，从上年开始，父亲计划在原有院内盖三间西屋。没有钱，又要盖房子，年前秋季我和父亲用一星期多的时间捡了一炕（一间炕烟的房子装满为一炕）二茬烟，卖了几十块钱，春节前又卖了几个“猪娃儿”，家里已攒了点钱，但要盖三间房子还差很多。最要紧的是买梁、檩、椽子，这是必须要花的硬头钱。父亲了解到洛阳地区汝阳县的山沟里木材便宜，决定去一趟。我不能让父亲一个人去，就请了三天假，跟父亲一起去汝阳。汝阳离临汝（现在的汝州市）县城还有五十多公里，汝阳县城再到有木材的山里，还有十几里，整个下来要二百多里路。去时拉了郏县产的碎烟叶（贩卖好烟叶属于违法，卖碎烟叶也必须私下进行），用碎烟叶换椽子，用现钱买檩条，在山里转了两三天弄到了六根檩条和几十根椽子，来回用了五六天时间。这是我跟父亲一起拉架子车跑得最远的一趟。
汝阳的山路高高低低、坑坑洼洼，饿了吃点又干又硬的凉馍，渴了到山村农户家讨碗凉水喝。一路上可谓风餐露宿、饥饿煎熬。汝阳的山路、汝阳的山风、汝阳山沟里比平原农村更贫穷的山民生存状况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也就是这次汝阳之行，让我立下志愿，必须改变这种命运，不然这苦日子何年何月才是个头儿。
好不容易熬到4月底，“五一”放假前学校正式宣布：过了“五一”毕业班不再上课。我算是正式初中毕业了。
这是我全日制求学生涯的终结。初中是我的第一学历，柿园学校是我的最高“学府”。怀着感恩的心离开柿园学校，带着心灵伤痛走向新的一天。我对这一天抱有很多的希望，只是不知道要走哪条路，用什么方式去获取它……
7.走过希望之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