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战士走上前去将正在飘舞的军旗从旗杆上慢慢取下，对折叠好后恭恭敬敬地放入旗盒。邵青海团长走上前接过沉重的旗盒转身交给使命在身的陶师长。我们按照政委讲话的要求，就地摘下军帽上的红五星和罩衣领子上象征“革命红旗”的两块领章。那天的手好像不大听使唤，平时没有手抖的毛病这时突然出现，不知道是对军装、军徽庄严神圣的恋恋不舍不忍心摘去，还是对摘去领章帽徽后期冀迷茫的一种精神反应，两块领章用手拽了几下才扯了下来。把领章帽徽拿在手里仔细端详了几分钟后，小心翼翼地装在棉衣内小兜里。抬头看周围的同志，都在仰脸看着主席台，似在等待主持会议的刘绵俊主任“带队出场”的口令。多少年多少次的整队入场，多少年多少次的依次退场。今天会议结束后怎么散场？怎么离开？都在等待，几分钟过去了，已经站立起身的刘绵俊看到台下列队的阵容，才意识到少说了一句话，马上拿起麦克风：“散会了！散会了！列队退场。”
这时大家才猛然醒来：铁道兵已经不存在，“部队”生活已经结束了。
队伍没有散。大家都垂着头，默默地列队向门外走去，走向自己单位所在的施工工地，走向机关临时驻地。只是没有来时的雄壮，没有来时的威风，往日集合解散后那种快快乐乐、欢欢喜喜的场面和气氛也没有再出现。草绿军装没有领章帽徽的光辉与灿烂显得是那样的邋遢和窝囊，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军装失去了军人的威风和士兵的精神，不少人一边走一边抹泪，一边叹气。
刘绵俊主任陪同邵团长一起乘车送走陶师长后，时间还不到5点，他觉得百无聊赖，不知道再干些什么，就让司机把他送回临时家属房。夫人老汪还没有准备做晚饭，看见刘主任早早下班，心想老刘可能是中午饭没吃好，肚里饿了，就关切地问：“晚上吃啥饭？我现在就去做。”
老刘正在苦恼，听到爱人的问话立时无名火蹿胸：“吃什么饭！部队都没有了还吃啥饭！”随着话音，抓住拉到身边的小凳子摔到了一边，震得小桌上的茶杯当当响，气势汹汹地甩门而去。
汪大嫂冷不丁地受一顿训斥，委屈得哭了起来。
我的家属房和刘主任一排，中间相隔有几米远。他出门看见我从外面过来：“肖干事！有事没有？”
“没有啥事，您有事请指示。”
“今后别说指示了。大家互相照顾着就行了！”刘主任的脸色不大好看，我已估计他是因失落而沮丧，因一时的“急转弯”在痛苦。我陪着刘绵俊主任又回到他办公室。啥心思也没有，闲聊，在闲聊中缓释苦闷和难受。
我回到家属房时，爱人已做好了晚饭，却没有一点食欲，没有一点心情。
面对着我那刚到世上不足两个月的女儿，我把心里的痛苦悄悄埋了起来。女儿小婧出生一个月零三天赶到部队，今天她在襁褓之中能见证父辈们脱军装、兵改工的历史时刻，也是女儿一生的荣幸。我不能用我的痛苦污染她幼小的心灵，我强贴上笑脸陪伴她们母女告别了1983年。
1984年的第一天，铁道兵10师一万两千六百一十六名官兵遵照国务院、中央军委（83）168号文件精神，分别在陕西、青海、四川、河南等地集体举行向军旗告别仪式，集中摘取领章帽徽，缴回军旗，取消部队番号、代号，集体转业并入铁道部，始称“撤编并部”，后亦称“兵改工”。一个兵种的撤销这一重大事件，在全国全军似乎并不是什么大事，可能小得极其可怜。当天，《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是《勇于开创新局面》，第一版登的是反映全国1983年工农业生产形势的综合性报道，第二版有“首都交通民警更换新式服装”“电话通到湖北省嘉鱼县老百姓家里”等报道，第三版是国际新闻，第四版一个版面报道《社会主义文明大队——留民营》，发九幅照片介绍北京南郊大兴县长子营公社留民营生产队养猪、养鱼、种粮、种菜、植树造林、兴办教育的事。一个兵种被撤销是部队内部的事，可能远没有一个生产队的发展对全国人民有指导、教育意义。这时我才真正明白了铁道兵应该撤销的“一千个理由”。《解放军报》算是对一支部队的撤编销号还有点关注，在1983年12月31日第一版的右下角，刊登了通信员华明芳、记者白天氛写的约有二百字左右的一篇报道：《铁道部工程指挥部在京成立》，副标题为：“原铁道兵指挥部和所属部队干部战士集体转业，继续承担铁路建设任务。”介绍了解放军三总部副职领导和铁道部负责同志到会“祝贺”的“热烈”“重视”场景。虽然没有多大篇幅，却是对这支拥有三十五年革命光荣传统、为国家修建一万两千公里高难度铁路、八千多人为之献出生命、近六万人受伤致残的铁道兵指战员的最好的安慰、最大的鼓舞和鞭策。我们也该知足了！
1984年的元旦对铁道兵指战员来说是终生难忘的日子，每个人的心情都非常郁闷，非常悲伤，也非常失落和无奈。面对军旗那种无法割舍的深情给每个官兵都留下深深的烙印。
王昭权是原10师后勤部总会计师，12月底他到北京铁道兵部协调1984年的计划指标，当晚住在铁道兵五棵松招待所。元旦早上，他天不亮就起床，换上一套崭新的军装，乘早班地铁赶到天安门广场。戴上自己获得的三枚三等功奖章，请天安门广场摄影服务部为他拍下了最后一张军人照片，然后当场摘掉领章帽徽。当他把领章帽徽细心地用纸包好装起来时，站在一边的围观者好奇地问：
“军装没有领章帽徽多难看！你怎么把它们摘下来不戴了？”
“我是铁道兵。按中央的要求从今天起集体转业到铁道部就不能再佩戴领章帽徽了。”王昭权面对身边的游客说。
铁道兵情怀表现的不仅是对这支部队的热爱、留恋，还有对中央决定的服从和服从中的自觉。
我们团大部队搬离青海天峻，3营的三个连队还继续留在柴达木盆地的沙漠里，承担哈格段移交前的清沙、养护任务。12月31日下午，三个相距四十多公里的连队官兵徒步集中在营部举行撤编告别仪式，没有八一军旗无法向军旗告别，只能集中起来表达一下那么个意思。开始营领导担心几十公里风沙弥漫，没有驻勤车辆，战士们能不能步行来参加，结果全营三个连队除四个病号、三个岗哨以外全部准时到达。每个战士都想见证这最后的一刻。10连（从1982年起每个营编三个连队）的战士们顶着刮脸穿背一样的风沙步行二十公里从营部返回连队时已是晚上7点，指导员张建钦走到连队院子门口，门岗握枪立正向他敬礼。
“我们已经不是军人了，不要再敬礼啦，你也把领章帽徽摘下来下岗吧！”
门岗一听哭了：“指导员，文件上说我们是从明天起才脱军装的，今天晚上12点前你还是我的首长，你永远是我的领导，我应该向你行军礼……”
张建钦曾经在关角隧道苦战了四年，再苦再累，流汗流血不流泪。今天小战士的两句话让他心里痛生悲怜，眼泪止不住地流下脸颊。他上前握住小战士的手：谢谢你！还是早点回去休息吧！
站好最后一班岗，是军人的职责，是高原铁道兵战士最后的追求。
列车通过富饶的天峻草原，千年荒原掀开新的一页。
我们组织股的马春亮不仅书法翰墨功底深厚，而且还是一位诗人。脱军装那天，在渭南市47团机关集会结束后，他动情地写了一首诗：
告别军旗
（1984年1月1日，十多万铁道兵将士告别军旗脱去戎装，个个以泪洗面，情景悲壮）
健儿十万泪如雨，
辞别军旗尽敬礼。
戎装脱去兵缘断，
空遗相思在梦里。
尾声：不散的军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