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对铁道兵来说绝对是极其特殊的年份，用“生死之年”来形容也不为过。年底要脱军装，三十五年的历史要画上句号，明年1月1日就成为铁道部的一支工程队伍，共和国典籍中一个兵种就要消失，一个新的企业单位即将诞生。就是在这“生死之年”，老的任务没有少，新的工作已相继进入“状态”。因此，年初要研究安排的工作非常多。
元旦之前的12月27日，经铁道兵部批准同意，师司令部下达调令，已正式调47团的1、2营自青海天峻的关角公社移防陕西白水县承担罕东线六公里的施工任务。两个营移防、新项目开工，必须确保驻防安全，移防顺利，确保新线开工开门红。
1月上旬师司令部根据铁道兵部批复下达调整命令：按照三营四连调整方案，47团撤销一个营，撤并四个连队，4营部改成了3营部。撤编工作要稳妥进行，确保万无一失。
春节前，师司令部又下文重新调整青藏线哈格段移交前的线路维护、养护任务。47团的任务范围向东延伸至布哈河大桥，向下延伸至关角隧道以下的南山车站，六十多公里线路由3营负责。确保7月底前完工移交。时间紧迫，没有余地，必须按时完成。
春节前的1月18日到22日，师党委召开了六届六次党代会，传达铁道兵计划会议精神，提出全师1983年的施工重点转入罕东线，决定在罕东线概预算计划没有下达之前实行“三保三包一奖”预算包干责任制（保投资、保五大材料供应、保主要设备投入；包预算不超、包工期、包质量；完成任务实行物质奖励）。工程管理上的重大变化需要全团干部统一思想，高度重视，确保初战必胜。
从去年3月1日全师上下掀起以“四有三讲两不怕”为基本口号，以军民共建精神文明为主要内容的文明礼貌月活动。
全师开展第一个计划生育宣传月活动……
这次团党委扩大会议可以说既是清前断后、承先启后的加压会，又是面向未来、继往开来的动员会。内容多、要求严，任务繁重。
接受政委的指示以后，我还真的有些担心。在这关键时候召开这样特殊的重要会议，唐股长他们还都不在位，生怕筹备不好，让团首长不满意。立即与杨青龙、郭祥君二位同志商量。去年工作的总结和今年的任务安排部分，年前已有一个完整的党委工作总结和年度工作计划，就由祥君同志负责以此为基础，为团长整理出一个会议报告。青龙同志负责整个会议的会务组织工作。由我负责为政委写一个贯彻师党代会精神、圆满完成全年工作任务的讲话稿。青龙、祥君两位同志悟性好、反应快，很快进入紧张准备状态。我深知今年会议不同以往任何一年，有些新的工作任务我接触得不多，写好政委的讲话稿有一定难度。当即找几份有关参考材料，并通知几个相关单位限期提供会议所涉及工作的具体内容。一切安排妥当，我带着资料回到家属房，打算当天下午和晚上看看材料，理理思路，争取用两天时间写一份让政委比较满意的稿子。
结果这个想法和计划被战友们的欢聚给搅了，误了事，受到了批评。
那天中午是老乡张鹏战请小陈我们两个吃饭，这是前天下午就定好的活动。部队就有这个习惯，老乡家属临时来队，已随军的家属条件往往好一些，而且也适应了当地的生活，一般就会邀请临时来队家属，约上几个老乡到家里一起吃顿饭。在青海这些荒凉地方这种活动显得更重要。老张是技术干部，请吃饭还可以，但动员喝酒搞不来气氛。有小陈在场，几个战友很有兴趣，你一敬，他一劝，左一杯，右一杯，二两酒下肚，头晕脑涨，下午就上不成班了。
事有凑巧，那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又有两个老乡电话联系要到家里看小陈，人之常情，无法拒绝。当时已有好几个老乡调到团机关工作，在汽车连、修理连等直属分队的战友也有一大群。平时来往较多的战友至少也有一二十个，如果自己不主动回避，善意拒绝，春节期间可能天天都有战友上门看望。恰恰这关键的时候我犯了没有“主动回避、善于拒绝”的忌讳。两个老乡要来玩，又约了机关的李随志、董留富、何忠亮等作陪，当天晚上六七个人很快就热闹起来。我的性格是好表现心情，有点近似“人来疯”的毛病，兴致一高就把看材料写讲话稿的事忘到了脑后头。当天晚上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早上起床后仍头疼恶心。上班后坐到办公桌前思想咋也集中不起来。草草地看了几个材料后，想先列个提纲，提了几次笔，因没有一个清晰完整的思路又一次次地放下。那天下午，是已下了决心要集中精力写材料的，可坐下没多久，我新兵连的排长徐友根（已是16连副连长）找上门了。这个可怜的老排长，由于没有文化，人又老实，当了十年排长，去年才提拔个副连长。听说部队要集体转业，因自己家里负担重，困难多，要求赶上最后一班车转业。年前曾找过我让帮忙给领导说一下，过节后一直没有个准信儿，这就又找上门来问情况。老排长对我有恩，平时很少联系，在这个时候我不能拒绝。听了他的苦诉，我内心很同情，起身带他找安郁卿主任。安主任恰巧不在，徐排长还执意要坐下来等候。我为难了！排长这边坐着我咋还能写材料？又不能赶他走。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不得不采取与我人格性格很不一致的做法：悄悄地告诉杨青龙，请他出面把排长请到外面的办公室里“先喝着茶”。
排长虽然没有坐在我跟前喝茶，我的思想仍被他的事情缠绕着，精力时聚时散。经过个把小时的努力，提纲总算写出来了。这才第二次陪着排长去找主任。见过安主任要离开时，他问我：“会议材料准备怎么样了？”
我没有思索就说：“基本都好了。”
“政委通知后天开会。有什么问题明天上午来我办公室再商量一下。”
原来安主任刚才是去政委那里了。会议时间已确定，我心里马上紧张起来！
当天下午下班时，我把参考资料之类的东西带回家属房，打算晚上多熬熬夜把材料写出来。第二天上午交给吴政委，还不耽误他后天开会用。
那天晚上刚吃过饭，老夏和另一位领导的家属来找我爱人聊天，我深知任务繁重不能再耽误了，就礼貌地说：你们在外面说话，我在里间赶写会议材料。两位大嫂很实在，担心陈敏没人陪着太寂寞，还真的在外面的房间里你一言我一语、又说又笑地聊了起来，不少开心的话搅着我不太稳定的思绪。
写材料真的不是力气活，不是能凑合的事，需要思想，需要用心，还需要一种环境，需要进入一种境界，保持一种静悟深思、聚精会神的状态。否则，即使抄一份材料也可能抄得错格隔行，少笔掉字，就更不用说写材料了。因为这次写讲话材料始终是一个没有环境没有状态的过程，而且这次会议上又有很多新内容，下笔之前我又没有很好熟悉情况。所以，直熬到凌晨1点多才把第一稿勉强写出来。
第二天上午，我应该把材料再次修改后立即誊出来，结果安主任在办公室等着要听会议的准备情况汇报，来回一折腾又到中午了。中午的饭我已没有心思再吃，有爱人在我还不能太失慌。下午，只好委屈青龙老弟了——我修改他抄写（按我的层次，是不能让杨青龙、郭祥君帮助抄材料的），祥君应付一切外来干扰，直到晚上掌灯时分，材料才草草脱稿。送给吴政委时，他已坐在办公室前不知等候多久了。
吴凤仪政委，甘肃人，身材魁伟，神态威武，为人谦和，虑事周密，工作认真，是那种不言自威型领导。那天上午他就该拿到这份材料，可一直等到晚上才看到我。他接到材料以后，镜片后的眼睛很关切地看了我一下，在他脸上一丝愠怨气色都看不到。我不好意思地说：
“家属来队，过节期间客人多，没有按时把材料写出来……”
还想再解释、检讨几句，政委很平静地说：“我看看吧！”
不动声色，不置可否。我不知道该走该留，手足无措地站有几分钟。政委说：“你先回去吧！”
这样走吗？我觉得政委应该批评我几句！该挨批评时没受到批评，心里就有些找不到感觉的紧张，这时比挨批评还难受。我到办公室把讲话稿的草稿拿上回了家属房，晚上把材料又看了一遍后更感到问题不少。当天晚上很晚了还无法入睡，心中的不安把黑夜拉得很长很长。
第二天上午8点开会。我早上赶到团招待所，趁吃早饭的工夫了解了一下会议报到情况，然后急忙赶到机关大院。团长政委他们没有进入会议室之前，我一直站在会议室门口，希望能听到政委对会议材料的评价。那种焦躁不安的心情有点受煎熬的感觉。
吴政委有一个习惯，每次有他参加的会议必定先到场。那天在与会人员从后门入场时，政委和安主任一起过来了。到我跟前时，他微笑着说了一句话：
“这个材料可真的没写好！”
我的脸一下子热到脖子下边，血液好像要溅出胸膛，一时不知怎么应答。
那天的会议由张黎华副政委主持，第一项议程是丁明德团长总结工作，部署任务。丁团长是个很有水平很会讲话的领导，郭祥君给他写的讲话稿不知看过几遍，讲起来滔滔不绝，气势飞扬，念稿子抑扬顿挫，举例子恰如其分，会场上阵容严整，情绪集中，人人仰脸静听，认真记录，真有点临战前的气氛。后半时分组讨论。按原计划我应该参加1营的讨论，想到我那“真的没写好”的材料，打算在政委把他的修改意见说了以后，利用分组讨论和中午的时间把讲话稿再修改抄写一遍。我如果去参加讨论，担心政委找不到我，再去找政委又不合适，弄得不知所措。在会议室门前的操场踌躇转悠一会儿，没见什么动静只好又回到办公室。心神不宁，坐立不安。直到上午会议结束也没有接到政委的通知。这才意识到讲话材料一定是通篇销杀，一无是处，心里极度“灰暗”。
下午会议开始先有两个发言，然后是司令部领导有关线路施工、搬家、设防、部队管理等方面的具体工作安排。我没有一点点心思聆听，一直在注视着政委的表情、政委的举动。到政委最后讲话时，看到他拿起一个三四页纸的稿子，仍是他的老习惯，目视会场，不紧不慢地讲了起来。直觉已告诉我：政委没有用我写的稿子，他在按自己重新拟的提纲讲话，而且讲得条理清楚，层次分明。我认真听着，仔细记着，没敢再分心想那些是是非非了。
会议结束后我去找政委，一是想做个检讨，二是把他的讲话稿拿来完善以后印发。
在政委的办公室，见面后他就没有让我多讲话，想检讨几句的机会也没有给我，非常客气地说：“把师党委会上徐政委的讲话材料翻印一下发下去，组织股集中力量抓一下会后基层单位贯彻会议精神的情况……”
当兵七年，到组织股已有两年多，这次失误刻骨铭心，让我久久不能忘怀。这次失误也让我对工作、对待人、对处事有很多的思考，尤其是对工作的态度，必须彻底摒弃“今天准备、明天完成、争取干好”的一般化思维，一些关键事情、重点工作必须有“立即就办必须干好”的一流意识，否则误事是早晚的问题、大小的问题、难免的问题。
这次误事对我最大的启发是吴凤仪政委的处事方式。党委扩大会议是团党委最重要的会议之一，那年的会议又特别重要，他肯定早就做好了要“认真讲一讲”的思想准备，可是左等右等讲话稿拿不到手里，事到临头时拿到手里的讲话稿竟是诸事罗列、简单拼凑、逻辑混乱、不深不透的一个不能用、没法讲的稿子，他心里的不满和怒气一定七窍充溢，满腹翻卷，一般领导绝对会暴跳如雷、狠批猛训一通。当时我真的已做好了受训挨批的准备。结果第一次送稿子时，他不动声色地接了稿子，我心里更坚定了挨批的估计。第二次有意去接受训斥时他只笑了笑像没有这回事似的，更让我既惭愧又感激。吴政委已意识到我的内疚，我的自责，已想到我会悔恨交加，痛改前非，所以他采用微笑来安慰我、鼓励我！让我很多年都忘不了这次失误，忘不了政委对我的理解、关心和爱护。
就此事我想到了人的自责意识。人必须能自责，有了失误，仅靠领导批评指正，靠同志们帮助改正，其实是一种推卸心理，是一种被动思维。在当下，没有多少人愿意出面批评别人的错误，纠正他人的失误，即使有人愿意尽一些领导的责任，愿意尽一点爱护帮助之心，而给予必要的批评指点，你也未必能正确理解，也不一定能愉快接受。只有自省、自警、自律、自励，遇事多一点自责，才能自我提高，才能有些进取，不断进步。
多少年来，吴政委的音容笑貌、学识、才情和处事方法一直在我脑子里游弋、映现，他对我产生的影响力、感染力，为我之后的从政、为人、处事发挥了重要的警策点化作用。我在安良镇任六年党委书记，班子团结，事业有成。这六年，我自己认为是从政经历中最得心应手、最有成就感的六年。而不少同志一致的印象是这六年中我很少批评人。
4.陈师长的遗憾
春节过后上班没几天的一个上午，阳历2月2日，农历的正月初九，中国传统的春节气氛正浓。办公室接师政治部电话通知：原师长陈友国于昨天在西安去世，享年五十五岁，由各团自行派人前往吊唁。
新年伊始，噩耗临门，真不知道是什么兆头？回想陈师长在关角隧道的几个镜头，心中不免萌生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