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组织股许洪翔股长已面临转业，他负责全面工作，股里有1963年入伍的山西兵高成俊，1965年入伍的陈汉新、郭崇高，1968年入伍的高干事（忘记了名字），1971年入伍的张国祥、1973年入伍的龚光元。我是新兵新人一个，没有多注意他们怎么分工，根据我的资历和能力，选择了两项比较适合我的工作：一是打扫办公室的卫生，送水车来时接几桶水，重点是把三个煤火炉子烧好；二是为几个老同志誊写材料，我的字虽然说不上工整漂亮，也算能看不辱眼的那个层次。只是没有几天，我的小九九就被许洪翔股长看穿，他很认真地对我说：“小肖啊！你可不能光抄材料，要抓紧时间学习，适应新的工作。”
在此之前，我并没有很认真地想过组织股的工作问题，较多的是陶醉在“到了机关”“进了政治处”的盲目乐观之中。对如何适应这个环境，如何尽快进入角色考虑得更少。有一天许股长让我帮他削两支铅笔，那时机关写材料的初稿全部用铅笔。我用左手捏住铅笔，右手持小刀像截实木棒那样，把铅笔杆与铅笔芯削得如砍的一般，许股长看着我“削”的铅笔笑了：小肖你就这样削铅笔的呀！我的脸臊得有些麻木，从外观看一定红得像洒了一层死鸡血，不知如何应答。
当天下午在打扫许股长办公室的卫生时我有意看了一下他笔筒中插的铅笔。那是用小刀在有橡皮擦的另一端轻旋、平滑微削，把铅笔削得像件小小的工艺品，插在笔筒里非常好看。这让我昏涨的大脑如突然被浇了一碗凉水，为之一震，为之猛醒：
我算什么？连一支铅笔也不会削！井底之蛙呀！
还有一件小事也让我深感羞愧。我离开3连时，讨公家的便宜，把连队的新棉帘带一件当褥子用。由于棉帘很厚很软，铺在团机关统一做的铁皮软床上，咋也伸不展，拉不平。有炉子的屋里根本就不冷，有一床部队配发的毡垫已经很合适了，我还觉得铺上棉帘显得自己有能耐。我当时和龚光元干事一个房间。青海风沙大，每个人的床上都铺一层塑料布，龚干事的床铺得平平展展，整整齐齐，我的床则坑坑洼洼高低不平。有一天许股长到我的房间看到我的床铺后就有些不悦：“小肖，你这小床铺也要整得像个样儿呀！”许股长是个很大气、很厚道、很有水平的人，像床垫这样的小事儿他不会管，今天能说出来，一定是太看不过去了！我当时羞得很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两件小事让我看到了自己的微不足道，看到了自己的邈远差距。这差距绝不仅仅是读书多少、知识深浅的问题。我应该很好地想一想了。
自从我入伍以来，一直在施工连队。在施工连队的炊事班，经常接触的是烧火切菜、揉面蒸馍的炊事员和整天累得晕头晕脑的战士，没谈过读书，没论过层次，说粗话不少，讲理论没有，自己所写的总结，他们都觉得不错，一下子让我飘飘然不知东西南北。彼时彼地的场院到此时此地的舞台，我是激动的心带着盲目的大脑进入团机关，虽然有时也感到了碰头跌跤，却没有找到盲点，更没有看到着眼点，这又让我想到了自己的学识，自己的基础，自己的层次，我应该去深造、去学习。
到哪里去学习？机会很快有了。根据有关规定，凡是从战士中新提拔的青年干部，必须到长沙铁道兵干部学院进修二年。得到消息后，我高兴得想发疯——我做梦都在想上大学。
也就是两天之后，得到准确消息。由于组织股、干部股几个老同志面临转业，人手少，工作忙，我和新调入干部股的老乡赵国修都暂不去长沙进修。干部参加进修培训是组织股干部股的权限，只要想学习，今后有的是机会。这么好的学习机会不让去，心里有些难受。当想到组织股的特殊地位，今后还可以随时再安排去学习，这也算有了一种心理满足。遗憾的是，自此以后再没有遇上那样的机会。
8.第一次休假
到组织股工作有一个多月，收到了家里的第一封信。与往常一样是我二弟写的。信的内容因我的提干而显出了与往常的不一样，信中除了表达父母及全家的高兴喜悦，同时也转告了父母希望我回去过中秋节的心情。
入伍四年多来，对家里的事情考虑得很少，总觉得功不成、名不就，没有什么可向父母汇报的。收到这封信后，心中滋生出以往从来没有过的念家想法。我父母都已近花甲之年，他们在极其艰难地维系着一家人的生活。四年来的艰辛，四年来的苦难，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为的是让我安心服役，用心干事，争取工作上有成就，事业上有进步。提了干部到机关工作，首先给父母报喜，也算儿子给家里争了气，想必二位老人会高兴一番。从来没有在工作之外提出要求与希望的父母亲，现在提出让我回去过中秋节，这绝对是父母内心煎熬了几年的想法。四年多来，我不论工作上、生活上有什么想法，很少有念家的想法。如果说没有想法则是不正常的，是把对父母的挂念转化成对工作的热情，对人生目标的追求。信念中的目标是干不出名堂不探家。现在我已经提干，我应该探亲，应该看望我的父母，何况同年入伍的一般战士都已全部先后探亲休假！
我第二天上班就向许股长提出了探亲的要求。许股长满口答应。当听到我家里的实际情况而且还没有探过家时，既称赞我的事业心，又要求我“近日就走”，“多帮帮家里父母”。我不胜感激。
已下决心休假，随之而产生的是对婚姻问题的思考和如何“衣锦还乡”的设想。因为我很理解父母亲的心情，我是弟兄中的老大，父母亲常惦记的就是我的婚姻大事。这也是人生必须考虑的大问题，不想不正常。
还有那么一点虚荣心，说起来也算人之常情。在我的干部命令还没有下达时，我已选了一件不算太旧的干部服，穿着它不用说就能看出来是军官。还需要有一块手表。没提干之前，每月十几块钱的津贴费，我的经济还没有出现过拮据。两次外出虽然超支一部分，倒也没有出现大的亏空。自从党支部研究决定推荐我为提拔对象后，看到了能领“工资”的希望，办什么事就大手大脚，仅买酒一项就花了不少钱。领第一个月的工资时，发现我已欠了一百多块钱的债。目前虽然没有欠款，眼下休假肯定得花些钱，而且还必须给老父亲些钱，缓解一下家里的经济困难。如果要找对象就还要多花一些钱，简单一算，觉得很不乐观。把这一情况给老乡蒋金相说了以后，他支了一招：
“你是一个军官，回去探亲连手表都没有戴，别人怎么看？得买！没有钱就买差一点的（当时认为我应该戴与他一样的瑞士进口表）。”我不理解他说的“差一点的”是指哪一种，就问他：“差一点的得多少钱？”他说上海表一百二十五块，天津海鸥表六十五块。我问：“还有没有再便宜点的？”他说，再便宜就是乡下年轻人戴的南京钟山表三十块钱一块。我想了一下，毫不犹豫地决定就买钟山表，只是提出表带可以好一点的。那时想的是：看着不错就行，反正没有人会拽住手脖看牌子的。
第二天，老蒋托河南老乡从天峻县商业局买了一块金光闪亮带红秒针的“钟山表”，只是那条好看的表带贵了点，一条十五块钱。
第一次探家不能太穷气，也不能太简单。从连队给父母买几斤白糖，回家少不了请客，又从军人服务社买两瓶泸州二曲酒、大前门香烟和花生米之类，水果糖当然不能少，我堂兄的儿女们还在家里等着我哩！万事俱备，意气飞扬，等着张建钦的请假报告一批下来就走。
在3连时我就知道全连一年入伍的只有我们俩没有休过探亲假，到政治处以后才发现全团再也找不到第三个没有休过假的河南兵。陇海铁路线上旅客列车的爆满超员程度，一个人外出休假就如同把自己塞进可以让人窒息的小木箱。所以，一开始我就没有打算在春节那种比平时更爆满的季节里探亲。前几天决定要休假，先找张建钦，他知道我有过两次从西宁坐火车回内地的经历，当然也求之不得，只是连队战士探亲的请假报告要上报军务股审批。军务股答复今天批不了明天一定批！
9月中旬，天峻草原的冷风一阵比一阵紧，飞雪轻飘，冬意渐浓。张建钦刚入伍时坐闷罐车到西宁、坐大篷车到天峻以后，四年多时间再没有下过高原。不知道这个季节休假穿什么服装，也不知道坐火车回河南还准备些什么东西。我们穿上皮大衣、厚棉衣，戴上皮帽子，蹬上毛皮鞋，带上衬衣、绒衣，到西宁把皮棉东西寄存，穿秋装上火车，穿夏装到家里。
张建钦我们俩算得上是命中有缘的一对战友。他比我年长一岁。一年入伍，到一个连里，他施工我做饭，他比我辛苦多出力大，结果我比他先提拔，心里总觉得欠他点什么。这次一起探亲，一切对他都是新鲜的。他像一个进了大观园的“小板儿”，我处处要带着他、护着他。买票我去，寄存东西我找熟人，上车我先介绍火车上的一二三，他只是满脸憨憨地笑。车没到兰州，我们俩的座位已被一位年龄大一点的工人老大哥哄走了一个，俩人一个座位，他坐我站，我站他坐，边走边说家里的事儿、订婚的事儿、战友的事儿、连里的事儿，边说边乐，边乐边说，少有的轻松与快意。要去厕所，只能他一人先去。长时间没回来，心里开始嘀咕，等一会儿回来了，方知发生了一件“小插曲”：在洗漱间洗脸时帽子挂在衣帽钩上，洗过脸一时忘记戴，往回走几步后才想起来，返回去时已无踪影。当时的绿军帽乱抓乱抢的都有，现在是遗忘在那里了，那里肯定没有“雷锋叔叔”，找不到了！
只要有军装在，没有帽子谁也不敢不承认咱是当兵的！关键是下一步不能把军装丢了。他笑着说：不管天再热，我穿着不脱就丢不了。老实人说老实话！
我们说着笑着进入河南。到家了，真好！至少建钦老兄这里不会有什么事了。只是我的假期比他时间长，返队时不能一起走，心里有点担心。事后得知他返队时虽然没有再出现什么问题，只是从郑州上火车兜里只装十块钱，搞得挺紧张！
回到县城后先找已调到县公安局工作的石磙老师。在此前的通信中我已告诉他提干的消息，看到我探亲到家，他兴奋得像自己提干了一样。我们俩一起出门，逢人他第一句话就说：这是俺大，刚提干。我即使不穿四个兜的军干服，我提干的事儿也很快会“家喻户晓”。
晚上，石磙老师在东大街他的一个同事家里专门安排一场接风洗尘祝贺酒，当着在场的几个同僚，自豪地宣布：根胜大一提干，俺村现在就有八个军官了。
我们一个不大的村子，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相继已有七个人在部队提拔为干部，周围村民都很羡慕，俺村的群众也感到很光彩。我作为石磙老师的学生，除去乡亲叔侄关系外，他也有着喜不自胜的自豪。那天晚上，他喝不少酒，并一再叮嘱我：“俺爷、俺奶都盼着你回来订婚哩，这一回一定找一个满意的对象再走！”还是我的老师，想的问题就是不一样！
1978年8月湖北出差途经西宁照了一张“标准相”，在恋爱成婚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