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总不免在本能与道德之间徘徊，因为人既不能完全摆脱本能的控制，为了协调人际关系又少不了道德的约束，因而人们便始终只能在二者的张力中生活。作为人的小说家，当然也回避不了本能与道德的张力，尤其是当他们在小说中处理这类问题的时候，他们更是常常典型地表现出了人们对此的矛盾态度。
在中国古代的小说中，我们常常能够看见不少性爱或猥亵的描写；与此同时，我们也常常能够听到不少相似的声明，在这些声明中，小说家们宣称，他们之所以作性爱或猥亵的描写，乃是为了维护道德的尊严。这类声明既出现在那些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严肃的小说中，也出现在那些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猥亵的小说中，以至于我们难以在它们之间作出一个大致的区别，以判定哪一个声明是真诚的，哪一个声明是虚假的。也许更方便的做法是，我们还不如把它们统统看作是同一种心理，即想要在本能与道德的张力之间保持平衡的心理的表现更合适一些。
不少学者都注意到了小说家们的这种矛盾的态度。刘若愚指出，《蒋兴哥重会珍珠衫》的作者，“对于两性关系的态度是有些首鼠两端的：一方面，他似乎同情情人们，深知满足生理欲望的需要；另一方面，他提倡传统的道德，指责婚外的恋爱”。同时，“这种首鼠两端的态度也可以在其他小说中见到，有些作品似乎有意博取淫欲的乐趣，却冠冕堂皇地说仅仅是意在劝戒。无论怎么说，不管作者的意图是宣扬色情还是劝戒，这样的事实是不可否认的：白话小说更多地写了情欲与爱情，它们往往还赤裸裸地写了性行为”。 夏志清也指出，《金瓶梅》的作者，“表面看来他是个严峻的道德家，他抓住每个机会斥责奸淫与败德，但他费很大力气描写做爱活动的事实使我们感到他的道德上非难的态度是当不得真的”。 看来这决不是一种个别的现象，而更像是小说家之间心照不宣、配合默契的攻守同盟。
我们倾向于认为，不少小说家的确想要表现人性的本能侧面（这种愿望其实完全没有什么不对头的地方），但是一俟他们真的这么做的时候，他们就感到了来自内心与环境的双重压力，于是不得不为自己的表现欲望寻找冠冕堂皇的道德理由，尽管其道德理由与实际描写之间有时显得那么的自相矛盾或不着边际。当天平的一头变得重起来的时候，为了保持两边的平衡，人们必须让那一头也变得重一些才行。这正是处于本能与道德的张力之间的小说家们的一般作法。
这种矛盾态度并不限于小说家们才有，在其他种类的文学家身上其实也曾一再出现。比如汉代文人喜欢写铺张扬厉的大赋，因为这种大赋可以满足他们那卖弄博学的愿望。但是这却与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念发生了矛盾，因为在功利主义文学观念看来，这种大赋显然没有什么道德意义和实用价值。于是为了堵住功利主义文学观念的嘴巴，大赋的作者们便在赋的末尾添上一段讽谏的尾巴，以表示他们的铺张描写并不是毫无道德意义的。可是有些功利主义文论家们目光锐利，一眼就看穿了他们的把戏不过是“劝百讽一”、“曲终奏雅”，也就是打着道德的幌子挂羊头卖狗肉而已。所谓的“劝百讽一”、“曲终奏雅”，其实也正是后来的小说家们惯用的伎俩。
这种一面想要表现人生的“禁区”，一面又披上道德的外衣的作法，也并不只是中国古代小说家们的专利，或许也是东西市民小说的一个共同特色。比如《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磨坊主的故事》的开场白，便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的例子。磨坊主想要讲一个在当时定会被认为是猥亵的故事，为了免受人们的指责，他先发表了一个声明：“我喝醉了；听我的嗓子，我知道醉了。所以我如果说些不该说的话，只怪萨得克的酒。”而小说家在讲述这个故事以前，也预先慎重其事地声明道：
我愿每位高尚的人，为了上帝的爱，不要认为我有什么坏意，无非我不得不把他们的故事好的、坏的都依样讲出来，否则对不起事实。因此谁若不愿听，尽可翻过一页，另择一个故事；有的是古来大小不同的事，高尚的作为，或是道德信仰的文章。你若选择错了，不是我的错。磨坊主本是一个粗汉，你是知道的，管家也是一样，也还不止他两个，而他们两人确是讲了一些肮脏话。请你想一下，莫错怪了我。人们也不可把玩耍的事当真。
尽管磨坊主和小说家把这类故事称之为“不该说的”、“坏的”、“肮脏的”、“玩耍的”故事，而与另一类“该说的”、“好的”、“高尚的”、“道德信仰的”故事相对立，但是其实他们还是喜欢讲这类故事的，否则他们就不会堂而皇之地讲它们了。然而为了逃避教会与社会的指责，他们却又讲了这些推诿责任的话。尽管其推诿责任的方式与中国小说家颇有不同，但他们那想要在张力间保持平衡的精神却还是相通的。说起来，即使是后来的英国小说家劳伦斯，在表现性爱主题时说了那么多愤世嫉俗的话，其中也许也不无想要使自己的表现获得道德理由的隐秘企图。
既然徘徊于本能与道德之间是人性的一种基本困境，则我们有理由认为，小说家们的那种矛盾态度，其实也只不过是人性的这种基本困境的一种反映。因此，比起一味地指责他们来，我们宁可从反映了人性的基本困境的角度，去看待和理解小说家那种或高明或拙劣的自我辩护，以及这种自我辩护与其实际描写之间的自相矛盾。夏志清指出：“在中国，如在世界其他各地，小说家只得把文明人进退两难的窘境记载下来：他一面要纵容自己的七情六欲，一面想建立一个比较合理的社会秩序。”这或许就是全部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