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一般人所汲汲以求的，无非是“利”与“名”而已。但是“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追求“利”与“名”的方法，却是因人而异的。我们上面已经说过，有些人能够通过暂时放弃个人的利益，而获得道德名声，凭藉道德名声，而获得更多的好处。这其实是一种弃“利”求“名”，以“名”得“利”的方法。但是，求“利”和“名”的方式，却也不止这一种。有时候像暂时放弃“利”一样，暂时地放弃“名”，结果也会得到更大的“名”，从而得到更多的“利”。在若干古代小说中，小说家向我们揭示了其中的奥秘。
《三孝廉让产立高名》（《醒世恒言》第二卷）中的许武，便通过先使自己蒙受贪名，以让两个弟弟得到好名声，然后又宣布自己的真实目的，以洗刷自己的恶名，而获得了比以前更大的名声。《争嗣议力折群言 冒贪名阴行厚德》（《娱目醒心编》第十三回）中的程氏，也利用了假冒贪名的手法，而使自己在真相大白后获得了更好的名声。在他们的做法中，都包含着一种“后发制人”、“欲取先予”和“以退为进”的策略。也就是说，他们在存心冒受恶名时，先让别人感到道德的优越性，然后通过公布真相，一下子把别人的道德优越性打垮，在人们尚未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更为稳固地重建了自己的道德优越性，从而得到了更大更好的名声。
在《救穷途名显当官 申冤狱庆流奕世》（《醉醒石》第一回）中的姚一祥手里，这种方法获得了最出色的运用。姚一祥曾经周济过的一个外地秀才，发迹后正巧做了姚一祥的上司。为了报答姚一祥当年的周济之恩，上司让姚一祥为几名真正冤枉的死囚说情，然后由上司将他们释放，并让姚一祥从囚犯家属那儿每人收取一千金的人情。姚一祥乘此机会开脱了七名真正冤枉的死囚，使他们重新获得了自由，然而却并没有向他们的家属收钱。上司则认为姚一祥替七个囚犯洗冤，一定已经得到了七千金的人情，这就足以报答当年对自己的周济之恩了，于是让他带着这七千金回家养老。姚一祥并不说出自己其实一文没收的真相，而是承认了自己确实已得到七千金，按照上司的指示离开了衙门。事后上司才了解到姚一祥其实分文未取，于是大惊失色，因报恩未成，故应众人之请，把姚一祥载入名宦祠中——这种地方本来是姚一祥这样身份的人绝难进去的。
因为七千金不是一笔小数目，所以我们先要弄清一个事实，那就是至少在小说家和小说中人物的心目中，比起七千金来，进入名宦祠是更为重要的。因此，他们大概认为，姚一祥因放弃七千金，而得以进入名宦祠，仍应说是一笔划得来的买卖。当然，姚一祥当初这么做，并不一定想到会进入名宦祠，而只不过想通过放弃七千金，以及放弃由此而得到的名声，而获得更大的名声罢了。至于进入名宦祠，则只不过是在获得更大的名声以后，一个既出乎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结果罢了。姚一祥在这里有意无意所使用的，正是通过放弃眼前的较小的名声，而获得更大的名声的方法。
而今姚君不得银子，竟说得了七千，谁肯如此冒空名，失实利，既能雪人之冤，又不利人之财，又不邀己之誉以讨上台的奖赏？岂不大圣人、大菩萨的心肠？只怕这样人，古今来不多见的。
姚一祥放弃的不但是金钱，而且是“真心释冤”、“不爱钱财”的名声，但是他所得到的，却是“又不邀己之誉，以讨上台的奖赏”的“大圣人、大菩萨的心肠”的大名声。只有这种大名声，才能使他进入名宦祠，而仅仅是“真心释冤”、“不爱钱财”的小名声，则是远远不够的。
姚一祥的行为，因为先要放弃更多的好处，因而可以说是一种更为困难的行为，从而也就更为一般的人所难以做到，正如小说家所说的“只怕这样人，古今来不多见的”。但有时候越是放弃得多，便越是得到的多；越是难以做到，便越是报酬丰厚，这恐怕也是一般人所想象不到的。一般人只看到其困难与放弃的一面，却没有看到其得到与有利的一面。尤其不懂得，个人是处于社会互酬关系之中的，哪怕当事人是绝对出于无私，对更大的名利无非分之想，小名仍可“换”大名，小利仍可“换”大利的。因此，当人们都想争“利”的时候，能够暂时放弃“利”的人，往往可以得到更多的利益；当人们都想争“名”的时候，能够暂时放弃“名”的人，往往可以得到更大的名声。其中的道理其实都是一样的，对于有意这样做的人来说，都是一种“后发制人”、“欲取先予”、“以退为进”的方法。
我们这么分析姚一祥的行为，并不是要否定他是一个好人，也不是要否定他的行为的良好，而只是想要指出，其中同样存在着一般人所感兴趣的小名利变大名利的机制，只不过其表现方式与常人稍有不同罢了。小说家虽说总是从正面肯定他的行为的，但我们想大概他还不至于会幼稚到把姚一祥当成傻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