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和苏晓晓搭伙卖冰棒还不到半年。我之所以和苏晓晓搭伙卖冰棒了，是因为眯眼子吴爱国出事了，经查，并且经过对照笔迹，在那些用钢笔支持李玖妍的人里头，其中有一个就是吴爱国。吴爱国是这样写的：李玖妍我相信你，敬佩你，支持你。此外，吴爱国还向革命群众砸过冰棒，有一名革命群众被冰棒棍子戳伤了眼角，引起视网膜发炎；另外还有两名革命群众的脑袋被石头般坚硬的冰棒砸出了鸡蛋大的青包，法医验伤的结论是轻微脑震荡。费伯娘拍着巴掌，长腔长调地尖声哭叫，天爷呀，可怜我一个老寡妇，儿就是命命就是儿呀！你这是要索我老婆子的命呀！儿呀……你也是真不成器呀，白纸黑字你敢乱写呀，你怎么敢拿冰棒砸人呀！你不知道自己是什么命呀，跟人家一样不知道天高地厚？你想当邹衍呀？你想当窦娥呀？其实你呀，什么都不是呀，你就是我头世的冤孽呀……好不痛杀我也！费伯娘最后一句用的是韵白，还牵起一点衣袖，掩了颜面作抖动啜泣状，有比较明显的程式化痕迹，不过忧伤沉痛却是一气呵成，极富感染力，使旁边看热闹的人都忍不住红了眼眶。大约过了一年零八个月，吴爱国出来了，大家看见他整个人是青肿的，头发更枯更黄了。他先到街道上向丁珠玉主任报了到，回家又接着给自己开处方，但没有跟我一起卖冰棒。我们再在一起卖冰棒是我和苏晓晓拆伙以后的事。
苏晓晓的爸爸苏酒糟起初不准他女儿跟我混在一起，说她不知轻重，那是什么人家？跟那种人家的人混在一起有什么好？苏晓晓说：“那行啊，那你给我安排个工作吧。”那时候苏酒糟已经没能力安排她了，他被别人挤到一边去了，虽然还挂了个副主任，却没一样是归他管的，跟没挂差不多，但又不肯在苏晓晓面前跌面子，气呼呼地说：“你个死丫头将我的军是吧？”苏晓晓说：“你说将你的军就将你的军，你哪天给我安排了，我就哪天不卖冰棒，你还没安排呢，那我就先卖着。”苏酒糟说：“你卖冰棒就卖冰棒嘛，为什么非要跟那个李文兵一起卖呢？一个瘫子，莫非他还长了花？”苏酒糟说了这种不上台面的话，苏晓晓也不客气，厚着脸皮说：“你管他长花不长花，反正我喜欢！”把苏酒糟的鼻子气成一团烂红，扬起巴掌就给她一个耳刮子。苏晓晓正好，咧开嘴巴就嚎。苏酒糟说：“你嚎丧吧？”
挨了一个耳刮子，嚎了一上午，苏酒糟也只好由她了。
我和苏晓晓卖冰棒时，不在公园门口卖了，我们换了个地方，在爱国电影院门口卖。爱国电影院在红旗路西头，苏晓晓家住在翠竹街，也靠着红旗路，算红旗路东头，我家则在这两点之间。苏晓晓早上挤公共汽车到老鼠街，推着吴爱国钉的架子车去打货。冰棒厂是沿红旗路往西，她打了货再往西走，大约十几分钟，就到了爱国电影院。她虽然前翘一下后翘一下，却走得很快，往往是她到了，我还在路上慢慢挪，她就一边卖一边等我。我来了，她便背个冰棒箱守到旁边的路口上，我就守在电影院门口。
我在医院里侍候我爸时，苏晓晓就一个人背着箱子卖冰棒。有一天苏晓晓突然出现在医院里，我说今天你这么早就卖完了，还是把冰棒卖到医院里来了？她说什么呀，我妈也在医院里住着呢。
她只说她妈在医院里住着，没说她妈什么病，后来我们好了，她才悄悄告诉我，那回她妈是打小产，说着还小声地暧昧地笑，说她妈都什么年纪了，还打小产。
那天苏晓晓给我带了两只苹果，她把苹果放在我爸的床头柜上，顺便叫了我爸一声李叔叔。我爸好像受宠若惊，有点手足无措。苏晓晓认识我爸，还记得我爸给她爸打过家具。苏晓晓叫过李叔叔之后，又说：“原来李文兵的爸爸就是你呀。”我爸连连点头，样子几近谄媚，他拼命推让那两只苹果，说：“你妈也在住院，我们又没去看她，怎么好意思吃你的苹果。”他推过来，苏晓晓又推过去，他还要再推时，苏晓晓说：“你不吃就算了，放在这里让李文兵吃。”我爸这才明白过来，人家的苹果不是给他吃的，是给李文兵吃的，跟他没关系，而他还傻傻地跟人家推来推去，于是不免感到尴尬和失落。过后我把苹果拿给他，他看都不看，脸一扭，酸酸地说：“人家那是给你吃的。”
这也难怪他，活了大半辈子，开刀割瘤子，除了我在跟前，鬼都没来看过他一眼。我妈是肯定不会来的了，就连李文革也没来过。李文革好像不知道我爸住院—我不记得我告没告诉过他—就是知道他也不见得会来。他还是没有完全收敛，不能跑不能跳了，就常常像个尾巴似的，跟着巷子里的一帮孩子，看人家玩。他脸皮也厚，不怕人家骂。人家说李文革，你们家为什么要登报？他憨憨地跟人家笑。其实他心里清楚，却能装出一脸憨笑，也真是本事。过后人家懒得跟他说那么多，干脆叫他“登报”，叫着叫着，“登报”倒成了他的绰号；叫到后来，不知怎么搞的，舌头一滑，“登报”竟莫名其妙地变成了“灯泡”。“灯泡”和“登报”相去甚远，风马牛不相及，而它们就这样在无意中被置换了，可见真实是多么脆弱，多么容易被淹没。
医生叮嘱我，要给我爸吃一点肉饼汤，我没办法做到，便请苏晓晓帮忙。苏晓晓二话不说，起大早去买肉，买了肉再去打冰棒，下午五六点钟，卖完了冰棒，就匆匆赶回家，笃笃笃地把肉剁成碎肉饼，捅开炉子蒸熟了，装在一只把缸里，用毛巾先包一层，再拿件旧衣服，又包一层，一翘一翘地端到医院里来，还是热乎乎的。她一共给我爸端过十三个肉饼汤，我爸吃肉饼汤吃得又感动又悲伤，对我说：“这姑娘厚道，比她老子好。只是这样麻烦人家，实在不过意，要不，我还是不吃了吧？”
我知道他是想通过我跟苏晓晓客气一下，但我不跟他客气，我说：“扭捏什么？想吃就吃吧，你又不想再开一回刀，麻烦也就麻烦她这一回。”他皱着脸看我，我以为他要发火，但他却点点头，用一种多少带点妒忌的口吻说：“兵子你有福啊。”
我妈终于找到了房子，准备带着李文革搬出去了。在搬出去之前的大约两个月，她把一件旧毛衣拆了，把拆下来的毛线用开水泡了泡，晾干后绕成团，开始教我打毛衣。她板着脸叫我过去，把毛线和竹针交给我，说：“从现在开始，你学打毛衣吧。”我想她昏了头吧？我不是女孩子，我嘴唇上的胡须都变黑了，我打什么毛衣？她说：“你非打不可。”我说：“我不打。”她把我的手拖过去，将毛线缠在我的指头上，强迫我打。我把手挣脱出来，我说：“我不是归我爸吗？你别管我，我跟你没关系。”她甩手给我一个巴掌。这是我这辈子挨得最狠的一巴掌。我说它狠不是因为它重，它重不过我爸给过我的巴掌，尽管它也是“大音希声”。关键是它打到我心里去了，它在我心里留下了一个巴掌印子。
傍晚我准备出去卖盐瓜子时，从一面灰蒙蒙的小镜子里看见了我的脸。我的脸一边小一边大，眼睛也是一小一大，嘴角上还有一坨血迹。我用湿毛巾把血迹擦干净了。
我以为她打了我就算了，不会再叫我学打毛衣了，谁知第二天她又把毛线和竹针拿到我面前，说：“先学平针吧。”她还是把毛线缠在我指头上，把竹针放在我手里。她要缠毛线我就让缠，叫我拿竹针我就拿。她拨一下我的小指头，说：“挑一下。”我就挑一下。她又捉住我的右手，说：“打一针。”我就打一针。我像个木头似的由她拨弄。我这样消极抵抗，她并不骂我，她不厌其烦，左拨右拨，一针又一针，我到底还是慢慢地动起来了。因为不是撑凳子就是撑拐杖，我的指头又硬又笨，打一天毛衣就好比干一天苦力。她总算是教会了我打平针和元宝针，又开始教我洗衣服补衣服，拆被子缝被子，最后教我做饭，量多少米，放多少水，饭潽了以后还要烧多久，然后她就带着李文革搬走了。
她没带走多少东西，一只洋铁桶，一只箱子和一只五斗柜，再就是衣服鞋子蚊帐被子毯子脸盆毛巾牙刷牙膏锅碗瓢盆，装了一板车。拉板车的是个五十多岁的矮个子男人，不是熊大头，自从那年六月以后，熊大头两口子就没在我们家露过面了。
那天我爸没回家，还在五七农场喂猪。我爸回家的时间不一定的，反正一个月一次，有时在星期天，有时是星期六，或者星期三星期四。而且我爸在不在都一样，她应该没话跟他说的。她跟我也只说了一句话：我们走啦。就这四个字，口吻也是极为平常的。天气已经比较冷了，墙脚边结了薄冰。她自己围了一条围巾（黑色的），给李文革戴了个半新的蓝布棉帽子。大约是上午八点多钟，她牵着李文革的手，低头跟在那辆板车后面走着。那辆板车跟熊大头的板车一样，会发出吱呀儿吱呀儿的叫声。李文革的耷拉着的帽耳朵一颤一颤的。巷子里有一些人探头探脑地看着。费伯娘也站在那里看着，一边看一边和几个女人戚戚戚地交头接耳。因为天气实在有些冷了，费伯娘脚上穿的不是趿板子，而是一双圆口黑布棉鞋。费伯娘的眼睛跟着我妈和李文革，嘴巴却对着旁边的人，说哎呀呀，这好像是搬家吧，在一条巷子里住了这么久，她搬家怎么不跟大家打个招呼呢？过一会儿，费伯娘又说，她怎么只带“灯泡”，不带兵子呢？啊？还有，他们家老李呢？
她搬出去之后的第三天，我爸回来了。那天好像是星期五。我对他说我妈和李文革搬走了。他点点头，到房门口看了看，没说什么，手伸进口袋里一动一动，动了半天，摸出了一根烟。他戒了好几年，现在又抽起来了。他弯着背坐在原来我撑过的那只榆木凳子上，一口就抽掉了半根烟，再一口，指头上只剩了个烟屁股。
我妈搬到了工人文化宫最里面的一间小平房里。工人文化宫占地面积很大，那间平房在院子的最北边，背靠一面很高的老青砖墙，墙后面是一个礼堂。有一面丈多高的围墙，逼在我妈家门口，形成一条短促狭窄的巷子，最宽处顶多一米左右。那房间面积大约十个平方米，原来堆的是杂物。围墙的那边是一个纪念馆，几十棵樟树从那边压过来，大片树冠越过围墙，密匝匝地罩在这边平房的红机瓦上。机瓦上的青苔很厚，看过去是一抹墨绿，只有几处隐隐透出一点稀薄的变了味的灰红。围墙上同样长着青苔，而且更绿更厚。沿围墙往左是死路，往右一直走，拐出青砖墙，是一排比人还高的女真树，树篱过去是一个长满杂草的空地，有个破篮球架歪歪地站在那儿。
想必老鼠街的邻居们也猜出来我爸妈离婚了。老鼠街人有一样好，就是猜归猜，一般不会当面问你。当面问你的除了费伯娘，不会有第二个人。费伯娘说兵子我问你，你妈和革子到哪儿去啦？她搬走啦？她为什么不跟你们一起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