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少银背着手站在那儿，和那年夏天相比，他又老成了一些，像一个三十多快四十的人。我们的目光相遇之后，他并不躲闪，很大方地把脸扭过来，说：“你好。”我也说：“你好。”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像一根纰了叉的草一样。詹少银笑笑说：“你也在这里看呢。”我说：“嗯。”他说：“其实你不用看的，这些你都知道，她肯定说过的。”我说：“没有，她什么都没说。”他点点头说：“哦。”过一会儿，他说：“那你看见她是怎么骂人的吧？”我说：“嗯。”他说：“她怎么骂我都不要紧，流氓无赖小爬虫，都不要紧，我都能理解。可她说自己的处女膜干吗，这样的事情也兜出来，不好。”我用下巴朝大字报点一下，说：“她说是你，她说你赖账。”他说：“那是她恨我，她还是想拖我下水呀。一个人要恨一个人，真是什么事情都想得出来。”我又用下巴朝大字报点一下，说：“她那里有证据。她说你只有一个睾丸。你说不是你，她怎么知道你只有一个睾丸呢？”他笑道：“这你都信？她明显是瞎说嘛，她要瞎说我有什么办法？你想啊，一个睾丸怎么能当兵呢，我又不是后门兵，体检很严的嘛。”他说着还摇摇头，又伸手在我头上摸一把，好像跟我挺亲热。我说：“你当兵不是沾了你爸是个救火英雄的光吗？”他说：“我不否认这一点，我是沾了点光，那时刚从知青里招兵，还讲点这个，可这不算后门兵，后门兵都是空降的。空降的你懂吗？我爸就是个荣誉，又没有一点实权，我哪有什么后门？我能空降吗？我是一关一关过的，如果是她说的那种情况，我能过吗？”
他又在我肩上拍拍，说：“她说她的，我不怪她，要紧的是她自己，你看到了吧？”我说：“嗯。”他点一点头，说：“看到了哈。你说她怎么回事？破罐子破摔，什么话都说，别人都是瞎子聋子，现实就只有她一个人看见了听见了？她用的是什么眼光？站的是什么立场？对她还不够宽大？她还叫冤，还想翻案，说她只说了一点真话，发了一点牢骚。那只是牢骚吗？什么是真话？她生活在真空里？关键是，她这是跟谁叫板？以前还只是在信上说说，现在干脆贴大字报了！洋洋洒洒这么多张，还发动群众，要求广大群众评一评，她说的这些现象是不是存在，是不是事实；还说假如不给她平反，她还要贴大字报。她开什么玩笑？她以为她是谁？”
他看看我，用一种很沉痛的口气对我说：“老弟，划清界限吧。”
过了一会儿，他口气缓下来，说：“她在羊角巷还贴了几张，是专门针对我的，就贴在我家门口，你知道吗？”我说：“不知道。”他用一只嘴角笑道：“你们是一家人嘛，她写了往哪儿贴你会不知道？”我说：“她又不是在家里写的，我怎么知道？”他说：“是吗？那她在哪儿写的？”我摇摇头。他又笑一笑，说：“也是，我问你这些干什么？其实我也就是听说，我也没去羊角巷看过，现在也看不到了，听说被我妹妹撕掉了。我妹妹也是，她怎么能撕人家的大字报呢，有理讲理嘛是不是？”
他说着又看我一眼。他的嘴角上挂着一丝薄薄的淡淡的微笑。
他忽然问我：“她现在到底在哪儿呢，以前我好像听说她分在八里铺垦殖场，是吗？”我支吾着：“我不管这些事。”我想想又说：“她也没回家，她好像不认得回家的路了。”他说：“是吗？她会不认得回家的路？”我说：“她的脑子不是过去的脑子了，她有病，她是个神经病。你看她写的这些，好多句子都读不通的，还有那么多错别字。”他撅起嘴，摇摇头，说：“错别字是多了些，不过不像你说的，从文章大意来看，一点都不像。句子嘛，怕是写急了点，也还是读得通的。看来她是不要命了，豁出去了。”我说：“她一根筋，钻牛角尖，死想一件事，越想越糊涂。”他又摇头，指着旁边几张刚贴上去的大字报，说：“你别看有人贴了几张大字报支持她，还有人在她的大字报上用钢笔给她做眉批，说她敢说真话，观点很朴实，是一针见血，很诚实很勇敢，这都是瞎闹呀。你看你看，那个人还在那儿写呢，唉，写什么呢？都没用的，这一点你自己要想清楚。”经他那么一指点，我也注意到了那些大字报和钢笔字，还有那个正在写着的小个子年轻人，他用的就是一支钢笔。我看见他刚写的那些字就像是一丛丛蓝色的嫩草，生机勃勃地长在李玖妍的字缝里。
詹少银轻声说：“他们这样做不但没用，还会使事情的性质变得更严重。”稍微停了停，他忽然问我：“你爸妈还好吧？”我被他问得愣了一下，不知道他怎么跳到这儿来了。他说：“叫他们也想想清楚啊，有什么事情要帮忙一定说一声啊。”我说：“嗯。”他点点头：“那我走了。我本来是下班路过这里，顺便看看的。不过她这么一来，我想躲也躲不开啦。”
我用力咽下一口唾沫，说：“詹少银你说老实话，你是不是真的只有一个睾丸？”
他看着我，往后退两步，摇摇头，又摇摇头，说：“看来我刚才的话白说了。好了，我们没话可说了。”他走了两步，又扭头对我说：“不过我建议你到那边去看看，我有一个申明，包括医院证明，都贴在那儿，你最好去看一下。”
我说：“好的。”
他身板挺直地走了。
我抬起头，看着詹少银走了。刚才他跟我说话时，我一直低着头，我不敢看眼前那些密密麻麻的字，我觉得我一抬头就会看见李玖妍。她好像就站在那些已经变得模糊了的文字后面，瘦骨嶙峋的，像石灰一样白，用一双眍陷的灰蒙蒙的眼睛看着我。
我把自己往右边挪，挪到詹少银指给我看的“那边”，也就是在李玖妍的大字报前边，看到了詹少银的申明和医院证明。“申明”很大，“证明”很小。“申明”是毛笔字，是詹少银自己写的，很有力，字架子也搭得好，每个字都有巴掌那么大；“证明”是钢笔字，写得很潦草，像鬼画桃符，但那枚市人民医院革委会的公章盖得很清楚。我看见好几个人，为了看清“证明”，脸都快贴到“证明”上了。
这时候街灯亮了。我听见眯眼子吴爱国在架子车那儿叫我：“兵子兵子，回家了！”
吴爱国推着架子车，我跟在后面。因为我走得很慢，吴爱国也只好慢慢地走着。架子车咕隆咕隆地响着，我的拐杖笃笃地响着。吴爱国问我：“你在那儿干什么？是不是看围墙上的大字报？”我反问他：“你没看吗？”我想想又说：“光线太暗了，我没太看清楚。”吴爱国便回头看看我，眼睛眯得很细，从鼓凸的镜片里闪出一丝异样的光亮。
过一会儿吴爱国又问我：“你刚才跟谁说话呢？”我说：“詹少银。”吴爱国说：“你们说什么呢？”我说：“我问他有几个睾丸。”吴爱国说：“他承认自己只有一个睾丸吗？”我摇头说：“没有。”我又说：“他贴了一个申明，还有医院证明，说他有两个睾丸。”吴爱国忽然笑一声，说：“这回他臭掉了。”
晚上我躺在床上，眼前还是那些透着墨香的密密麻麻的字（没有句子），还有站在字后面的白色的枯瘦的“扎包头”的李玖妍，我怎么也不能把这个李玖妍与大半年前那个白胖臃肿迟钝呆滞又脏又臭的李玖妍重叠为一个人，她们始终是两个人，我睡着了以后她们还是两个人，一边是她半弯着胖胖的身子鬼鬼祟祟地去倒便盆，一边是她絮絮叨叨地枯白地冤屈地愤愤地站在如珠帘一般的文字里。所以我拿我脑子里的那片森林般的问号没一点办法，我只能让它们待在那儿。
第三天我在这里看见了我爸妈。我是先看见我妈往那面围墙那儿挤，那时候是上午十一点左右，她大概刚打扫完电影院，还穿着那种长过膝盖的蓝布工作衣，戴着一个灰黄的口罩；口罩遮掉了她大半个脸，她只露着两只眼睛。她来时眼睛里充满了一种惊疑，走时她的眼神显得很漠然。我猜她跟我一样，脑子里也有一片森林。下午六点左右，我又在这里看见了我爸，弓着腰，骑着他那辆吱嘎作响的自行车来了，还戴着两只上班时戴的蓝布袖套。他来去时的神情跟我妈差不多。他们的脑子里都长出了一片森林。他们谁也没看见我就在这里卖冰棒，他们只知道我卖冰棒，但从没问过我在哪儿卖。他们来去都从我面前经过，相隔十几步，但都看不见我。他们的眼睛都有点像公共汽车上的小偷，只关照得到身边四五步之内的人事，远一点就看不见了。他们都步履匆匆，挤进挤出时都低着头，小心翼翼地侧着身子。我没跟他们打招呼。晚上回家以后，他们谁都不提这件事，话都不说一句，吃完饭便各进各的房间。但他们好像不是马上躺到床上去睡觉，因为他们房里都亮着灯。灯光从板壁缝里挤出来。后来我听见了撕纸的声音，一会儿是这边，一会儿是那边，都是很烦躁的，吱喳吱喳的。我觉得他们好像在写什么东西，写不下去就几把撕掉。
从板壁缝里挤出来的光亮很细很薄，像裁成细条状的金箔纸一样飘到我的破竹床上。直到我迷糊着要睡着了，那几条轻薄细瘦的光亮还浮在那里。
早晨他们的眼睛都是红红的，脸色都灰暗泛青。曾经像酱汁一样浸淫过我们的阴翳又回来了，又将他们罩住了。但他们不是忙着漱口洗脸，而是各自把撕碎的纸一点不漏地捡起来，大的裹小的，一点点团拢，像捏一只包子似的捏在手上。他们这是在写什么呢？又要写交代材料了吗？他们一前一后地把一团碎纸拿到厨房里，趁煮水泡饭时放在煤炉上烧掉。先去烧纸的是我爸，他一大早就耸着肩膀咕咕地咳着，捏着一团纸，经过我的竹床时特意看我一眼，说，我不过拿了几张纸引炉子，你盯着看什么呢？我慌忙将目光移到天花板上。天花板一片乌黑，还挂着些同样乌黑的尘丝，长长短短的，一缕一缕的，毛茸茸的。我爸光着脚趿着鞋子，呱唧呱唧地去厨房里把煤炉撬开了。大约十几分钟以后，我妈也捏着一团纸出来了，也拿眼睛尖锐地斜着我，于是我又赶紧仰头去看天花板。
我爸之所以先去烧纸团子，是因为今天轮到他做饭了。他们这样轮着做饭好像有小半年了，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搞起来的，只是有一天忽然发现，他们已经是在轮流做饭了。本来以为把李玖妍嫁掉了，我们的日子能过得好一些，起码能清静一些，肚子里能多点油水，谁知道会是这样的一种清静呢？而且肚子也没捞到什么好处，无论轮到他们谁做饭，都是敷衍塞责马虎了事，只要看一眼我们家乱糟糟的厨房，就知道这家人过的是什么鸟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