巷子里还是浮着泥浆。我看见泥浆泛着冷寂的光亮。泥浆使得他们的脚步声一点也不清爽，拖拖沓沓黏黏糊糊含混不清。他们没吃一点东西，连水都没喝一口，可是他们还在跑，还跑得这么快。我听见他们一前一后跑出了老鼠街，跑过了东风理发店，又跑到了红旗路上。他们越跑越远了，他们的脚步声像一条老鼠尾巴，由粗而细，由细而无。等他们回来时我已经迷迷糊糊地快要睡着了。我是被我妈的“呃儿”声―她又“呃儿”了―刺醒的。我说“刺”一点不夸张，那就是“刺”，一下就扎进肉里，呃儿—！又细又尖，像一根针，还有一道尖细的光亮。
我爸忍着伤痛—我妈那一口咬的是他的左手，戴手表的那只手，牙印子很深，陷在手背上，整个手背都青了—和饥饿追我妈，到底追上了，然后两个人像拔河一样在街上拔来拔去，一个往东一个往西。我妈渐渐地拔不过我爸了，被我爸拔得一步步跑回家了。她就骂我爸，李德民你个怕死鬼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该硬的时候不硬你摸摸你裤裆里长的是什么你怕人家咬鸡巴？！我爸不吭声，由她骂。那天晚上我妈确实比较嚣张，比较悍泼，一点顾忌都没有，一点教养都没有，蛮横粗鄙、气急败坏、口无遮拦，斯文彻底扫地了。到了家门口，大势已去，她用双手死命地把住门条石，开始求李德民了，李德民我心里疼呀你不让我去我会疼死的！我爸一边扯她一边说，先忍一忍吧先忍一忍吧。我爸还许诺说，实在忍不住了你就咬我，你咬我好不好？
但我妈没有再咬他，也没有再蹿出去，心里疼得厉害时，她便像兜胃气似的“呃儿”一声。她几乎就这么“呃儿”了一夜。那一夜我又饿又困，好不容易合上眼，又被她的“呃儿”刺醒过来。她的“呃儿”把我扎得遍体鳞伤。
嚣张过后，我妈就蔫下来了，那情形就像我们学校里一只打过补丁的篮球，线头纰掉了，篮球便不是篮球了，瘪在那里像被人踩过无数次的一团破毡子。这辈子她也就胀鼓鼓地嚣张过这么一回，然后不要说嚣张，她头都抬不起来了，再然后她连脸都洗不干净了。我爸的脸也洗不干净了。虽然他们早晚都要洗一把脸―洗得很匆忙，尤其是晚上，就那么抹一把，然后就忙着写交代材料。他们在材料里反复申明，他们之所以烧了一些李玖妍的信，确实是无意的，确实是为了引火逗煤炉子―可他们脸上总是灰灰的，好像从发电厂那根烟囱里飘过来的灰屑全落在了他们的脸上。
那时候我一天到晚愣愣的，眉头总是皱着的。李玖妍在给詹少银的信上都说了些什么呢？我想说话原来这么危险，以后我要怎么说话呢？她是反革命了，那么反革命的弟弟算不算反革命呢？我这样想着，脸就渐渐地洗不干净了。起初我还不知道，小鸡公来找我，见面就问，你还没洗脸？我说洗了呀。他用一个指头在我脸上刮一下，然后看自己的指头，他的指头干干净净的。他说奇怪，又盯着我的脸看，又刮一下，又看自己的指头，又说奇怪。我就挪过去，对着我爸做的一面长条形的小镜子照了照，我看见自己灰蒙蒙的。我一只手撑着凳子，伸出另一只手，用袖头抹抹镜子，再照，镜子里那张脸还是灰蒙蒙的。我心里一沉，然后我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吞吞吐吐地把这件事告诉了小鸡公。我请他帮我想一想，我要不要和我姐姐划清界限？他的样子非常惊慌，看陌生人似的看着我，还冷不丁地打了一个寒战。他缩着脖子，咝咝地说：“怎么搞的，怎么有点冷呢？”说着原地转了两个圈，侧过脸，又说：“这么大的事，李文兵你别问我，我不知道。”
大约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他都有意疏远我，和我保持距离，但他好像没有把我告诉他的事说出去。守口如瓶，这是一种很好的品质，就凭这一点，我跟他的友谊一直保持至今。两个月以后，他又来找我借连环画。他看见我妈，悄悄地问我：“兵子，你妈怎么回事，她不洗脸的吗？”
这就是阴翳了。阴翳就这样笼罩着我们一家人，最后连李文革脸上都是灰灰的暗暗的了。我说不清这种看得见摸不着的东西是怎么来的。一般来说，阴翳跟疾病有关，或者跟某种神秘经验有关—比如你印堂发黑，那你不是火焰低走霉运，就一定是重病在身。除此之外，就没什么可怕的了，就只是一种自然现象了，比如雨天里风一吹，雨粉一飘，再有铅云压下来，阴翳就出现了。可是我发现，阴翳在我们家变成了一种很诡谲的东西，它变化无常，无所不在。我发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家的镜子，就是我爸最初学手艺时做的那九面小镜子，它们对阴翳这种东西特别敏感，无论阴翳以什么形式出现，镜子都能把它照出来。比如镜子里照着我爸，或者我妈，无论是谁，也无论他们是背对着镜子还是侧对着镜子，我都能看见阴翳像灰尘一样粘在他们脸上，弥漫在他们头上，嵌在他们的褶沟里，或者像青苔似的长在他们的前胸或后背。它还会很投机很灵活地应对你的感受，你觉得它像青苔，它就变成墨绿色，觉得它是煤灰，它就变成灰黑色；要是你忽然又觉得它像一片霉毛，它便立刻变成了灰白色。总之，在那九面镜子里，我看见它这一刻是这样，下一刻又是那样，反正你不能想，你一想，它就照你想的样子来了。我想我爸的脸是不是有些乌青呀？我妈的腮帮子上像不像贴了一块膏药？我爸在镜子里的脸便果然乌青起来，我妈的腮帮子也会飞快地塌下去，仿佛真贴了一块黑膏药。
离开了镜子，我是不大看得到它在怎样变化的，只知道它像卤水一样腌浸着我们，把我们从里到外都腌得变色发紧。我们都被腌皱了。我爸妈就不消说了，他们皱得就跟缩了水再霉变的豆皮一样；然后是我，再然后是李文革，我们俩的皱纹都长在脑门上。我的多一些深一些，李文革的少一些浅一些。不过李文革的皱纹很快就消失了，他毕竟比我小八岁，被腌皱的皮肤容易再抻开，在他变成一个少年时，脑门就变得平坦光滑了。我却不行，我生出皱纹时的年纪不一样，我的皱纹是浅褐色的，至今还横在脑门上。
有一段时间我老在想，我们家的阴翳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呢？我想了许久，觉得它什么都不是，就是一种重量。无论它在镜子里还在镜子外，我都感到了它的重量。我还看见阴翳弥漫了老鼠街。老鼠街是我的出生地，也是我家门口，我天天趴在那里，它墙上有多少煤饼—人们经常把煤饼贴在墙上晾干—或是剥掉煤饼后留下的黑印子，地上哪儿有坑洼，哪几块麻石开裂了，我都一清二楚。它什么都在我眼里，它有一丝一毫的变化我都能察觉得到。那么窄那么深的一条巷子，可它并不幽暗，除了墙头上能照见早晨和下午的阳光，正午前后也有阳光落下来，但我知道我的感受跟阳光或阴雨没有关系，也跟巷子的深浅没有关系，不管刮风下雨，天晴天阴，即便是烈日当空，我都看见阴翳重重地压在那里。还有我们的邻居，―只要看一眼我们的邻居，你也能感到那种重量。你看他们的脸色，看他们的眼神，再看他们的背影，大家都是老邻居，什么都瞒不过。这些在前街后巷住着的、从前跟我们家关系都不错的、我爸给他们打过凳子或修过柜子的老邻居，有时候炒菜缺小半勺酱油或两瓣蒜头，都会跑来跟我妈要的人，却忽然变得不认识我们了。他们从巷子里经过时，都尽量离我家门口远一些，尽量贴着对面的墙根走。若是迎面碰上我爸或我妈，也都装做没看见，他们的目光都变斜了，都斜在额角上。他们脸上没有表情，脚下慌乱而急促，倘若来不及把目光斜上去，便匆忙把头一低。
我爸妈真是特别自觉的人，只要出门，他们的眼睛就盯着自己的脚，假如不小心碰到了人家的目光，他们便觉得这是冒犯了人家，会赶紧向人家赔礼：对人家把脸挤一挤，弄出那种羞涩、灰暗、似笑非笑的表情，既尴尬又谦恭。我们的邻居也都是懂礼貌的，这时候也会勉强地皱一皱脸，算是回礼了。
有一天晚上，街道上开批判会，黄昏时丁珠玉主任派人来通知我爸妈，叫他们早点吃饭，吃了饭早点过去。来人说：“丁主任说的，你们是站台子的人，要知道自觉，不要让群众等你们。”我看见我爸妈的样子有点紧张，甚至还有一点点兴奋（被阴翳罩着的双颊上都浮着一抹薄薄的绯红），两人都连连点头，一个说：“一定一定。”另一个补充说：“你就叫丁主任放心吧，我们不会误事的。”
这是我爸妈第一次站台子。几年前他们只戴过两回高帽子，这以后就没他们什么事了。到了各单位各街道几乎是定期开批判会的时候，他们跟大家一样，轻轻松松地吃过晚饭，夹个小凳子或小马扎，来到红旗路小学操场上，悠闲地坐在台子下面，一边跟邻居熟人打招呼一边等开会。可这回不一样了，要上台子了，他们就没心思吃饭了，我爸只吃了小半碗，我妈干脆没动筷子。然后他们就洗脸，一个洗了，又一个洗，都把肥皂打在毛巾上，双手按住毛巾在脸上反复地磨，磨出一种湿腻而粘连的声音。然后他们又换衣服，本来要换衣服的是我爸，他被南杂店抽去挖防空洞，身上花花搭搭的全是泥浆，可是，我妈见他换上了蓝咔叽中山装和灰哔叽呢裤子，不知是受了感染，还是觉得自己太不庄重，也换上了一件洗得泛白的蓝灰色列宁装。临走，他们又梳了梳头，一个人对着一面镜子。
我坐在竹床上，从后面看他们，闻着从他们刚换的衣服上透出来的那股子怪怪的味道。我没看镜子。我已经懒得看那些镜子了，我知道在镜子里他们的脸不是绿的就是青的。
但我看了他们站台子。他们站的台子就是我们体育老师领操的那个台子，用砖砌的，表面抹了一层水泥。台子前面摆着两张课桌，课桌腿上绑着一根竹竿，竹竿上吊着一盏一百支光的大灯泡。他们站在大灯泡后面，念批判稿的人站在他们前面。那天被批判的人叫孔老二，与他们无关，叫他们站在那儿不过为烘托气氛，也是批判会的一般格局，可是从他们的样子来看，好像他们就是那个两千多年前的孔老二。他们低眉垂首，神情沮丧―起初还有些羞涩和忸怩，大约二十几分钟过后，就似乎克服了这种毫无意义的害羞心理―目光像钉子一样钉在地上。比起那些老站台子的老油条，他们就像两个懂规矩的学徒。那些老油条虽然也是低眉垂首，却远不如他们虔诚，一双眼睛东溜西溜，腰疼了便把一只手藏到后面去偷偷地揉两下，肩膀酸了就暗暗地一耸一耸。他们则保持一个姿势，不乱动一下，像两棵勾着头的肃穆的树。他们的腰似乎是铁打的，肩膀也是铁打的，脖子也是铁打的。站到最后，他们才开始有一点微微的晃动，好像这两棵树已经被白蚁把蔸给掏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