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育杞张自蓉
1952年的夏季，我们毕业于四川大学园艺系。四川大学是全国解放最晚的一所大学，是“江姐”（江竹筠）的母校，民主空气甚浓，素有“民主堡垒”之称。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历次学运中，均走在斗争的前列。我们亲身经历了临解放前的“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当时直接领导我们学运的学生会主席余天觉同志，就被国民党杀害在成都十二桥畔。每当想起他们，我们总有一种使命感，他们那种前赴后继、不怕牺牲的精神，深深地教育了我们。本着青年人单纯的正义感，怀着对旧社会的怨恨，对新社会的向往。我们加入了摧毁国民党最后统治的行列，成都解放了，我们整天沉浸在歌声与欢乐的海洋里，扭秧歌、打腰鼓，平日最高学府的长袍学者们，也投入在这翻天覆地的喜庆之中。一切是那样新鲜、富有生气。当时最爱听大报告，就像干枯的禾苗得雨水的滋润一样。经过“红五月”“青年学园”的学习，我们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当时在大多数青年中，求进步、争入团、讲理想、好男儿志在四方，已成了一股洪流，冲击着每个人的心田。1952年正处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前夕，全国一盘棋，人人皆以服从分配为荣。临毕业前的学习，好比战士上前线的动员令，个个摩拳擦掌，争取出三峡，到广阔的大西北去。因各种原因留在四川的同学，都带着羡慕的目光给我们送行。我们十位同学（占全班二分之一）参加到四川各校四千余人支援西北的大军中。个个精神抖擞，一路歌声，一路笑语，仿佛真的听到了“人民在欢呼，祖国在召唤”的声音。从重庆顺江而下到武汉，再转车郑州、西安。由于交通不便，动身时是炎热的夏季，而到西安已是“凉秋九月，塞外草衰”的时节了。大部分同学留在西安，我们四人又坐了四天的敞篷卡车开赴宁夏。来自天府之国的学生，并未被沿途的荒凉景象吓倒，因为在临行前已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一句话：为了建设大西北，就不怕吃苦。汽车过了固原、同心，到了渠道纵横的黄灌区中心城市吴忠，一派江南景象深深地吸引着我们，金黄色的稻田随处可见，一串串翠绿的葡萄，味美价廉。吴忠城里还有电灯（慈禧太后用过的发电机），我们喜出望外，原来把西北想成是未开垦的荒蛮之地，真有些可笑。这些坚定了我们踏上西北大地的第一步。
经过两个多月的路程，我们终于在10月中旬来到宁夏省的首府银川，去农业厅报到。为了和果树专业对口，厅里将我们分到灵武园艺试验场。那天凌晨，坐上场里来接我们的毛驴拉拉车，整整摇了一天，直到傍晚才风尘仆仆地到了终点站——离县城八里外的一个小果园。这里原是马鸿逵的行宫，园内有50多亩地，两座土屋，还有一座解放前遗留下来的“亭子”作为办公室。当时虽然先后来了十几位技术人员，但没有任何文娱生活。北方的冬季，白昼是那样的短暂，几处土屋冒出缕缕炊烟，形成一片雾霭，真有踏入异国他乡之感，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但想到临行前老师及同学们的祝福，以及自己的决心，难道未上战场就当逃兵吗？新中国才成立3年，可谓百废待兴，特别是遭受残酷压迫剥削的宁夏，更是十分贫穷与落后，正等待从四面八方来的祖国儿女们去建设。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坚定的信心战胜了杂念，我们在这片荒芜的土地上安营扎寨了。
苹果是北方主要水果之一，从国外传入至当时已有80年左右的历史，而宁夏的广大果农尚不知苹果为何物。当时仅有沙果、紫果、槟子、秋子等地方品种。摆在我们眼前的任务是让苹果在宁夏安家。关于能否发展苹果，有两种说法：有的认为宁夏冬季寒冷，大苹果在这里过不了冬，发展苹果有风险；另一种说法是沙果与苹果都是同属性的水果，因此苹果有可能栽培成功，况且日照长、温差大，有黄河自流灌溉之便等自然条件。我们这批青年大多数来自南方柑橘之乡，对苹果接触较少，但均抱着不信邪的思想，决定试一试。为了让老乡能接受这一新事物，场领导特从西安带来苹果请老乡品尝（老乡称为洋苹果），还从外地引进苹果接穗，让我们这些刚出校门的年轻人分片包干，走村串户，给老乡宣传沙果高接苹果的好处，并进行现场高接换种示范。为了消除疑虑，大都采用接一半留一半的做法。事实证明，高接后2～3年就结出了相当数量的大苹果，为苹果在宁夏安家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但宁夏要发展苹果不能单靠自流灌溉的老灌区，必须向黄河两岸更高的大片沙荒地要苹果，重新栽上苹果小树。生荒地能栽活吗？这是前人从未做过的事。苹果幼树能在宁夏安全越冬吗？这一新的课题摆在我们这些年轻人的面前。万事开头难，栽后两三年还可以用本地老乡的方法埋土越冬，以后的三四年又怎么办？谁也没有经验。当时与宁夏气候相似的西北其他各地以及华北一带也同样遇到这个新问题。没有现成的方法可以借鉴，唯一的出路是通过试验，摸索出苹果安全越冬的途径。勇气与决心固然重要，但科学这个东西来不得半点虚假，必须实事求是地向书本中前人的经验学习，向实践学习。第一年露地越冬设计了几种越冬保护措施：杆干包草、埋半截大土堆上部包草下部埋土等。1954年冬季又恰遇宁夏历来少有的大冻年份，待春季将草解开，原来枝繁叶茂的苹果小树，竟变成了一捆干柴。宁夏真的种不成苹果，只有吃小沙果的命吗？但我们也发现高接树上的苹果枝条安然无恙。这仿佛黑夜里的一盏明灯，点燃了希望之光。1957年我们多次骑上自行车，经过对几十个大小苹果园的实地调查，终于发现表现最好的是“国光”和“元帅”，最差的是“红玉”和“青香蕉”。但在同一品种中，不同的栽培管理也产生了不同的越冬效果。在这错综复杂的情况中，揭示出一条客观规律就是“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因此在研究苗木越冬死亡时也必须从内因及外因两方面去寻求幼树死亡的原因及防治措施。通过对不同管理条件的调查，初步形成这样一个经验：抗抽条品种和越冬能力的形式，必须通过良好的栽培措施这个外因，才能获得充分发展，内外结合才能使树体内部积累较多的越冬物质。在分析研究的过程中，我们还发现在苏联有关果树栽培学书中和对果农的调查中，记有在生长后期控制灌水，使枝条在秋季来临前的大量时节停止生长的措施。受这一启发，我们于1953年便开始后期控制灌水。1957年7月下旬又开始反复摘心，严格地控制当年生枝条过旺生长，以后又在10月初进行人工提早落叶试验，以减少枝条表皮伤口，防止水分蒸发。这些综合措施经过了20世纪60年代初连续三年大面积生产实践的检验，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并得到了区内外生产单位的一致认可。我们1958年在《西北农业科学》上发表了调查研究报告。1965年自治区组织规定了“宁夏灌区幼龄苹果越冬死亡原因及预防方法”及“宁夏地区苹果引种观察”两项成果，得到区科委的批准。1952年我又被邀请参加在西安召开的全国园艺学会第一届年会，并在大会上宣读了越冬研究成果，该文曾在《园艺学报》上发表。
此外，1959年还开拓了苹果育种工作，让宁夏能获得自己培育的适应强性的丰产优质品种。
岁月如梭，一些记忆如大海中的一个浪花虽已消逝，但在通向胜利的道路上，有时亦回响出这搏击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