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门相对的那家老妇人，和我爷爷同辈儿，我忘了她叫什么名字。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没了男人，从我记事起，她就一个人住着、活着，要不是嫁到栗岩坪村的闺女常回来看看，平时身边连个挑水打柴的人都没有。我总觉得她很可怜。在村庄，哪个人不是想着小的时候有人看管，老的时候有人养活，身边有个可靠人儿呢？一起说说话儿；老了的日子就有了生气，也会顺心的多。
听爷爷说，这个奶奶出身不简单，娘家在山西左权（以前叫辽州）大南庄村，她爹是地主，家里光金条就好几箱子。斗私批修的时候，财产被政府没收了，分给了群众。因为家境好些，她小时候读过私塾，很会讲故事，《三国》和《隋唐演义》讲的尤其好。每年腊月，村里人闲了，买上一盒烟，听她讲故事。
有一次，我也参加到了听故事的行列，好多人坐在她家炕沿边上，煤火台子上和小凳子上，一个个支楞着脑袋，像盯着电影屏幕一样盯着她的脸和嘴巴。我稍微大点之后，能挑得动水了，给奶奶家的水缸挑满了，就给她挑。因了这缘故，她也对我很好，和爷爷一样，不叫我全名儿，叫平儿。和村里的几个老年人走到一块儿，一起夸我懂事儿，是个孝顺孩子，将来肯定赖不了。我心里当然高兴，除了父母和他们几个老人说我好之外，村里没有一个人说我好的。和我们家有“仇”的当然不说我好，没“仇”的对着娘的面，才会说我长得俏和聪明等等一些言不由衷的话。
十三岁，我到石盆读中学后，我们家盖了新房子，奶奶搬到我们以前的房子住，因为要过杨林光的院子，就很少到那位老人家家里去。我在慢慢长大，她在渐渐变老，记忆一天天退化，讲故事也一段不接一段，经常颠倒人名和事儿，听得人就少了，以致屋里冷落门前无人的境地。
她可能也很寂寞，经常一个人坐在门前石阶上，抽着旱烟，嘴巴不停地嚼动着，脸上的皱纹随着嘴巴的翕动拉开又收紧，隔一会儿咳嗽几声，舌头再搅动几下，然后努嘴吐出一团黄痰或者白痰。我觉得她很脏，一听到她的咳嗽，我就赶紧捂了耳朵，尽量不去听她吐痰的声音，若不小心听到，就是一阵联想，不由得一阵恶心。
这个奶奶后来过继了一个儿子，但毕竟不是亲生的，没有血缘，在心里和行为上就有点“隔”，平时也不大走动，除非有病了，人家才来看看，小病就拿点药吃，大病就不管了，撑到什么时候算什么时候。爷爷说，几次大病，要不是闺女花钱请医生，恐怕就再也见不着她了。
爷爷奶奶住在她的隔壁，房子是连在一块儿的，中间就隔了一道墙壁，这边有什么动静，那边就可以听到。印象中，爷爷奶奶和她的关系很好，没有闹过别扭，至于他们年轻时候有没有闹过，爷爷没有说过，权当没有算了。
爷爷门口台阶下面不足三米的地方，还住着一户人家，论辈份，我叫叔叔的，我爷爷和他父亲是一奶同胞的兄弟，血缘上亲近。但他又和杨林光是亲兄弟，“恨乌及屋”，我对他们一家也不怎么信任和尊敬。有时见面叫一声叔叔婶婶，有时低头走过。
进了爷爷家门，奶奶已经收拾了碗筷，正用葫芦瓢儿从锅里往猪食桶里舀刷锅水，一会儿是木瓢摩擦锅底的声音，一会儿是水落桶的声音。我进门，奶奶只看了一眼，我先叫了一声爷。爷说，平儿你吃饭了没有。我说吃了，奶奶就说，没吃那儿还有饼子呢，吃点吧。我通常不吃，有时看烙得好了，就掰一块儿，三口两口塞进嘴巴，嚼了吞进肚里。看到我吃的样子，奶奶眼睛一斜说：看你那个饿狼样儿，没吃过个东西！
奶奶和娘关系不好，牵扯的都是婆媳之间的家务事儿，作为晚辈，我没发言权利。但奶奶有时也确实过分，比如吃饼子这件事情，如果把我换成表弟，奶奶就不这么说了，吃完了一块儿，至少还要说一句，把那个都吃了吧。还会亲自送到表弟手里。
娘说，我一生下来，奶奶就没有带过我，那时候还没包产到户，娘和父亲一块儿，带着我下地干活，奶奶带着表弟，看见我就当没看见。我在地边儿饿得嗷嗷哭叫，奶奶就只拿了开水和饼子给表弟吃，连看我一眼都不乐意。我长到七八岁，能帮奶奶干活儿了，奶奶对我的态度才有所好转。记得那一年秋天，我和表弟帮着奶奶割了好多柴，开学的前一天晚上，奶奶拿出两个小匣子，一个很漂亮，拉开表面的木板，里面还有很多小抽屉，可以放钥匙、铅笔和钢蹦儿等等，一个做的很简单，拉开上层的木板，里面空落落的，什么都没有。我想，我是奶奶的孙子，她一定会把漂亮的给我，没想到，奶奶竟然把漂亮的给了表弟。我当时就哭了，向表弟要，奶奶说，给你一个就不错了，还抢，再抢一个都不给你！爷爷因为眼睛盲了，在一边看不见，听见了也不说话。我哭着回到家里，娘问我怎么了，我就把匣子给娘看，跟娘说。娘帮我擦干眼泪，说没事儿，我叫恁爹再给你做一个。
有很长时间，奶奶要到杏树洼给姑妈看门，姑妈一家去了鸡泽县，要好几天才回。这就是说，奶奶要有好几个晚上不在家里睡觉。我听了，一阵高兴。奶奶在的时候，我想听爷爷讲故事，每次都要爷爷讲到我眼皮打架为止。奶奶嫌吵得慌，耽误她睡觉，就不要爷爷讲。
有几次还骂我说，你个小兔崽子，以后不要来俺家睡了。我心里就骂奶奶，不敢骂出声来，怕奶奶打。
有一段时间，我给娘“汇报”奶奶说我的话，娘就不让我去爷爷家睡觉了，隔了几个晚上，我又想听爷爷讲故事，就又跑去。娘找不到我，跟着到爷爷房子外面问我在不在这儿，我说我在。娘才放心。
爷爷对我挺好，有什么好吃的都给我留着，背着奶奶给我一些玩具，像木剑、弹弓和钢珠子之类的，还叮嘱我不要对奶奶说。爷爷的外甥和外甥女来看爷爷奶奶，带了好吃的东西，奶奶就放起来，怕我找到偷吃。有几次奶奶不在家，爷爷眼睛看不见，我还真的还偷吃了几回。
脱了衣裳，爷爷叫我趴在炕边，吹灭窗台上的煤油灯。我探出上身，憋足一口气，凑到离灯头不远的地方，使劲儿把气吹出来，煤油灯苗儿忽闪忽闪，一下子就灭了。有时候憋的气不够，或者离得远点，吹了几次，煤油灯仍旧摇摇晃晃，扑闪几下，眼看就要浸入黑暗的房间，复又亮了起来。
这种情况大都发生在冬天，因为天气冷，屋里也冷，光光的身体伸在烧热的炕外，连被子都是热的，上身探出来，冷得咝咝的吸气。灯火儿很顽强，像故意找事儿一样，非要让我再把身子往冷空气里露一露，嘴巴几乎贴在火头上面，它才肯被我吹灭。
和爷爷躺下来，热炕一会儿就烧得我露出了胳膊。爷爷讲故事，手摸了放在枕头边儿上的旱烟，中间停顿一会儿，划了火柴，点着烟后，继续讲那些神话传说、人生经历和奇闻异事。现在回想起来，在童年，我最美、最幸福的记忆，恐怕就是这样的夜晚了，虽然路上要躲过凶狠的杨林光一家，但在爷爷身边，躺在他的故事里面，身子下面是柴火的温暖，脑子里飘着想象的恐惧和快乐，现在还觉得很快乐。可惜的是，1990年冬天和1998年夏天，爷爷奶奶先后故去了，连同他们的故事和生活，成了黄土的一部分，但我时常记得，有时候还觉得这些事情就在昨天刚刚发生过一样。
南太行的春节
记不清是哪一年，有人在村口盖了一座土地庙，也是用石头砌起来的。大小和牲口圈差不多，很低，个子高的人进到里面连腰都直不起来。平时，庙里冷清得连根烟头都难以找到，一旦逢年过节，霎时间热闹起来。
往往，一进腊月，我们这些小孩子们就开始兴奋起来了。那时候，我们不知道时间之快，只知道一年只有一个大年初一。平日里，总是嫌日子过得太慢，像老牛推磨，悠哉游哉，它不着急我们着急，一到腊月，就掰着指头儿算，今天是初一，明天是初二，后天才是初三。越往后算，心里边越是焦急，恨不得把两天算作一天。而日子不是我们订的，谁也掌握不了。现在回想起来，对那时不知人生苦短，瞬间即去的懵懂，既是可笑，又是可怜。
到腊月二十三，往后的日子就有了说法。村里人编做顺口溜说：二十三，打发老灶爷上天；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花花儿贴；二十六，蒸馒头；二十七，胡个列，二十八胡个走；二十九，捏饺子；三十，端着饺子把头磕。其中，迷信色彩最重的是二十三这天晚上。因为灶爷就在各家的灶火上边，家里的什么事情都可以看到，不管阴的、明的、好的、坏的，瞒不了自己，也瞒不了灶爷。
这天晚上，老灶爷要上天汇报工作，村里人怕自己做的那些事情不好，老灶爷对玉帝说了后，玉帝降点灾难，惩罚一下那些作恶的人。因此，不管是实在人家还是好做恶事的家庭，到这一天傍晚，都要蒸了馒头，买了红蜡烛、黄表纸和柏香，天还没黑，就在灶爷板儿点了蜡烛，烧了柏香，以示尊敬。
蒸好馒头后，即使再饿，人也不可以先吃，等供奉了老灶爷，才可以大快朵颐。通常的情景是，母亲掀开锅盖，一股白色的蒸汽雾岚一样，轻飘飘地奔突起来，迅速占领了屋子所有的空间。母亲伸手捏了其中一个，说熟了，就让父亲把正在灶堂里燃烧的粗大柴火拉出来，再拿了篦子，把馒头一个个晾到篦子上。再一锅揉好，放进锅里后，才拿个碗或是盘子，盛了馒头，走到灶爷板儿下面，念叨一阵儿，再跪下来磕头。这时候，还要放一挂鞭炮，对老灶爷的回天奏事表示欢送。
老灶爷会对玉帝说些什么呢？母亲说，那就是咱家一年来发生的事情，包括心里想的和已经做了的。咱家穷，又没有做过亏心事儿，玉帝听了一定很高兴，说不定到明年给咱个好运气。所以，咱一定要对老灶爷好点儿，只有把老灶爷伺候好了，人家才会到玉帝那儿替咱说好话。
我唯唯诺诺，对母亲的话深信不疑，自个儿心里面也对那个整天不见影儿，只是贴着一张纸，钉着一块木板的那幅纸画充满了敬意和信任。我想，就凭母亲给它磕的头，老灶爷也会感动的，在玉帝面前好好为我们家美言几句的。这样一想，我在放鞭炮的时候，都要和母亲合着拍子，只要母亲毕恭毕敬站在了灶爷板儿下面，我就点着鞭炮，让母亲的祷告声和鞭炮声一同传给老灶爷。
至于老灶爷上天之后，对玉帝说了一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老灶爷从不告诉，而母亲必须说出对它的尊敬乃至恭维，老灶爷到底听见了没有，母亲也不知道。
从腊月二十这天晚上开始，平时睡得很早，安静得村庄就有了点儿热闹劲儿了。零星的鞭炮声音不是从那个村响起，就是从这个村闪光，叭叭的声音时时在提醒人们，快过年了。有钱人家更是高兴，录音机还是宝贝的时候，就买了回来，整天放着李双江、郭兰英唱的歌曲，到晚上，故意把歌唱家的嗓门儿调高，尽管声音传到最后，有点鬼哭狼嗥的感觉。年轻人爱听，有的还跑到人家家里，坐在门槛上竖着耳朵听。老年人不喜欢，耳朵聋的听不见心里不厌烦，耳朵没聋的，听着就烦躁，发牢骚说：放这个东西，还不如来段儿豫剧听得过瘾。
帮爷爷奶奶和爹娘扫了房子，贴了对子，劈柴蒸馒头。有了事儿干，时间就不那么缓慢了。我和弟弟都会表现，平时懒得连屁股都不愿意抬一下，但这时候，总要想方设法替长辈干些活儿。其实，干活儿不是目的，早早穿上新衣裳，哄着母亲多买一些鞭炮，才是目的所在。
母亲早就看穿了我和弟弟的心思，新衣裳早就做好了，放在柜子里，用一把铁锁看住我们的手。如果没有看到，我们也不心急，就当没有罢了，心也不往那儿想，注意力转向鞭炮。可是，每年这时候，衣裳做好后，母亲总要我们先试试，看合身不合身。我们穿上就不想脱下来，嚷得母亲没办法，只好让我们穿一会儿，到晚上再脱下，锁在柜子里。
小孩子家也知道攀比，老军蛋家买了很多的鞭炮，拿出来炫耀，腊月二十五那天兜里就装了鞭炮，拿着一根烧着的柏香走到哪儿放到哪儿。我和弟弟很不服气。心想，凭啥你老军蛋就有那么多炮，为啥我没有？玩。跑回家来，哼哼唧唧地要母亲掏钱去供销社买鞭炮。母亲说，不是买了吗？放炮顶啥用，还不如买点吃的实惠。我和弟弟不管这些，就问母亲说：为啥人家老军蛋就有那么多鞭炮？母亲说，傻孩子，老军蛋爹是大队的支书，有钱，咱不能和人家比。
我和弟弟不管，还在央求母亲，母亲不说话，也不理我，我就哭，母亲不耐烦了，就从兜里摸出一张揉得跟老头子脸一样的五毛钱，说，你真是淘（冀南土语，孩子不听话的意思）得俺没法儿。
母亲生气，我高兴。我们家是很穷，连打盐的钱都是母亲卖鸡蛋省出来的，逢个会赶个集，也只是去转转，什么东西都不敢买。
2000年，我未婚妻一个人回老家，恰好碰上石盆村每年一次的庙会，母亲和我的未婚妻一块儿去了，在集会上转了半天，买了几件衣服，到中午，母亲想吃一碗凉粉，在摊子前走了几回，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在吃，自己只是咽着唾沫。饿着肚子回到家，才对我未婚妻说，很想吃那凉粉。未婚妻嗔怪她，还说，她也会做，并且做了好多，母亲满满地吃了两碗。
现在想起来，想哭，还有深深的负罪感。
大年二十九，母亲打开柜子，拿出我和弟弟的新衣裳，叫我们穿上。我和弟弟本来还很瞌睡，一看新衣裳，整个人就像电击一般，骨碌碌地爬起来，穿上新衣裳，脸都不洗一把，就跑到村里向其他人家的孩子炫耀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