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1935年11月，红二、六军团奉命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转移。随后，红二、六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1936年7月2日红二方面军到达西康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此时，红四方面军由于张国焘的错误领导，损失严重，只剩下4万余人，同南下时相比已减员过半，张国焘不得不于6月6日宣布取消他的第二“中央”。两支部队会合以后，红二、六军团奉中共中央电令编为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在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力争下，红二、四方面军决定共同北上同中央会合。1936年10月，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至此，红军主力长征结束。
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以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经过整整两年的艰苦奋战，胜利完成跨越赣、闽、粤、湘、桂、黔、滇、川、康、甘、宁、陕等12省，经过汉、苗、壮、彝、藏、回约2亿人口的不同民族地区，总路程达25万里以上的长征。虽然失去了原有的根据地，损失了相当大的力量，但是保存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骨干，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火种。革命的中心由江西移到陕甘，迎来中国革命的新曙光，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言：“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遵义会议
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红军遭受的严重挫折，加深了许多指战员和党政干部对于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问题，基本上取得一致意见。而遵义会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为挽救中国革命的危机而召开的。
1935年1月15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博古、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及翻译伍修权列席了会议。
博古这次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博古在会上首先作了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归之于敌人力量的强大和中央苏区建前工作的不力等等，为错误的军事领导进行辩护。然后，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了副报告。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对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采取的方针。王稼祥在发言中，也批评了博古、李德，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者也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
会议完后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议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随后，根据会议精神，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组成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指挥全军的军事行动，这是当时中共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
在紧急形势下举行的遵义会议，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但是，解决了当时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军事问题，改组了中央的领导，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把党的路线转移到马克思主义轨道上来。遵义会议又是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联系中断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召开的。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华北事变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进一步吞并中国的狂妄野心，于1934年发表了独占中国的“声明”，声称日本是东亚的“主人”，是中国的“保护者”。为此，他们于1935年又向华北地区发动了一系列新的侵略，提出华北政权特殊化的无理要求，制造了华北事变。
是年5月初，东北抗日义勇军孙永勤部退到长城附近坚持抗战，当地4万多农民纷起响应，积极支持孙部的爱国行动。日本以此为借口，指责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进入滦东“非武装社长白逾柱和《国权报》社社长胡恩溥两汉奸被暗杀是中国的排日行为，向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无理要求，并由东北调集大批侵略军入关进行军事威胁。声言中国如不接受日方要求，日本将采取自由行动。对此，国民党政府竟然步步退让妥协。6月初，蒋介石指派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谈判。双方经过多次交涉，7月6日何应钦正式复函梅津，全部承诺日方要求，达成了秘密的卖国条约，即《何梅协定》。其主要内容有：取消河北省和平、津两市的国民党党部；撤退驻河北省的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国民党中央军及宪兵第三团；解散北平军分政训处及蓝衣社、励志社等机关；撤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等官吏；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等。
1935年5月，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贤二，借口察哈尔省张北县中国驻军扣留日本特务人员（随即释放），向国民党南京政府提出抗议，并屯兵察省进行威胁。6月27日，察哈尔省民政厅长秦德纯与土肥原在北京谈判，达成《秦土协定》，其主要内容有：取消察省境内一切国民党机构；成立察东非武装区，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从该地区全部撤退，向日方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中国军官，提保日人今后在察省自由往来无阻；解散反日机构；将察省主席宋哲元免职。这两个协定，使中国冀察两省主权大部丧失，华北局势日益恶化。
接着，日本又积极策划华北五省“防共自治运动”，妄图变冀、鲁、晋、察、绥华北五省为第二“东北”，成立“华北国”。9月，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日后公然鼓吹北五省组织“联合自治”。在日本侵略者指使下，10月22日，河北东部地区的香河、三河、昌平、武清等县的一批汉奸、流氓、无赖举行所谓“饥民暴动”，强占香河县城，成立了伪“县政临时维持会”。11月25日，日本又唆使国民党行政督察专员，汉奸殷汝耕在河北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统辖冀东22个县。
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策划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采取妥协敷衍的政策。为了迎合日本使“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蒋介石表示：“中日两国无论自哪一方面看都应该提携协力，以图亚西亚的繁荣”，中国愿“考虑日本的利益，作相当的妥协让步。”1935年11月，国民党政府下令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指派宋哲元为委员长，汉奸王辑唐、王克敏等为委员，以实行变相的“自治”，在实际上把冀察两省置于中国行政区域之外。
在进行军事侵略的同时，日本帝国主义还以“中日经济提携”为幌子，加紧对华北的经济掠夺。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松室孝良在给关东军司令的秘密情报中毫不隐讳地说：“帝国原料与市场问题之解决，实不能不注视于进攻中国华北”。1935年12月，日本政府决定由“满铁”出资，在天津成立“兴中公司”，从事“开发华北经济”，控制华北的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业及铁、煤、石油、盐等资源的开发，逐步形成了以军事力量为后盾的经济独占趋势。据日本经济报统计，自1928年至1935年间，日本对华投资达20余亿日元。日本还公然大规模的武装走私，甚至殴打中国海关人员，逼迫中国缉私人员解除武装。到1936年6月，日本浪人便组织了“特殊贸易会”，要求冀东伪政权和天津市政府，全力维护“特殊贸易”，并向北宁、津浦铁路局表示，不得阻碍运输。华北的政治和经济实权都掌握在日本侵略者的手中。
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北的侵略，不仅严重损害了英美帝国主义和南京政府的经济利益，扩大了南京国民党政府内部在对日问题上派系的对立和分化。同时也严重损害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使中华民族面临着空前的危机，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
“一二九”运动
“一二九”运动是在中华民族危机日益沉重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号召下爆发的。
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使民族危机空前严重。1935年8月1日，当红军还在长征途中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决议，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明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同年11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即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28日，毛泽东、朱德又分别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名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进一步号召全国人民拥护与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反蒋斗争；重申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愿意与一切抗日反蒋的政治派别、武装部队、社团团体和个人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并且愿意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宣言还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号召和红军长征的胜利，鼓舞了全国人民，推动了全国抗日反蒋运动的发展。1935年12月9日，地处国防前线的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和北平学联的领导下，冒着零下20度的严寒，冲破国民党军警的重要阻挠，涌向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他们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汇集在新华门前广场，向国民党北平当局请愿，要求抗日救国。当游行队伍行至王府井大街南口时，遭到了手持大刀，水龙、皮鞭、木棍的国民党军警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与反动军警进行了英勇的搏斗。30人被捕，百余人受伤。12月10日，全市学生举行总罢课，强烈抗议反动当局的暴行，并积极准备进一步的斗争。16日晨，冀察政务委员会宣告成立；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组成四个大队，冲破反动军警的包围，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并在天桥召开了有数万人参加的市民大会，通过了《不承认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收复东北失地》等决议案。国民党军警又一次学生大打出手，打伤学生近400余人，逮捕学生领袖和积极分子30余人。但学生的英勇斗争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宣布延期成立。
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很快得到了全国各地学生的广泛响应与支援。杭州、广州、天津、上海、武汉等地学生先后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响应北平学生抗日爱国的行动。中华全国总工会号召全国工人，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运动，举行抗日大罢工。上海80万工人通电全国，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惩办卖国贼，挽救民族危亡，各地爱国人士、爱国团体也纷纷发表宣言和通电，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为了使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坚持和发展下去，中共中央和青年团中央号召学生走出学校，“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军队中去。”1935年底，在北平地下党组织和平津学联的具体组织和领导下，平津500余学生组成4个南下扩大宣传团，沿平汉路徒步南下，深入固安、高碑店、保定等地开展抗日宣传，推动了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使爱国学生运动同工农群众运动结合起来。1936年2月，北平地下党组织在南下宣传团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成为抗日救亡运动的一支骨干力量。
“一·二九”运动，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冲破了国民党和日本侵略者的恐怖统治，揭露了日寇妄图吞并中国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妥协投降政策，有力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进一步高涨，为抗日战争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一·二九运动为知识青年指出了革命的正确方向，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投身伟大的人民革命的洪流。
西安事变
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国民党营垒进一步分化。蒋介石调驻在陕西的张学良东北军和杨虎城第十七路军为进攻红军的主要力量，受到红军的沉重打击，蒋介石不仅不予补充，反而取消其被歼部队番号。张、杨十分不满，感到对红军作战没有出路，下级军官和广大士兵更是厌倦内战，要求抗日的情绪日趋高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