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刻书，四部均有，而以佛经、佛像及历书等民间实用书籍为主。刻书的主持者除寺院之外，主要是民间书坊。如：“京中李家”、“西川过家”、“成都府樊赏家”、“龙池坊汴家”。唐代印刷品流传到今天的除前述《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之外，还有：①发现于敦煌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该经是王于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为双亲刊刻的一部功德经；②僖宗乾符四年（877年）和僖宗中和二年（882年）刊印的历书（以上三件现藏英国伦敦）；③1953年在成都附近唐墓中发现的唐刻本《陀罗尼经咒》。
火药的发明及使用
“火药”的名称最早见于宋康定元年（1040年）曾公亮、丁度等奉敕编撰的《武经总要》中。火药由硝、硫磺、木炭合为药，能发火，但火药的发明者及发明时间已难确切地考证。从宋朝对火药的普遍使用的状况来看，唐代就应有火药的存在了。唐初著名的医学家孙思邈在《丹经》五书中写到“内伏硫磺法”实为火药的配方。其言将硫黄二两、硝石二两，磨成粉末加三个皂子放入砂罐中，用熟炭三斤在罐口上锻，若不留意将熟炭掉入罐中，便会起火燃烧，发生爆炸。据此推测，火药发明，应与丹家炼丹、炼金有关，可能是丹家在炼丹、炼金时，一时疏忽，着火所致。三国时郑思远著《真元妙道要略》记：“有以硫磺、雄黄合硝石并蜜烧之，焰起，烧手面及烬屋舍者。”硫磺与硝石都具有可燃性，蜜在烧焦灼后，含有少量炭气，产生一定的二氧化碳，合成火药。《太平广记》一书中亦记，隋朝初年，有人在炼丹、炼金的人那里见到过类似情况。据此推测，火药不仅在唐朝已经存在，而且很可能在三国至隋，甚至更早一些时间便已被某些炼丹家发现。后来，经过多次反复试验，有人进一步将硝石、硫磺、木炭三者合在一起，配制成火药。
炼丹术也是一种方术，中国古代方术与军事密不可分。古代的许多兵书中就记载着方术，有些方术书中也记载着兵事。炼丹家所发明的火药由于方术与军事的这种密切关系自然而然转用于军事。于是出现了火药武器，亦也称为火器。
火器的使用最早出现于唐朝末年藩镇割据的互相争战中。宋人路振记：唐哀宗天初年（904年），杨行密的军队攻打豫章（今江西南昌市）。其部将郑“以所部发机飞火，烧龙沙门，率壮士突火先登入城，焦灼被体。”据专家考证所谓“飞火”就是“火炮、火箭之类”将火药制成球状，把引线点燃后，用抛石机掷射出，即“发机飞火”。火器出现之前，攻城、守城及远距离的战争，一般使用弓箭和石炮。石炮就是用一种发射机将适当的石块抛出，杀伤敌人一方的武器。这种发射石头的机器便是抛石机，也就是最初的“炮”。因为与石头的密切关系，火器发现之前，炮，写成“砲”。即抛石的意思。火器发明和使用后，火药包逐渐代替了石块，所以又改写成“炮”。郑攻打豫章所用的“发机飞火”就是这种依靠原来的抛石机来发射火药包的火炮：这种火炮，可以说是最早的火器。火炮的燃烧快，火力大，不容易扑灭，而且杀伤力也很大，在战争中起的作用、远远胜过石炮。因此，自火炮出现后，火药武器纷纷出现，诸如宋、辽、金、元战争时所用的火球、火蒺藜、霹雳炮、火筒、铁火炮等等。
唐末五代火器的出现，开宋代以后火器发展的先声。火药的发明与使用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它在科技发明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唐代的史学发展
唐代中晚期史学发展主要以刘知几所撰《史通》和杜佑所撰《通典》为代表。这两部史著都是属于开创性的，对以后的史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史通》，刘知几撰，成书于唐中宗景龙四年（710年），这是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史学批评和史学理论著作。刘知几20岁就考中进士，随后做了19年的获嘉县主簿。长安二年（702年），他42岁时，开始担任史官，先后任著作佐郎、著作郎、秘书少监等职，撰修国史，在史馆长达二十多年。他遍读群史，长期从事修史工作，史学知识及编纂经验十分丰富，《史通》就是他数十年钻研史学的结晶。《史通》共二十卷，分内、外两部分，各十卷。内篇三十九篇，阐述史书的源流、体例和编撰方法。在《大家》、《二体》两篇中，总结过去史书著作的类别和体例为：六家：《尚收》—纪言；《春秋》—纪事；《左传》—编年；《国语》—国别；《史记》—通史纪传；《汉书》—断代纪传。二体即编年体和纪传体。外篇有十三篇，其中《史官建置》篇中论述了史官建置沿革，概括了过去政府编纂史书机构的变化。外篇还论述了历朝史书的得失，对唐以前的史学进行了全面的总结。
刘知几提出史家必须兼有“史才”、“史学”、“史识”三长，尤以史识最为重要。他在论修史时，提出编撰史书以“直笔”为原则的思想。在《直书篇》、《曲笔篇》中，刘知几从正反两方面详加论述了这一思想，认为一部好的史书“以实录直书为贵”，记载史事应“善恶必书”，“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他还认为，修史要注意史料选择，不仅要“采摭群言”，同时又要“明其真伪”；记载历史应以“简要为主”，要“文约而事丰”，反对浮词。在《疑问》、《感经》两篇中，刘知几对儒学经典提出大胆怀疑，并认为上古三代并非如儒家所推崇的那么美好，这些表现出刘知几的批判精神和进步的历史观。
《通典》，杜佑编撰。杜佑生于玄宗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死于宪宗元和七年（公元812年），历任工部、金部郎中，充水陆转运使，改度支郎中，兼和籴使，累迁户部侍郎判度支，检校礼部尚书，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淮南节度使，后官至宰相（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度支盐铁等使。他历任中央和地方行政财政大吏，具有丰富的政治经验和理财经验，对典章制度十分熟悉。杜佑为学不追求章句。认为诸经大多记言，少有法制，而他却讲求经世致用之学，所以格外留心历代的典章制度及其沿革得失。正是具备了上述条件以及这种治学精神，才使杜佑完成了《通典》这部巨著。
银镀金人物图香宝子杜佑编撰《通典》是在刘秩《政典》的启发下进行的。《政典》以《周礼》大官所职来分门别类编撰，共三十五卷。杜佑认为《政典》“条目未尽，因而广之”，从大历元年（766年）开始，至贞元十七年（801年）书成进奏，前后用了三十余年的功夫。
《通典》共二百卷，专门叙述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变迁，上溯黄帝，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肃宗代宗以后的重要变革也附载于注中。分为九类：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每类又各分出若干子目。《通典》详细叙述了历代典章制度的源流，变革，文中不但列入前人有关的议论，而且还用说、议、评、论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
《通典》是我国第一部专门论述典章制度的通史，其内容虽源于“正史”中的书、志，但典章制度前后因续关系在各断代史中难以照应，而《通典》则矫正了“正史”断代之不便。《通典》创立了史书编纂的新体例，为史学开辟了新途径，其后出现“三通”（即《通典》加上《通志》、《文献通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宋郑樵作《通志》，与马端临作《文献通考》，悉以是书（指《通典》）为蓝本，然郑多泛杂无归，马或详略失当，均不及是书之精核”。“三通”之后又发展为“九通”“十通”。《通典》卷帙浩繁，“实采摭群言”，其引书至少有二百四十八种，这使《通典》保存下大量古代的珍贵史料，“考唐以前掌故者，兹编其渊海矣”。
除此两部专著之外，唐德宗时的苏冕，撰写唐高祖至德宗九朝事，为《会要》四十卷；宣宗时，杨绍复等续编唐德宗以后七朝事为《续会要》；宋代王溥的《唐会要》，就是根据这两本书，补充了唐宣宗以后事而成的。苏冕开创了“会要”体裁，此后，《五代会要》、《西汉会要》、《东汉会要》等纷纷编撰出来。中晚唐的史学著作还有韩愈的《顺宗实录》，杂史笔记类如刘饣束撰《隋唐嘉话》，刘肃《大唐新语》十三卷，姚汝能《安禄山事迹》三卷，李肇撰《唐国史补》三卷，赵《因话录》六卷等。
庞勋起义
自天宝末年开始，唐朝与位于其西南边境的南诏就保持着时战时和的关系。由于朝廷的腐败和边将对少数民族的刻剥，往往引起南诏的反抗和入侵，对于唐朝的西南边境构成威胁。宣宗大中末年，因边将李琢苛暴，“夷人不堪”，引南诏攻陷安南都护府。懿宗咸通元年（860年），唐安南都护李杀“蛮酋”杜守澄，再度引起与南诏的战争。咸通三年，南诏攻占交趾（今越南河内西北），唐募徐泗兵二千前往支援，分八百人别戍桂林。起初约定戍卒三年一代。至咸通九年，戍卒已远戍六年，多次请求更换。徐泗（治今江苏徐州）观察使崔彦曾平时即以严刻为军中所怨，这时更听从所信用的都押牙伊戡等人之言，以军帑空虚，派兵往代所需费用过多为由，要求桂林戍兵再留戍一年，引起戍卒愤怒。七月，牙官许佶、赵可立、王幼诚、刘景、傅寂、张实、王弘立、孟敬义、姚周等人，杀都将王仲甫，共推粮料判官庞勋为都将，劫取军中武库兵甲，发动起义，自行北归。
戍兵自桂林暴动后，经湖南，乘船沿长江东下，过浙西，转入淮南，经泗洲（今江苏盱眙）渡淮，径趋徐州。路上招纳逃亡兵士和农民，藏在舟中，多达千人。其时朝廷虽降下诏书，假意慰抚，但徐州节度使崔彦曾已作好镇压准备，命都虞侯元密统兵3000拒庞勋，又命宿州出兵五百扼守符离（今安徽宿县北符离集）。庞勋军队开抵符离，与官军激战于睢水之上，官军望风奔溃。十月，庞勋等攻克宿州（今安微宿县）。向百姓散发城中货财，“一日之中，四远云集，然后选募为兵”，“自旦至暮，得数千人”，起义军声势大振，庞勋自称兵马留后。元密引官军包围宿州，庞勋率众乘船，顺流而下，冲出重围，在汴河沿岸，选择有利地形，设下埋伏。元密驱兵追击，遭到起义军夹攻，官军大败，战死约千余人，残部归降庞勋，无一人得还徐州。庞勋知徐州空虚，乘胜直趋徐州城下。时庞勋部众已有六七千人。由于义军安抚百姓，故得到他们的拥护，帮助义军攻城，“推草车塞门而焚之，城陷。”起义军攻下了徐州，囚禁崔彦曾，杀死残暴的军官尹戡、杜璋、徐行俭等人。时城中愿随从起义军者已有万人。百姓在义军号召之下，“至父遣其子，妻勉其夫，皆断首而锐之，执以应募。”附近光、蔡、淮、浙、兖、郓、沂、密等州的小股起义军也倍道兼程，争相归附，挤满了徐州城内外郊郭。起义军队伍不断壮大，人数增到十万以上。庞勋得宿、徐二州后，又遣将命师，分兵掠地，派李圆攻泗州，刘行及攻濠州（今安徽凤阳东）。十二月，起义军一举攻占了泗州对岸的都梁城（今江苏盱眙北），俘获敌五千余人。这时起义军占据了淮口，控制了唐朝的江淮运路，切断了唐朝的经济命脉，甚至对长安也千万严重威胁。
唐朝廷因为官军屡战不利，于是纠集重兵，命右金吾在将军康承训为义成节度使行营都招讨使，又命王晏权和戴可师，分任徐州南北面行营招讨使，大发诸道军队；并调来沙陀族朱邪赤心和吐谷浑、契等部酋长，各率其部众，共25人前往镇压。起义军对官军的进攻进行了英勇的抵抗。朝廷派去增援泗州的戴可师兵众三万人在都梁城被义军全歼，戴可师及监军使也被杀。但庞勋对北方大军正在集结压境的形势估计不足。他光是一味以主力南进，取得胜利后又滋长了骄傲情绪，自以为无敌于天下，“日事游宴”。同时他对朝廷抱有幻想，屡次请求节钺，希图做官；以致为此息兵待命，贻误了战机。其部下军纪也日渐松驰，资粮匮竭即敛富室商旅货财，十取其七八。和他共同举兵的将领尤其骄暴，甚至“夺人资财，掠人妇女，勋不能制”，因此失去了民心。此后在唐朝军队的四面包围之下，庞勋作战屡遭不利。他接受部下建议，杀死前徐泗观察使崔彦曾及徐州监军张道谨，以示与朝廷决裂；并拣选丁壮，准备重振旗鼓，被部下推举为天册将军。咸通十年（869年）四月，庞勋率军包围丰县（今属江苏）的魏博军，魏博军不战自溃，庞勋乘胜南下，直趋柳子寨（今安徽宿县西北临涣集北），准备与官军主力决战。不料作战计划泄露，为康承训所败。庞勋收散卒三千人退守徐州。因与官军力量悬殊，复接受宿州守将张实建议，引兵西攻宋州（今河南商丘南），亳州（今安徽亳县），想牵制唐朝军力西进，以解徐、宿之围。但当庞勋西行后，他的部下降将张玄稔却背叛了义军。他不但投降康承训，还引唐军围攻义军，诱说义军投降。结果徐州陷落，庞勋留守徐州的庞举直、许佶等也死于敌手。咸通十年（869年）九月，庞勋西击宋州不克，渡汴河，转攻毫州，为沙陀朱邪赤心追逼，又引兵循涣水而东，预备返回彭城（今江苏徐州），至蕲县（今安徽宿县东南），为众多官兵包围。起义军在激烈的战斗中被杀一万多人，庞勋也英勇战死。起义经历了一年零两个月，至此终归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