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魏大统十年（544年），开始出现了要求用散文化的古文代替骈文的先声。掌握实际政权的宇文泰（后来北周的开国皇帝）和苏绰，不满当时的浮艳不实的文风，提倡用古奥的商、周时代的《尚书》诰命文体来代替骈文。当时有个名叫柳庆的文臣响应号召，首先用它写了一篇贺表。第二年，苏绰亲自撰写了一篇皇帝祭庙的《大诰》。与此同时，朝廷规定，所有文告、奏章都要如此来写。虽然《尚书》式文体太古奥，改革不久失败，但它成为古文运动的第一个信号。隋文帝开皇四年（584年），新兴的皇朝发现吟风弄月，讲究词句精巧浮华的骈文不利于统治和建设，也下令不许用华艳词句写作，并杀一儆百，惩办了一个用华艳词句写表章的州刺史。接着，李谔上书建议禁止华词丽句。隋文帝肯定了他，并明令下诏，颁行全国。李谔比隋文帝和宇文泰、苏绰都大大跨前了一步，但他只反对华艳词句，甚至连骈文这种形式也并不完全反对，因为李谔本人的奏章就是用骈文写成的。武后时，陈子昂的《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发表，又举起“复古”的旗帜，使整整一代作家卷进了文学革命的洪流。陈子昂给予古文运动的先导作用，主要是初步奠定了古文运动的理论基础。后来，唐玄宗时代有古文作家萧颖士和李华把儒家的经典《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古文的依据和标准，大加提倡。萧颖士说，他“经术之外，略不婴心。”李华则说：“文章本于作者。……《六经》之志也”。代宗时代的韩会和德宗时代的柳冕，先后提出了文章教化作用的问题，要求文章应以儒家规定的道德教条教育人。韩会认为，文章必须合于“圣人之情”，才能“助教化”，“备劝戒”。柳冕认为“文章本于教化，形于治乱，系于国风”。从萧颖士到柳冕，奠定了古文以儒家思想为根据的理论基础，对古文运动的发展影响很大。接着，为古文在形式体裁上树立标准的是独孤及，他正面抨击当时骈文的弊病，说：“其风流荡而不反，乃至有饰其辞而遗其意者，则润色愈工，其实愈丧；及其大坏也，俪偶章句，使枝对叶，比以入病四声为梏，拳拳守之如法令也”；并指出正面师法的榜样应当是贾谊、司马迁和班固。他的学生粱肃更具体地要求人们“敦古风，阅传记”。学习传记文学，正是骈文所不能进入的领域，也是后来古文运动取得重大成就的领域。萧颖士、李华、韩会、柳冕、独孤及和粱肃等人，在古文创作方面也做了一定的尝试，扩大了古文的影响。在他作实践上取得较高成就的是元结，他文字朴实，不尚华彩，写政论文和杂感敢于面对现实，提出批评，写山水园亭游记简淡幽雅，不雕琢，成为后来古文运动创作上的前驱。从德宗时代起，古文运动开始获得一个大规模的开展，即是通常所说的狭义古文运动时期。卷进运动潮流的有一大批著名作家如李观、欧阳詹、刘禹锡、白居易、元稹等人，古文运动的胜利，和他们的共同努力分不开。促成这一辉煌胜利的决定性人物，是领导者韩愈和柳宗元。韩愈，字退之，邓州南阳（今河南）人。德宗贞元十年（803年）曾任监察御史，后贬为山阳县令。宪宗元和十二年（817年）派行军司马从裴度平定淮西藩镇有功，迁刑部侍郎，十四年因谏宪宗遣使往凤翔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后召回京师任国子监祭酒等职。韩愈提倡古文，首先是与他试图恢复儒家道统的思想密切有关。在一封《答秀才书》的信中，他就明确表示：“愈之所以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耳。”因此，改变过去那种文章形式，就是给散文以较为自由的表现形式，以便更好表达文章的思想内容。为此又将写作的重心放在道统修养上，提出了“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同时，要写好文章，仍需“穷究于经传、史记、百家之说，沉潜乎训义，仅复乎句读，砻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与此相关，韩愈还发挥司马迁以来“不平则鸣”的思想，对于具体作家来说，则是“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他以为历代的屈原、司马迁、陈子昂、李白、杜甫等，都是善唱的作家，从理论上讲，便是“平和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为实践他改革文体的思想，他自己所撰的文章往往就写得浅显明白而又新颖生动；他创造了一些新的、富有表现力的语辞；而又能基于真情实感，发为心声，所以所成之文多有一种气势奔放、流转自如的风格。韩愈的这些思想和实践，不久就遭到时人的讥笑，排斥。但他不顾众议，仍坚持己见，对开始从事写作古文的人则尽力扶持和支持，在《举荐张籍状》中推举张籍“学有师法，文多古风”；在《与袁相公书》中赞美樊宗师“善为文章，词句深刻，独追古作者为徒”。
与韩愈差不多同时，年岁比韩愈稍少的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人。他于顺宗时以尚书礼部员外郎身分参加了王叔文、王伾为首的“永贞改革”，八个月后被贬为永州司马，又转柳州刺史。特别是贬官期间，闲职无事；便读百家书，“乃少得知文章利病”。他特别推重西汉文，认为其“成败兴坏之说大备，无不苞也”，反对魏晋以后的文章写作，因为它们只是追求“眩耀为文，琐碎排偶。”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官沉羽振笙簧触手。观者舞悦，夸谈雷吼。独弱臣心，使甘老丑”。但柳宗元的功绩还主要在支持和维护韩愈，写下大量的优秀作品并培养许多青年作家，使古文在这一时代树立起广泛的威信。韩愈提倡古文，受到的阻碍和打击很大。他的学生、女婿李汉在《昌黎集序》里记叙他当时的处境是“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坚”。只有柳宗元站出来给他以坚决的支持。当韩愈写《毛颖传》受人嘲笑时，柳宗元就写《读韩愈所著毛颖传后题》，挺身为他辩护，指责论敌不懂好坏标准，只喜欢“摸拟窜窃，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之类的东西。当韩愈向人推荐柳宗元的文章时，柳宗元谦虚地说韩愈才学高他很多，只有司马迁可以相比，连扬雄也及不上的“猖狂恣睢，顾意有所作”，推尊韩愈，为古文张目。当有人请教古文作法时，柳宗元极为诚恳、耐心地讲解，以培养作家，壮大队伍，他在《报袁君陈秀才书》中说：“往在京师，后学之士，到仆门日或数十八，仆不敢虚其来意，有长必出之，有不至，必之。”在《答贡士廖有主论文书》中说：“吾在京都时，好以文宠后辈；由吾知名者，亦为不少焉。”韩愈也说：“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
韩愈、柳宗元之后古文运动的继承者朝着两个方向发展。第一个方向是从内容上把古文变成宣扬、讨论儒家孔孟之道的讨论书，而从形式上追求平易、通顺的文风，这个方向的领导者是李翱。第二个方向是片面地发展古文运动中提倡重视文学技巧即“创新”的主张，追求奇险怪僻，这个方向的领导者是皇甫湜。晚唐的古文运动的继承者有孙樵、沈亚之、皮日休、陆龟蒙和罗隐。与中唐轰轰烈烈的古文复兴运动相比，他们的创作及声势远远不及，但毕竟巩固了古文运动的成果，使古文之脉延续下来。
中唐古文运动的余波和最后完成者是十一世纪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其理论上的代表人物是厂介、柳开、孙复、穆修、尹洙等人，古文创作上的代表人物是欧阳修、苏询父子（苏轼、苏辙）、王安石和曾巩等人。他们在三个问题上继续并完成了古文运动。第一是重新提出并廓清古文创作中内容形式的关系；第二是重新编定和刊印韩愈、柳宗元文集，确立方向，继承和发展中唐古文运动，第三是重新确认古文创作实践的标准，推崇平易通顺而反对生僻艰深。由于北宋古文运动是在西昆派较量的过程中进行，而且又总结了中唐古文运动的得失，因而它的现实性更强，看法更统一，成果更多。从此以后骈文再也未能在中国文学史上死灰复燃。
新乐府运动
乐府本是西汉朝廷采诗配乐的机构，后把能入乐的诗歌都叫乐府。有些作家为了更好地反映现实，便谱新曲或摆脱音乐束缚从事创作，于是有新题乐府出现。早期，由汉乐府的“缘事而发”变为曹操等人的借古题而写时事，为新题乐府之一变；初唐谢偃、长孙无忌的《新曲》，盛唐李白的《塞上》、《塞下》，杜甫的《兵车行》、《三吏》、《三别》等“因事立题”，是新题乐府的三变。
在中唐，新题乐府又面临一场变革。元和四年（809年）李绅回到长安，任秘书省校书郎，他创作了《乐府新题》二十首。不久，元稹在《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的序里介绍了李绅乐府诗的产生经过：“予友李公垂，贶予新题乐府二十首，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予取其病时之尤者，列而和之，盖十二而已；昔三代之盛也，士议而庶人谤。”又说：“世理则词直，世忌则词隐；余遭理世而君盛圣，故直其词以示后，使夫后之人谓今日为不忌之时焉。”接着，元稹自己也创有《上阳白发人》、《华原磬》、《五弦弹》、《西凉伎》、《法曲》、《驯犀》、《立部使》、《骠国乐》、《胡旋女》、《蛮子朝》、《缚戎人》、《阴山道》十二首，采用的便都是李绅用过的诗题。元稹在有的诗题下，还抄录了李绅为每首诗写的小传。《阴山道》题下注说：“李传云：元和二年有诏，悉以金银酬回鹘马价。”说明李绅的乐府新题不是无病吟，而是针对某些事实所发的。同年二月，元稹做监察御史，三月一日充任剑南东川详复使，离开长安入川，故知和李绅乐府在本年三月以前。李绅的原诗已经遗失，从元稹的和诗仅能知道十二首题目。
几乎同时，白居易也写下了《新乐府五十首》。在此之前，元年（808年）五月，白居易任左拾遗时，当时他36岁，正是意气风发之时，上任不到十天，就给皇帝上奏疏说：“授官以来，仅将十日，食不知味寝不遑安，惟思粉身，以答殊宠，但未粉身之所耳。”不久就连上谏章，先奏请免除江淮赋税以拯救灾民；又请求多出宫人，减少宫中费用，消除孤居妇女的痛苦；反对宦官任“诸军招讨处置使”和王承宗作战；请求停止用兵河北等等，甚至当面指陈皇帝犯了错误，差点受到处分。他经常面对案前盈箱的谏纸，思考自己的责任，觉得愧对俸禄。同时他开始创作讽谕诗，以委婉的方式劝谏皇帝。元和四年，诗成，集为《新乐府》。在本组诗的序中他说明了目的和要求：“凡九千二百五十二言，断为五十篇，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而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则律，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新乐府》五十首用歌行，每篇下面标明题旨，如《七德舞》“美拔乱，陈王业也”，《法曲》“美列圣，正华声也”，《海漫漫》“戒求仙也”，《上阳白发人》“愍怨旷也”，《新丰折臂翁》“戒边功也”，《杜陵叟》“伤农夫之困也”，《缭绫》“念女工之劳也”，《卖炭翁》“苦宫市也”等等。它体大思精，题材广泛，从反对横征暴敛到反对宫市，从讥刺边功到谴责广蓄宫女，从民间到朝廷再深入宫内，凡是他认为不满意的事情全都作了批判。《新乐府》上承《秦中吟》的传统，成为白居易讽喻诗中的佼佼者。《秦中吟》写贞元至元和之际的事，其小序说：“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它主要揭露和斥责“羡余”制度给农民带来的痛苦，富女易嫁的陋习，官僚脑满肠肥，不顾江南干旱的食人惨景等等。《新乐府》反映的时代更为广阔，它写的是从高祖李渊武德（618—626年）到元和四年的事，揭示的问题更为深刻，影响更为深远。
之后，元稹、张籍（766？—830？年）、王建等开始通过倡和，而进一步扩大新乐府的阵地。元稹作新乐府诗。善于模仿，既学李绅，也学白居易，他的这部分诗反映社会面也极为广泛，故称“元白”。如他的《田家词》、《织妇词》、《连昌宫词》、《估客乐》等，也都是新乐府中的名篇，但他对于现实的揭露和批判不像白居易那样大胆、深刻和旗帜鲜明。张籍的乐府诗有七、八十首，其中约一半都用的是古题，但内容却是为时而著，为事而作。他的《野老歌》、《山头鹿》、《别离曲》、《征妇怨》等都是千古佳作，其中尤以反映农民生活最为突出。王建与张籍齐名，人称“张王乐府”。在古题和新题互相参用上，两人也极为近似。王建乐府诗有不少新题材，如《水夫谣》写纤夫，《送衣曲》写妻子给丈夫送征衣，《簇蚕词》写蚕农，《织锦曲》写织女们的辛勤劳动，往往利用人物自白，或仅摆一摆事实便戛然而止，主观议论少，十分引人注目。张王二人乐府喜在结尾用重笔，并适当换韵来突出主题，语言通俗却凝炼精悍。白居易和他们相互赠答，共同切磋，影响了一代作家，创作新乐府成为浪潮和风气，进而成为中唐与古文运动并驾齐驱的文学革新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