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如戏人生
7477900000006

第6章 同窗共读

农业合作化运动作为历史的一页,已经翻了过去,人们早已将它淡忘,而我却永远不会忘记走过的这段历程。国家为全面继承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体制,无视私产,强迫命令,农民刚刚分到手的土地又失去了;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对我来说,农业合作化就是我的再生父母!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安徽省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农户入了社。入社之后,土地归公,集体耕种,按劳分配。合作社的迅速兴起,给那些孤寡老人、丧失劳动力的家庭带来了福音。不过,刚开始不是什么人都能参加的。那时有这样的说法:“单干、单干,不是地、富,就是坏蛋!”也就是说,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是没有资格入社的,农民们把入社看成是一件光荣的事。我早早报了名,却迟迟批不下来,因为父亲当过国民党警察,有历史问题,村干部害怕犯错误都不敢表态。我就去找张老师,多亏他做工作,对村干部说:“闫自圣是当过警察,有点历史问题,‘土改’划成份时,你们不是都说他妻子参加过红军吗?”在特殊的年代,一句话往往能起到关键作用,于是我成为光荣的小社员了。

随着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步步深入,全国再一次开展扫盲工作。中央号召: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乡村高小毕业生要达到一千万。上面发出指示,下面纷纷行动,各乡各村选拔一批“扫盲”中成绩优秀的孩子上“高小”。

幸运之神将我一个放牛娃送进了学堂。凭借那张“扫盲毕业证书”,我直接上了高小五年级。

为感谢农业合作化,上学时我曾写过一首墙报诗予以赞美:

小农经济独木桥,集体才是阳关道。互助合作拔穷根,天堂哪有人间好……回想入学第一天,我闹出了许多笑话,至今仍忍俊不禁。

我拿着入学通知书,直接来到五(一)班,五十多岁的班主任宗润苍老师正在讲话,我连声报告都没喊一头闯进教室。衣衫褴褛的我,身背胡琴,手捧书本,这身装扮哪像学生,分明是个乞讨卖唱的“叫花子”。

学生们一下子把目光全扫向我,眼神中充满鄙视。

正在讲话的宗老师望了望我,问:“你是新来的同学吧?”

“俺头次进学堂。”

“叫什么名字?”

“俺叫水生,是发大水那年出生的。俺娘说,是淮河水把俺送到这个世上,因此,就给俺起个名叫水生。”学生们一阵哄堂大笑。我冲着全班同学吼道:“笑屁呀?俺本来就叫水生嘛!”宗老师摆摆手,学生们停止笑声:

“还有别的名字吗?”

“有,村上人都喊俺‘二麻子’。”学生们又是一阵笑声。

“没有学名?”我不明白什么是学名,只是摇头。宗老师解释道:“就是大号。”我还是摇头。

“暂时就叫你水生吧,过几天老师帮你起个名。”接着他又说道:“记住,下次迟到了要喊报告。”

我赶忙向老师行了个举手礼:“报告老师,俺迟到了。”

我那笨拙地举动,惹得学生们又是一阵哄堂大笑。我知道他们笑话我不懂规矩,这深深刺伤了我的自尊心,于是我耍起了放牛娃的野蛮性子脱口骂道:“狗日的,你们笑个屌呀?”一句叫骂,激怒了大家。学生中有个叫刘瑁坤的指着我说:“你怎么骂人呀!”他是学生中的“头儿”,外号叫刘打头的。我急忙争辩:“这是口头语,不是骂人。”“野小子,你耍流氓!”其他学生一起跟着起哄。一见这势头,我也不甘示弱:“你们都欺负俺,老子换个地方去!”说着冲出教室。老师伸手将我拽了回来,然后对学生们说:“他才从扫盲班来的,不懂得学校规矩……”

趁老师说话之际,我自个儿乱找坐位,见空就坐,但都被学生挡住了。于是我又叫道:“老师,他们不让俺坐。”宗老师说:“刚开学,座位还未正式安排,哪位同学愿意暂时与他同桌?”

学生们面面相觑,无一人答话。

“老师,我愿意!”我循声望去,原来是王艳艳。她将我拉到她的课桌前。

全班学生一齐用惊诧的眼光望着她,继而小声议论着……王艳艳原来是五(二)班学生。那时,读高小的大多是十六七岁的少男少女。传说五(二)班的班主任W某与一名女生暗中恋爱,引起校方领导的重视,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只能做冷处理,于是将五(二)班的“大龄”女生调到五(一)班来。就这样,我们坐在了同一条板凳上。

开头几天我都不敢看她一眼,感到十分拘束,离她远远的;想起她曾说过我不讲卫生的事儿,更觉得不安。我不时地挪动身子,生怕“脏气”沾了她,而她并不嫌弃,将我拽到身边说:“干吗那么自卑。”她身上散发的“花露水”、“雪花膏”香味直扑鼻孔,浸入心扉,令人心驰神往。慢慢地,我那绷紧的心放松下来,我不但不拘谨,反倒觉得与她同桌是一种享受与荣幸。

课堂上,我用手指蘸唾沫擦错字被王艳艳看见,她随手拿出一块橡皮递过来,我瞅瞅她,没有伸手去接,依旧用手指擦错字……王艳艳将我的手推到一边,亲自用橡皮帮我擦,然后轻轻地说:“给你用了。”我双眼偷偷瞄了一下身边同学,做賊似的抓起那块橡皮赶紧放进书包里。王艳艳看了微微一笑,我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我的书包很简单,除了课本和一支要甩动才能下水的钢笔外别无它物。第二天,她送给我一只文具盒,里面装满了小刀、橡皮、蜡笔等学习用具,另外还送给我两个练习簿。我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连说了几声“谢谢”!练习簿经过她的手,留下一股清香,我舍不得用,不时拿出来闻一闻,然后又放进书包。我是一个穷苦的孩子,来到这个世界上第一次得到别人的恩赐,而且这个人又是一位漂亮女孩子,心中充满了感激和一种莫名的冲动。

放牛娃成为学生,从田野走进校园,坐在教室里我觉得既陌生又新鲜,仿佛走进了另一个世界。开始几天,我觉得新奇、兴奋,几天过后感觉就不同了。工人子弟个个穿着漂亮,少数农家孩子虽不如他们,也是整整齐齐。而我,衣衫烂褸,蓬头垢面,挤在同学中间是那样不协调、那么扎眼,犹如花丛中长出一棵残枝梧桐,相比之下自惭形秽。人总是有自尊的,这儿毕竟不是放牛场,一种少有的自卑感压在心头,一举一动都觉得十分拘束。

没过多久,又闹出笑话。一天,老师在讲课,我突然叫道:“老师,俺要上茅次(厕)!”

安静的课堂顿时一片笑声,王艳艳用膀子拱拱我:“上课时间是不准去厕所的。”我捂着肚子又叫道:“我憋不住了!”

老师略思片刻说:“去吧。”

我迫不及待地冲出教室,身后又是一片哄笑声……我每天早起先练琴,然后再到学校;王艳艳也来得很早,我们就一起温习功课。几个大龄男生在刘瑁坤带领下,不断来纠缠王艳艳,我总是站出来保护她。

一天,刘瑁坤来到我面前:“一个臭放牛的,连我刘打头的也不放在眼里?”我一下子站了起来:“就你?算个屁!”我伸手抡起板凳:“想操蛋?老子不怕你!”刘瑁坤冷笑道:“好,算你狠,咱们走着瞧!”王艳艳忙劝阻:“算了,大家都是同学嘛,这又何必呢。”她边说边把刘瑁坤推走。放学后,我正走在回家路上,刘瑁坤带领几个人紧紧追来,拦阻我的去路。我一看势头不对,攥紧拳头问道:“你们想干什么?”刘瑁坤凶狠地说:“想教训教训你。”说罢手一挥:“给我打!”这伙人将我摔倒在地上,拳打脚踢。常言道,好汉不敌双拳,何况他们一帮人呢,我被打得鼻青眼肿。刘瑁坤一只脚踩着我问道:“下次还敢不敢跟老子作对?”我只好装熊,忍痛说了声:“不敢了。”他警告说:“你要是到老师那里告状,我们还揍你!”我说:“不敢告状。”他又踢我几脚,才扬长而去。

我从地上爬起来,擦了擦脸上血污,望着他们走远了才小声骂了句:“狗日的,俺日你娘!”

第二天早晨,我来的很晚。当我一瘸一拐地走到学校大门时,王艳艳迎面走来:“告诉我,是不是刘打头的一伙干的?”我没有回答。“我去找老师去!”说罢转身就走,我急忙阻拦道:“不能报告老师!”她不解地问:“为什么?”我默默地向教室走去……中午,我正在家里吃饭,没想到王艳艳突然出现在我面前,她笑嘻嘻地说道:“做什么好吃的,也让我品尝品尝。”她的到来使我猝不及防。她夺过我的饭碗看了看,又用勺子在盆里搅动几下,如水般的稀粥,在盆里打晃。她愣住了。稍顷,她走到锅灶前掀开锅盖,又到笆斗里翻了翻粮食……“你每天就吃这个?”

我没有回话,端起碗大口喝着。

王艳艳看我狼吞虎咽的样子,再也忍不住了,泪水夺眶而出。她从书包里拿出两个白面馒头,往我怀里一揣,夺过稀饭碗大口喝起来。也许是我求学的路太艰难令她同情、伤感,也许是她那颗纯朴的爱心对一个弱者的怜悯,也许是她的善良本性使然,艳艳一边喝一边落泪。我的泪水也滴落在手捧的馒头上,两个少年相对流泪……第二天早上,一进教室,王艳艳就塞给我一个纸包。我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块烧饼。上课不久,我又想上厕所,实在憋不住了,只好喊声:“报告老师!”宗老师走到我面前:“又要去上厕所?”我低着头不敢回答,他不耐烦地说了句:“坐下!”课堂里一片讥笑声。

“报告!我有话要说!”王艳艳突然站了起来。

宗老师问:“王艳艳同学,你要说什么?”

王艳艳说:“同学们!你们吃的是白面馒头、大米干饭。你们知道他每天吃的是什么?他是个可怜的孤儿,靠合作社给点粮食,每顿喝一大盆像水一样的稀粥……”她哽咽着,再也说不下去了。

一时间,整个课堂鸦雀无声。

老师走到我面前:“对不起,去吧。”

下课了,我孤零零地站在操场上,望着同学们兴高采烈地玩耍,一种少有的失落感涌上心头。我感到自卑,悄悄地溜回教室,独自坐在课桌前发呆。王艳艳冲进教室:“你怎么不去玩?”我没有答话,将头垂下。

“你拉琴,我唱。”

我为之一振,赶忙取出二胡,拉起“倒七戏”《梁祝》;她清了清嗓子唱道:

同窗同桌同板凳,夜晚共读到三更,一只砚台两人用,你磨墨来我掌灯……同学们一下子围拢过来。

我见那么多人围着听唱,拉得更加起劲。原先那种失落感、自卑感、畏缩感一扫而光。我的表情由沮丧转活跃,由苦恼变微笑,由自卑改自豪!

正拉得起劲,宗老师叫道:“水生同学,你来一下。”我赶忙放下二胡走进办公室。

宗老师和蔼地说道:“我给你起个学名吧?”

“老师,我听你的。”

“人的美貌不光是长相而重在心灵,你很内秀,就叫闫立秀吧。”

“行,谢谢老师!”

有人说“秀”字太俗,听起来不雅。后来我写文章、编剧本,别人建议我改用笔名,都被我婉言谢绝了。不管这名字好与坏,它代表老师的一片心意,我坚持名字不改,师恩不忘。“老师”二字,是我知识宝库中一个最温暖、最深情的词汇。

因为我会拉二胡,王艳艳爱唱歌跳舞,负责抓文艺宣传的宫义家老师将我们俩同时抽调到学校文艺宣传队。每天课外活动我们都集中排练,准备参加大通区学生汇演。那时不像今天,各种流行歌曲充斥校园,当时在学生中广泛传唱的是电影《白毛女》插曲和《马路天使》中周旋主唱的《四季歌》、《天涯歌女》等。我拉她唱,配合默契。尤其是她唱到“小啊妹妹唱歌郎奏琴,郎呀,咱们俩是一条心!”这两句时,那心情、那滋味甭提有多美了!

时间一久,麻烦来了。班上的几位“大龄”男生都怀着嫉妒心理,尤其是刘打头的扬言要整我。这天,在上早自习时,从后面传来一张字条,直接递到王艳艳手中,她看了一下,显得很生气的样子。我小声问:“写的什么?”她说:“你别问了。”我急着想知道,一把夺了过来,打开一看,上面写的是顺口溜:

麻子麻,上天爬,爬上天,做神仙。神仙放个屁,把麻子打下地!上天有杆枪,把麻子打下乡。乡里有根棍,把麻子打得不能混!

落款是:赠给美男子--闫麻子。

这是一场恶作剧。嘲弄、讽刺、挖苦使我感到委屈,我伤心地趴在课桌上哭了。王艳艳抓过字条,一甩辫子冲出教室,向办公室跑去。

班主任宗老师平时很严肃,今天他并没有发脾气。他先是安慰我几句,然后语重心长地说:“你们知道他脸上的‘麻子’是怎么造成的吗?”同学们面面相觑,鸦雀无声。他接着说:“解放前到处流传着这样几句话:‘天花’不是病,染上就不幸,轻者一脸‘麻’,重则要丧命!说明旧社会不关心人民疾苦。解放后,孩子出生不久就种‘牛痘’,现在已彻底杜绝‘天花’了。同学们,留在闫立秀脸上的不光是‘麻子’,而是黑暗的社会刻在他脸上的一道历史伤疤!你们不应该讽刺挖苦、歧视他……”

字条“风波”过后,那些男生虽然有点嫉妒,但对我都很友好,我也主动找他们玩耍,同学之间相处得倒也相安无事。可是王艳艳就是咽不下这口气,越是在公开场合人多的时候她就越和我靠近。课外活动大家一起跳集体舞,同学们围成一个大圈子,边拍手边齐声唱道:

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行个礼呀拉拉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她边唱边跑圈子,逗得那几个男生手伸得老长。几圈过后,她来到我面前:我向你呀行个礼呀,拉拉手呀,你是我的好朋友。

唱罢,将我拽到圈子中央一起跳舞,并且用挑衅的目光望着他们。我知道她是故意气那帮同学的。孰知,这样做我可惨了,刚刚缓和的矛盾又被激化了,几个男生对她无可奈何,也只有拿我出气。我也是个很调皮的孩子,时间一久,就把放牛娃的那种野性流露出来了。有一次,我捉了一条大毛虫拿进教室,吓得胆小的同学东躲西藏。然后我随手一丢,没当回事。这正好给那帮人提供了机会,他们偷偷地将毛虫放到全班胆子最小的那个女孩的文具盒里。上课时,她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发现后尖叫一声,吓得脸色苍白,安静的课堂顿时大乱。“扰乱课堂秩序罪”很自然地嫁祸于我,为此,我受到警告处分,吃了个“哑吧亏”,只有暗暗叫苦。打那以后,我小心多了,一举一动处处谨慎。

我自幼散漫惯了,入学不久,有些毛病不是一时能改得了的。没过几天,我耍小聪明又闯下大祸。这天上早自习,我一时兴起,把学校几位教师的姓氏用歇后语的方式连起来,编了一段顺口溜:大桌面子方(方)老师,天上下雨淋(林)老师,提着行李送(宋)老师,双手拉着留(刘)老师,衣服不洗脏(张)老师,法院开庭审(沈)老师。

王艳艳看后觉得好玩,夸我聪明、有才华,她拿过去在同学中间炫耀,我也觉得自己文采出众,高人一等。正当我沾沾自喜、自我陶醉之际,却又被他们抓住了机会,偷偷跑到“教导处”告黑状。张主任外号叫“老妈子”,别看他长相像个老太婆,训起人来一点儿不留情面。更何况这一次我触怒了众多老师,他便以目无尊长、污辱老师“罪”罚我站操场。

夏日的太阳晒得人浑身冒油,站了几个小时还不肯放我。王艳艳慌了,知道是她惹的祸,直奔教导处……她的“任性”是在维护我的“尊严”;她的“罢演”是为我鸣不平!她所做出的牺牲,对于一个被歧视并处在痛楚之中的少年来说,不啻是香露甘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