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如戏人生
7477900000049

第49章 神出鬼没

淮南庐剧团是淮南市五大专业艺术表演团体中的佼佼者。它创建于解放前,经过几代人不断的努力、创新、改进,成为市级大型专业艺术团体。

一代观众养育一代演员,一代演员服务于一代观众。一方水土一方艺,一代名优一代腔。每个戏曲剧种的成熟,都离不开特定文化氛围的熏陶以及地理环境的影响。庐剧,原名倒七戏唱腔,分上中下三路。上路唱腔高亢有力,独树一帜。它深受淮河两岸老百姓的喜爱,人们形象地称它为“农民戏”。

该剧种源于乡村,扎根于民间,它所体现的常常是农民、普通百姓的审美情趣。因而,更适合于表现农村生活。

随着淮南逐步发展成重工业城市,庐剧团由农村转向城市,受到越来越多的观众喜爱。可惜,“文革”前庐剧团被撤消兼并了。十多年来,老百姓再没听到过那熟悉的乡音。

“文革”结束后,传统戏解放。面对着文艺春天的到来,原市庐剧团一些艺人舍不得丢弃自己苦心经营几十年的戏剧艺术,自动聚集到一起成立了“恢复庐剧团筹备小组”,想借“三中全会”的春风重组庐剧团。

通过别人的介绍推荐,我被请来参加“筹备小组”。

所谓的“筹备小组”,一无经费,二无场地。一切活动全靠自己掏腰包。凭着众人对庐剧艺术执着的追求和顽强的意志,我们几个人不分白天黑夜地奔忙,组织演员开会,写申请材料,然后面呈领导据理力争。

忙忙碌碌一个多月,送去的申请报告如石沉大海,多次催问,毫无结果。望着演员们寄于重托的眼神,我们的心情越来越焦急,越来越沉重,越发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情急之下,我们想到了庐剧表演艺术家丁玉兰。她不仅多才多艺,同时也是一位知名人士。她曾经在中南海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亲切接见。何不利用她的影响力在上层活动一下,以求问题能够早日解决呢?

于是,我同朱玉仙(原庐剧团团长),戴宏云(原庐剧团主演)一起来到合肥。

在丁玉兰的大力帮助和引荐下,出乎意料的是,我们竟然见到了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同志。短短的十几分钟见面,全由丁玉兰老师向万里书记汇报。当时,万里书记听力很差,不时发问,丁玉兰便俯在万里书记耳边大声解释。她的汇报简明扼要,言谈举止恰到好处,万里书记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看得出,他对丁玉兰这样的艺术家还是很尊重的。我们坐在旁边既兴奋又紧张,一句话也不敢多说。我暗暗佩服丁玉兰老师的活动能力。

回去后不久,事情就有了结果。

鉴于剧团解散日久,又是在“文革”前砍掉的,多数演员都安排了工作,再加上市专业剧团超编等多种情况,不能恢复市庐剧团,但同意成立一个民营性质、自筹资金、自负盈亏、自谋生路的民间庐剧团,由田家庵区文化馆负责管理。

按说,三中全会刚刚开过,各项政策尚未完全落实,领导干部思想还没彻底解放,全省尚无任何一家被官方承认的民间剧团,淮南市有关领导能够做出如此决定,还是比较客观公正和重视的。当然,这与丁玉兰老师的努力和万里书记的关怀也是分不开的。

田家庵区文化馆施馆长,是一位事业心很强的领导干部。他对艺人十分同情,不仅帮忙解决演员住宿,安排排练场地,组建领导班子,还不辞劳苦四处奔波,在市文化局领导面前为我们说了很多好话。在他的精心安排下,淮南市田家庵庐剧团很快挂牌成立。

万事开头难。剧团初建,面临的最大困难是资金问题。购置服装、道具、乐器、灯光等演出设备,需要一笔不小的开支。钱从哪里来?这是眼前急待解决的问题。大家事大家办,共同商量想办法。我建议:大家出资,先把剧团办起来,以后在演出收入中提取部分钱来还个人投资;债务还清后,所有服装、道具、灯光、设备等固定资产为集体所有。这一倡议得到演员们的一致拥护,经施馆长批准同意,决定大家集资办团。

我带头拿出两千元,其他演员有给三百、两百的,也有拿出一千、八百的,七拼八凑集资了六千多元。当时物价便宜,经过精心选购、合理搭配,各个行当的行头都买了一点,虽说不够齐全,但也能凑合演出。

部分演员已有工作单位,为了支持办团,他们白天上班,晚上来参加演出。经过一段时间的排练,于一九七九年中秋节正式开锣,对外公演。

首场演出地点定在田家庵区委礼堂(原是市少年之家)。海报一贴,观众蜂拥而至,场场客满,戏票提前几天抢购一空。七十年代末是戏剧发展的鼎盛期,尤其是在农村,农民对庐剧的热爱可以用如饥似渴来形容。

开场戏是最拿手的剧目--古装悲剧《窦娥冤》。该剧从旧班社“倒七戏”演出至今,已有几十年,也是观众所熟悉、喜看的一出戏。

扮演窦娥的是原市庐剧团当家花旦戴宏云。她出身梨园世家,自幼接受庐剧艺术熏陶,在父亲的影响和指导下,她六岁开始登台,经数十年的舞台实践,博采众家之长,从“唯法是用”的模仿,攀升到“化法于艺”的最高阶段。她演窦娥非常投入动情,尤其擅长水袖功,把窦娥的悲、愤、屈、恨,演得淋漓尽致,恰到好处:激愤时,一双水袖抛、划、打、扬,如银蛇狂舞;愤恨时,勾、拉、抓、勒,如驭手收缰;悲切时,拧、缠、握、绕,如蟒蛇缠身;急迫时,劈、抖、洒、颤,如水波涟漪。她扮相俊美,演技超群,人称“活窦娥”。在《梦会》一场中,她向爷爷哭诉道:

爹爹呀,孩儿屈,屈死黄泉!

孩儿冤,冤魂难散!

血染白绫长丈二,一腔鲜血练旗悬。我恨那,你不分好歹枉为地!你错勘贤愚枉为天!

爹爹呀,儿将你等,将你盼,奈何桥上我苦苦等你三年!

在这段唱词中,她把窦娥满腹忧怨地痛斥糊涂官昏庸以及对世道不平的满腔愤恨,表达得淋漓尽致。她的唱腔迭宕有致,声情并茂,委婉细腻,感情起伏,一气呵成。她的表演具有扣人心弦的感染力,赢得多少人由衷的赞叹,催得多少人潸然泪下。她的成功有赖于多年的艺术实践以及她的“珠喉玉音,金嗓丽腔”。一出《窦娥冤》连演半个月,观众仍是热情不减,有的人一连看了好几遍。她在台上唱,观众在台下哭,有位老太太甚至掂着拐杖要上台去打“张驴儿”,大骂“楚州太守”昏庸!

每次演出《窦娥冤》,都会勾起我的痛苦回忆;忘不了屈死的贾明彪!忘不了那桩令人心颤的“狱中冤案”!

我每天除伴奏外,还要担负写海报的任务。

两个女儿也在剧团当学员,跑跑龙套,当当下手,演些书童、丫环之类的小角色。全家人自此走向演艺生涯,过上了居无定所、漂泊流浪生活。

正当剧团满怀希望顺利发展之际,一场意想不到的打击从天而降,将这棵幼苗扼杀在摇篮之中。

一九七九年十月二十一日,是永生难忘的一天。

剧团更换演出场地,来到九龙岗影剧院演出。首场戏票早已售完,开演前剧场门口已是人山人海,还有许多没买到票的观众吵闹着要加站票。就在这个时候,大通区文化馆来人通知剧团:执行上级决定,立即停演!理由是:我们演的《窦娥冤》是“鬼戏”,宣扬封建迷信……观众哪肯离去,吵闹着非要看戏不可,不愿退票。望着拥挤的人群,我担心要出乱子,恳求道:“让我们将这场戏演完再停,不然会闹出人命的。”来人摇头道:“我是奉命行事,你们必须停演。”人越来越多,越闹越凶,突然“轰”的一声,剧院大铁门被推倒了。观众蜂拥而入,奔进剧场,冲上舞台,座椅板凳被踩坏许多,演员们吓的东躲西藏。一些小流氓趁机捣乱,跟在女演员身边乱转,动手动脚,男演员上前劝阻,遭到他们围攻毒打。在外边进不来的人,开始用砖块砸门窗。一时间,剧院里乌烟瘴气,乱成一团,要不是派出所干警及早赶到,非闹出人命不可。

一场“停演事件”,院、团双方遭受巨大损失。演员多人受伤,团长头被打破流血不止,衣服也被撕成了碎片。直到深夜十二点后,在派出所干警的劝说下,观众才渐渐离去。

为赔偿剧院损失,剧团拿出了全部积蓄。

这次事件该由谁来负责?造成的损失谁来承担?为此,第二天我们去找到“上级部门”,他们只轻描淡写地给了一句话:“后果自负”。

通过了解,我们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原来,有些“思想觉悟高”、“阶级斗争性强”的人,给市“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写了封人民来信。信中责问道:“社会主义的文艺舞台怎能让群魔乱舞?演鬼戏,为死人鸣冤叫屈,是不是宣扬封建迷信?你们为何不管?……”

是的,古装悲剧《窦娥冤》中“梦会”一场是有鬼戏出现。但那是窦娥被冤杀后,化做鬼魂在梦中向父亲哭诉冤屈,痛斥赃官草菅人命的种种罪恶。剧情表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特别是青年妇女的苦难遭遇和斗争精神,以及对封建统治的控诉和揭露。

《窦娥冤》是元代大戏剧家关汉卿的代表作,也是一出千古名剧。七百多年来,流传至今,常演不衰。早在一百多年前,就被M·巴赞译成法文,介绍到国外。想不到,在二十世纪的今天,这出历史名悲剧却在它的故乡遭到了禁演!的悲剧。

随着戏被禁演,扮演窦娥的演员戴宏云本人也受到了无情打击。她被隔离审查,接受批斗,后来竟然被赶到医院扫厕所。多么可悲啊!

带着满腔的疑惑和不解,我们再次来到“上级部门”,那位负责人仍是老调重弹:“你们不该演鬼戏,宣扬封建迷信……”

“神话剧为什么能演?”我强压住心中的怒火,向他提出一连串的疑问,“《白蛇传》中蛇精成仙,《三打白骨精》中骷髅成精,《天仙配》中仙女下凡,《宝莲灯》里劈山救母,这些‘神’登台亮相算不算宣扬迷信?‘神’、‘鬼’,都是虚拟的,要说迷信,神鬼平等。为什么社会主义戏剧舞台只让‘神仙’翩翩起舞,不准‘小鬼’鸣冤叫屈?为什么‘神’可敬,‘鬼’可憎?这种‘神出鬼没’的现象,你该如何解释?这种‘颂神斥鬼’的政策是否公正?”我的提问使他沉默好大一会儿才说道:“有关‘神出鬼没’的现象,目前整个戏剧界普遍存在,也很正常。它的存在,有它的历史原因,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更不是你我之间争论、探讨的话题。禁演”鬼戏“,上面早有文件规定……”

纵观历史,我没有理由责怪这位文化干部。

六十年代初,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孟超改编的昆曲《李慧娘》刚刚出现在戏剧舞台上时,立即受到国人的喝彩和欢迎,并引发了史学界和文艺界关于历史剧、鬼戏的热烈争论。时任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廖沫沙,就昆曲《李慧娘》在《北京晚报》发表评论文章《有鬼无害论》,肯定了这出戏。

一九六三年三月十六日,在江青的干预下,文化部党组给中共中央宣传部并党中央呈送了《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报告》中提出:全国各地,不论在城市和农村,一律停止演出有鬼魂形象的各种“鬼戏”。三月十九日中央批转了文化部的报告。

江青借助文化部的《报告》,用上海作为基地,抡起“批判”的大棒,展开了一场对昆曲《李慧娘》的围剿,从而打响了批判“三家村”的第一炮。文章蛮横地指责作者是影射攻击共产党,“什么李慧娘,人成变鬼也要向共产党复仇”。

正是有了批判“有鬼无害论”,这才引出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出笼。由此,拉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序幕。随之,像《窦娥冤》一类带有“鬼魂”的戏一律停演。令人不解的是“文革”早已结束,为什么一些人仍然思想僵化、保守、宁左勿右。

那位接待我们的文化干部说:“今天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勒令停演是市‘革委会’主要负责人亲自在人民来信上批示的,今后不要再来找我们了,找也没有用!”

怪不得剧团被勒令停演二十多天,至今一点消息也没有呢!原来是行政干预。

得知这一消息后,全团人心惶惶,议论纷纷。既然是市里主要负责人的意见,谁敢抗命?一出“鬼戏”得罪了“阎王爷”,只有认命了。干脆,分掉道具,散伙回家。

眼睁睁地看着一个刚刚起步的民间剧团垮掉,我心里非常不服气,便对大家说:“你们等几天,我自费去北京上访文化部,相信我们没有错。万一失败,再散伙也不迟。听说丁玉兰正在北京参加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也许她会帮忙的。”

演员们见我有如此大的决心,齐声说:“好!我们盼望你胜利归来。”

千里迢迢闯京城,虽是前途难卜,但我心地坦然。此时,我的耳边响起大戏剧家关汉卿的话:“我是个普天下郎君的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一粒铜豌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他为戏剧事业献身的精神,激励着我永往直前,更为我增添了一股闯关的勇气。

试问,在那艰苦创业、风险多多的日子里,谁敢做这件事?谁愿做这件事?--唯心者莫属,唯无畏敢为!

车轮翻滚,心潮澎湃。我似乎又听见了窦娥那呼天抢地的控诉:“无辜的窦娥我不服……死也不服……”

我也不服,到底是“鬼戏”害了我们,还是刚刚起步就遇见了“鬼”?

即使成为“鬼”,我也要为剧团的生存去闯一下“阎王殿”!

一个民间剧团的遭遇像一滴水掉进翻腾的油锅,顿时炸开;代表们慷慨激昂的发言,既是唤醒保守僵化者的警钟,又是讨伐极“左”思潮的檄文。文艺春天真的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