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如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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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 不准上诉

翻开安徽省地图,你就会发现长江下游、巢湖边上有个不起眼的小镇--塘串河。知道这个镇的人并不多,一提起坐落在这个镇上的白湖农场,就算得上是全国闻名了。

白湖农场是安徽省最大的劳改农场。送来服刑接受改造的犯人来自全国各地。

农场分东大圩和西大圩,东大圩大多是刑满留场就业人员。这里有句话:“劳改有期,就业无望”。留场就业,依然受管束,没有自由,惟一值得安慰的是可以领到一点微薄的工资。他们中有人直到老死也未能走出这个圩区,最后成了这里的孤魂野鬼。残酷的现实,禁锢了那些原本早已锈蚀的心灵。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等到几年刑期满了,等待他们的不是自由,而是漫长且遥遥无期的留场劳动生涯。

西大圩全是服刑的劳改犯。他们被圈在圩区之内,四周是白茫茫的湖水,惟一的通道是一座大桥。桥头两座岗亭巍然屹立,全副武装的士兵手端钢枪,用十分警惕的目光注视着从桥上过往的每一个行人。

过桥向西,约莫走五六里路,便是X大队八中队。黑漆漆的大铁门阴森恐怖,雪白的粉墙上“改恶从善,重新做人”八个黑色大字分外显眼。

向远处望去,圩区外青山绿水;而高墙内,鱼虾混杂,藏污纳垢,犯人聚集。这里有些人原是高智商的科学家、工程师、共产党的各级干部;也有一些小偷小摸的无名之辈。不管他们在社会上身份贵贱、职位高低,也不管是罪有应得还是蒙冤受屈,只要关进这座大院,人的一切基本权力统统丧失殆尽。什么“大丈夫能屈能伸”、“刚柔相济”的美德,什么“士可杀不可辱”大义凛然的英雄气概,都会荡然无存。一举一动都要低声下气,毕恭毕敬地喊声:“报告干部!”

我们中队有三位主要干部,管生产的张队长以及邱干事,还有位职务最高的指导员--H某。

他是部队转业军人,主持全面工作,负责犯人的思想改造。平时,他爱穿一件旧军装,从他身上四个兜的军服一看便知他是个当官的(当时最时髦、最流行的就是绿军装)。其实,转业前他也不过是个排长,最多算个副连级。此人口才极佳,能讲会道,常在犯人面前炫耀自己在部队的“光辉历史”,吹嘘自己当过“军宣队”,为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讲过课,与造反派头头对过话……因此,邻队干部送他一个“雅号”--H大吹。

他平时见人没有笑脸,一副目中无人的样子,稍有不顺,板起面孔就训人,犯人们个个怕他。

不久,我接到了弟弟的几封来信,每封信上都说秋儿母子在他的安排下过得很好,要我安心改造,不要挂念家中事情。我知道,这是他在安慰我。她们生活究竟如何,我还是心中有数的,只是无法顾及,无能为力。

我一门心思想的是上诉。只有通过上诉,辩明冤屈,重回社会,才能解决全家人的生活困难,否则她们母子将无法生存下去。

七十年代初,一批又一批的人被历史无情地抛到这荒凉而又残酷的地方。他们带着无法澄清的冤情和心灵创伤,默默忍受着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过着孤寂冷漠而又看不到头的生活。

在H某“不准翻案、不准上诉”的高压手段威胁下,绝大多数人只好逆来顺受,“随遇而安”。

尽管他整天到晚在大会小会上不断警告:“上诉,就是翻案!翻案,就是不认罪,就是反改造!”我就是听不进去!

我认什么罪呢?我始终找不到一个令自己信服的理由。我决心要上诉!我有理由上诉!我必须豁出去,哪怕是拼个头破血流也决不放弃!

有一天,正在大田干活,远远看见H某走了过来。我迎上去喊了声:“报告指导员,犯人有事汇报。”

“什么事?你讲。”他不冷不热地问了一句。我低着头不敢看他,心里有点紧张,一时说不出话来。

“什么事?讲!”他有点不耐烦。

“报告指导员,我想……我想上诉。”我终于鼓起勇气说出来。

“你说什么?”他用疑惑的目光盯着我。

“我要上诉。”

他没有说话,双手一背走了。

就这么一句话,招来了大祸。

当天晚上,刚开始学习,H某就绷着脸气势汹汹地来到五组。

“闫立秀!”

“到。”我急忙站了起来。

“刚来几天就不老实,还想翻案上诉?告诉你,到这里来只有老老实实地认真改造,否则,你没有好下场。今晚大家停止学习,给他好好上上课(批斗)”!他走了几步,忽又转过身来说道:“哪个想翻案,我就加他的刑!”这话是讲给我听的,又像是讲给大家听的。这叫“枪打出头鸟,杀鸡给猴看”。

从那天开始,我白天照常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晚上依然要挨批斗。犯人的发言内容千篇一律,总是重复那几句话:“不认罪服法,没有好下场。”“翻案就是反改造!”都在空喊口号,没有实质内容。其实,扪心自问,哪一个犯人不想翻案?哪一个不想早点离开这鬼地方?只是没有办法,没有胆量而已。真正有了办法,哪怕是一点点办法,我相信都想试试。

大概是同病相怜吧,批斗我的“火力不猛”。H某为此十分恼火。他亲自坐阵指挥,发布命令:“闫立秀认罪态度不好,你们给他加加温!”什么叫“加温”?“加温”就是体罚。两个人扳着我的胳膊,用手按着我的头,弯腰到九十度(喷气式)。批斗了两个小时,把我折磨的腰酸背痛,半天直不起来。

开会结束后,H某问我:“还上诉吗?”我回答:“法律规定不是允许上诉吗?”H某说:“到这里来就得认罪服法,惟一的出路就是安心改造。不然就会吃苦头,闹到最后还要加刑!”我用沉默来反抗,嘴里始终没有说出“认罪”二字。H某见我不服软,气急败坏地说:“五组可以不学习,天天晚上给我斗!狠狠斗,一直斗到他认罪服法为止!”

我成了一只任人宰割的羔羊。

挨批斗的那些天,我夜里常常做噩梦,梦见自己被加刑拉去枪毙,惊醒后浑身全是冷汗。事态发展出乎意料:在这里,犯人提出上诉会遭受打击,向政府申辩冤情会被当成反改造进行批斗,不但毫无法制可言,连起码的人权也被剥夺、被践踏!

眼前发生的一切,令我悲观绝望,感到前途一片渺茫。我的命运似乎被拴在一根极其脆弱的线上,稍一绷紧就会断掉,就会坠入万丈深渊。原本想通过上诉洗清罪名,孰料刚刚出手就遭到打击,难道说我永无出头之日?

我开始冷静思考:罪与非罪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面对残酷的现实,是认命,还是申诉?当然不能认命!

人活着,没有自由等于没活;既然活着,就得朝前走。与其哭着、苦着,不如盼着、笑着,勇敢地面对人生、面对未来。要挺住,不能垮,等待机会,观察动向,以求东山再起。

事态的发展不如人愿,而且开始进一步恶化。

H某见我没有屈服的意愿,气得恼羞成怒,批斗的力度一次又一次地升级。在他的指使下,有人站出来揭发:“闫立秀公开说他要逃跑,企图抗拒改造。”对于这种无中生有的捏造,既可恨又可笑。天哪!有谁那么笨蛋,敢把逃跑的想法公开说出来。这种荒诞不实之词,稍加分析就会不攻自破。可H某不这样想,他借题发挥,强行认定,召开了全中队犯人大会。他在会上宣布:“犯人闫立秀,不认罪服法,抗拒改造,公开叫嚣要逃跑,为严肃监规,对他施行械具惩罚!”这真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在“抗拒改造,死路一条!”的口号声中,我被当场带上了七斤半重的脚镣。临散会时,他说:“我们之所以对他这样,是政府对一个公开叫嚣要逃跑的犯人的挽救。”

脚镣带上了,批斗也停止了。

H某之所以对我这样,是有原因的。文革时期,在管教干部中有一种“宁左勿右”的倾向,也养成了好大喜功的作风,他们弄虚作假,掩盖真相,树立了一批有一批所谓的典型单位、先进集体、红旗小组。他们向上汇报时,只报喜不报忧,社会上盛行的不正之风,也不可避免地刮到了劳改单位。

荒诞年代怪事多,会干的不如会吹的。我们中队成了全大队的先进典型。在H某的精心管教下,人人认罪服法,个个安心改造,似乎所有犯人的进步表现都是他的功劳。为了捞取政治资本,他不顾犯人死活,以打击、威胁等手段压制犯人上诉。八中队除我之外,没有人敢在他面前提上诉的事。仔细想想,我受惩罚也就在所难免了。

然而,多行不义必自毙,天理昭昭,H某最终没有逃出作茧自缚的下场。

社会上产生的垃圾,有污秽暴露着的,有被堂皇的外表掩盖着的。管教干部中也出现了少数灵魂丑陋的败类!古人说:“善恶之极,如影相随。”难道冥冥之中真有因果报应?

两年后,发生的一个戏剧性变化证实了这一点。就在我出狱的那一天,H某剃着光头,戴着手铐,被押进场部看守所。一出一进,四目相对,让人惊奇,令人诧异。天哪!世间竟有如此“天翻地覆”之事?是上天的安排?是历史的巧合?还是作者的编造?各位读者,毋须怀疑,我所说的这一切绝对真实!

正是因为我的人生多磨难、多坎坷,在我身边发生了许多带有戏剧性的人和事,才促使我这样一个仅上过两年小学、文化水平不高的草台艺人,几下决心,历经三年多的时间,写出了这部长篇纪实文学。

绝望有时是一种镇静剂,常常在一阵剧痛之后,它又能使你出奇地平静下来,变得更坚强。我暗暗告诫自己,今后不管遇到何种打击,不能逃跑,也不能自杀。如果逃跑,性质就变了;变了性质,一辈子也翻不了案。自杀是懦弱的表现,人死了就什么也说不清了。古话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三年刑期虽然不算短,但比起那些判了十年、二十年的长期犯人来说,我不过是一位匆匆过客。活着就有希望,活着就是希望,这里不让申诉,熬到刑满后我还要上诉,天底下一定会有讲理的地方。

在这个我梦中从未梦到过的地方,我留住了生活的脚步,熬过了那些刻骨铭心永世不忘的日日夜夜。

人往往就是这样,当心里装着几件事的时候,总是先考虑最要紧的。上诉受到挫折,静下心来时,我想到了秋儿母子。尽管我白天参加繁重的体力劳动,到晚上仍然会失眠。梦萦魂牵,心系千里。我写了一封信,指定让秋儿写封信给我,并寄来她们母子及女儿的照片。

谁知信发出后,一连数月不见回音,连弟弟也不来信了。我预感事情不妙。

劳改犯妻子来闹离婚的事屡见不鲜,难道说秋儿同她们一样,已另嫁他人?弟弟之所以不回信,可能是怕我思想受刺激,影响改造。想到这一点,我心中更为不安。自从入狱后,我最担心的就是失去爱妻,这一夜久久不能入睡。我呆呆地躺在床上,月光从高高的铁窗斜射进来,光束犹如寒光闪闪的利剑,带着逼人的寒气,射在我的脸上,插入我的胸膛。

夜,无需掩饰,可以淋漓尽致地表达自己的痛苦;夜,会安抚一切激烈,会让灵魂里的激烈变得柔和。

秋儿的影子在我眼前来回晃动,亦梦亦幻,后来竟变得荒诞离奇:

“秋儿,你还爱我吗?”

“爱,还像以前那样爱你。”

“你是否也像我想念你一样思念我?”

“是的。我想你、盼你,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是一个月还是十五天?”

“一个月,不就是一年的十二分之一吗?不对,你还得等我二十五个月。”

“两年多的时间,我们娘儿仨吃什么?靠谁来养活?”

“不是有我弟弟吗?”

“弟弟已帮助抚养一个女儿了,他哪里还有能力帮助帮我们娘儿仨?”

“我不管这些,你一定要等我回来。”

“我舍不得离开你,我们实在是坚持不下去呀!”

说罢,她抱着儿子,拉着女儿,飘然而去……

我猛地翻身坐起,眼前一片茫然。窗外和屋内的夜依然静悄悄的,只有犯人们的呼噜声此起彼伏,发出阵阵永不变调的旋律。秋儿的影子,依然在我脑海中游弋,越飘越远。顿时,精神嗒然,心里空荡荡、酸楚楚。两年多的日子是多么漫长、多么可怕呀?许多事情会因时间的流逝而发生改变的。

依然杳无音信。时间--简直就像西天王母阻隔牛郎织女相会用神簪划出的一道银河。不!牛郎织女还是幸运的,每年七夕还能儿女相见,夫妻团圆。我们却如隔海相望,可望不可及呀!我预感到,悲剧的大幕已徐徐拉开。

我决定再给秋儿写封信。她虽然没有文化,但我还是搜肠刮肚选用了最动人的词句,最能表达思念她们母子情感的话语,写下了洋洋千言,并嘱咐弟弟一定要想办法把这封信送到她手上,哪怕她另嫁别人。

十天过去了,二十天过去了……只见鸿雁南飞去,不见万金家书来。明知无望,还是企盼,秋水望断,希望成灰。天天产生可怕的幻觉,夜夜梦见妻离子散的惨景。

秋儿啊,我不能没有你。你就是一根捆缚我的绳子,哪怕我被捆得窒息,也毫无怨言。我们都曾为这份来之不易的“爱”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又为这份弥足珍贵的“情”做出过惨重的牺牲!拥有它,珍惜它,才无愧于我们当初的选择。

失去了爱情,一切都会变得苍白乏味!真的不希望我们用血泪甚至生命换来的爱情会是一场春梦!

人常说,每逢佳节倍思亲。中秋节这天,许多犯人家属都来探视,有父母探望儿子的,妻子探望丈夫的,儿女探望老人的;亲人相见不尽相同,有悲有喜,有哭有笑,叙不尽的离别情,流不尽的伤心泪。但有一点是相同的,每个探视者都会给亲人带来许多好吃的食物。

只是可怜了那些像我一样孑然一身、无依无靠、家庭困难的犯人。看着别人大包小包捧回监房的食品,既眼馋嫉妒,又无奈失落。我干脆眼不见不烦,躺在炕上,蒙头大睡。

一觉醒来,已是傍晚。刚准备起身,忽听门口值班组长喊道:“闫立秀,邱干事叫你到办公室去。”我翻身下床,在组长的陪同下来到队部门口。

“报告!犯人闫立秀到。”“进来。”邱干事指了指旁边的椅子叫我坐下。“你老婆来了。”邱干事突然冒出一句,我一听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感到一阵惊喜。真是太振奋人心,太意外了。分别十多个月没见过面,她现在身体怎样?孩子们好吗?到底住在哪里?又靠什么生活?脑海中出现一连串的问号,恨不得马上见到她问个明白。

邱干事看我一副喜不自胜的样子,沉默了许久才说道:“你要有个思想准备,她目前生活十分艰难,这趟来很可能会向你提出离婚。”这无疑是晴天霹雳,刚刚燃起来一点希望的火苗,突然被一盆冷水扑灭了。这一喜一惊,喜悲突变,让我一时无所适从,手足无措。恩爱怨恨一齐袭上心头,脑子里嗡嗡作响,两腿软得像面条儿,扭了几下,我便身不由己地瘫坐在地上,两颗泪水从眼角溢出。这是多么可悲而又可恨的结局!难道离婚就那么容易吗?我与她相依为命,患难与共,度过了多少令人难忘的日子!一年多浪迹萍踪,千丝万缕的感情积累是那么容易割断的吗?我们的爱情就真的经不起任何考验?

“不,不!我绝不答应离婚!”

“你心里不好受,我是能理解的。”邱干事劝道,“摊到这样的事,有这样的情绪反应也是正常的。别激动,先冷静想想,再去见她。”

“不,我现在就要见她!”

难以控制的激动使我忘记了自己犯人的身份。

秋儿哭的不只是自己所遭受的委屈,她哭的是坚强信念的毁灭、美好理想的破碎、忠贞情操的玷污、精神支柱的断裂,赖以生根立足的地面的坍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