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如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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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歪打正着

游民生活,除了为吃住发愁之外,还整日里提心吊胆:一怕被芮家来人捉住,二怕被“遣送站”发现收容,押回原籍。睡梦中我时常惊醒,真是惶惶不可终日。朦胧中,我突然被人叫醒查问,着实吓了一跳,连忙站起,陪着笑脸:“您们是--”来人摘下口罩,笑眯眯地望着我。我仔细一看,原来是同在剧团的好友,武生演员闫立义。我们同姓同辈不同村,他家住在九龙岗东北曹店。自从剧团解散炉桥一别,已有七八年没有见面,久别重逢,真是又惊又喜。

“是啊。你是来看病的?”

“你在医院当医生?”

“不。我在大队当赤脚医生,今晚护送病人来的。”

“你是送病人来的?”

“唉!一言难尽哪!”我长长地叹了口气,把分别后这些年的不幸一五一十地告诉他。他听后,沉默良久,连连叹息:“芸姐这么好的人,怎么说走就走了呢?更想不到你会流落街头!”

“人生的路,往往不是自己能够左右的。”

“你们先到我家住些日子吧。”

“谢谢,拖儿带女的我们哪也不去!”我态度坚决地说。

“这样流浪飘泊,也不是长久之计。”

“暂时避避风头,等秋儿妈气消了再说吧。”

“我给你介绍一个地方,去了准行。”

“在哪儿?做什么?”

“我岳母家住怀远县口桥屯,那里是花鼓灯之乡。公社程书记是当地人,为了给家乡挣面子,成立了一个业余艺术团,准备参加县里举办的革命文艺会演,由于缺人指导,前些天来找过我。”

“你怎么没去?”

“我是大队赤脚医生,走不了。”

“你的意思让我去。”

“你去最合适,既可发挥艺术特长,又能摆脱眼前困境,再说秋儿家里的人也找不到那地方。”我听后高兴极了,满口答应。他写了一封信并交待我:“把信给我内弟桥新,他会出面帮忙的。”

真是无巧不成书,无妙不成辞。巧就巧在一生中每每遇到难处,总有贵人相助。是天意?是巧合?说不清。这可能也算是“命运”吧。

第二天一早,我们准备动身,秋儿提醒道:“我们应该去给小跃进打声招呼,这些天多亏人家帮忙呀!”我说:“对,应该向这位小朋友告辞一声。”来到公园见他不在,久等也不见他归来;有人说他被抓走了,有人说他犯事逃跑了……带着惋惜与遗憾,我们匆匆离去。

走出公园,回头望了望由窝棚组成的乞丐群落。这儿既是贫困滋生的产物,又是社会犯罪的温床,同时也是一种历史现象。七天的乞丐生活,我无法更多地接触他们,更深地了解他们;七天的乞丐生活虽是我人生中短暂的一瞬,但留在我心上的烙印却是深深的。

渡过淮河,翻越防洪大堤,呈现在眼前的是广阔的淮北大平原。

春风吹绿了河川,吹绿了堤岸,又是杏花纷谢桃花争艳的阳春三月。平坦的沙土地上,绿色的麦苗郁郁葱葱,在和煦的阳光照耀下,微风荡波,恰似一望无际的绿色海洋。蝴蝶双双对对飞来绕去,在田野上空翩翩起舞。蜜蜂成群成群地在花丛中忙忙碌碌,带着嗡嗡之声辛勤地采蜜。百灵鸟在天空中鸣唱,野兔在路边跑来窜去,大地一片春意盎然,勃勃生机。我们穿行在美丽的平原上,边走边欣赏大自然的风光。

从田家庵到皇金大队约有三十多里,路途远又不通车,我们只好徒步行走。一路上行人稀少,走了半天也未见到村庄。秋儿怀着身孕,我们不敢走得太快,于是边走边聊。

“你猜我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

“我猜一定是男孩。”我不假思索地说。

“为什么?”

“说不出理由,只是凭直觉吧!”

“你喜欢男孩还是女孩?”

“男孩。”我回答得很干脆。

“要是生个女孩呢?”

“我同样喜欢,希望她像你一样勇敢。”

秋儿深情地说:“我也想要个男孩,这样你就有儿有女了。”她的话让我心里感到一阵甜蜜。

“愿上天保佑吧。”

“太累了,坐下歇一会儿。”

我们席地而坐,女儿发现小飞虫好玩,一蹦一跳地追赶着,越追越远。秋儿疲倦地靠在我身上说:“再生一个孩子,负担就更重了。”

“别想那么多,走一步算一步吧。”

“你觉得我们此去有把握吗?”

“应该说问题不大。”

“那可是‘花鼓灯’之乡呀!”秋儿不无担心地说。

“解放前,我们的家乡九龙岗就属怀远县管辖,对于这一古老的民间”花鼓灯“艺术,从小我就耳濡目染,有所了解,自信心还是有的。”

“花鼓灯”艺术是经过几代人的辛勤努力,用智慧创造出来的辉煌民族文化。自打“文革”开始,那些优美的舞姿不准跳了,脍炙人口的“情歌”也不准唱了。我中暗想:假如我能大胆改良,让古老的“花鼓灯”艺术为时代所用,也未尝不是一条出路。

我们继续赶路,忽听远远传来一阵悠扬的歌声。这是“花鼓灯”情歌对唱:

三月里来桃花开,偷偷下湾挖野菜。

手提竹篮四处望,妹妹等得好无奈,为何哥哥还没来?

大路我怕遇熟人,绕过小桥进树林,赶集买来丝绒线,送给妹妹绣花名,绣对燕子双入云。小小兰花一十八,头戴绒球身穿花。扇子一摆凤展翅,手绢飘飘像莲花,人人都夸小奴家。

我被这美妙的歌声深深地吸引住了,禁不住放慢了脚步。循声望去,只见一对青年男女迎面而来,他们边走边唱。

“这是什么歌?蛮好听的。”秋儿问道。

“这就是‘花鼓灯’对歌。”

“对歌?”

“是呀,对歌很有情调的。它言简意赅,内涵丰富,形象鲜明,耐人寻味,是男女青年相互转情达意的一种方式。”

“你讲的我听不懂。”秋儿摇了摇头。

“每逢佳节盛会,都有花鼓灯表演,放开歌喉,相互对唱。男角称‘鼓架子’女的称‘兰花’。跳舞足尖落地,歌词临场发挥,随事而发,信手拈来。也就是说,现编现唱,往往问得好,对得也绝。”我解释道。

“真有意思。”

“你别小看‘花鼓灯’啊!一九五三年,怀远花鼓灯进京献艺,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赞誉,周恩来看后,称其为汉民族舞蹈的代表--‘东方芭蕾’。”

说话间他们来到面前。我仔细打量一下,男孩子虎里虎气,满脸憨厚,打眼看就是一块“鼓架子”的料;姑娘梳两个小辫儿,瓜子脸配上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苗条的身材,纯情的微笑,带有乡土气息的美,天生一副“兰花”相。他们既像兄妹,又像一对恋人。

“请问,这里到口桥屯还有多远?”我想顺便打听一下路,开口问道。

“不远,还有五六里地。”他们一齐回答。

“谢谢。你们刚才唱的是‘花鼓灯’对歌吧?”

“是呀,你也懂?”

“唱得很好,音调歌词都很美。”

“你还挺内行的。”他说。

“谈不上内行,我只是随便说说。”

“我们是师兄妹,很小就跟师父学艺了。”

“假如我没猜错的话,你们是‘玩灯’场上的一对搭档。”

“好眼力,他是‘鼓架子’,我扮‘兰花’。”

“古老的歌词不许唱了,优美的‘兰花步’不让跳了。可惜,荒废了你们的艺术青春。”

“就是为这,心里憋得慌,才到这荒天野地里喊几句。”他有点忿忿不平。

“你到口桥屯找谁?”她问。

“找桥新。”

“找桥新哥呀?”她感到惊诧。

“是呀,你们认识?”

“岂止认识,我们还是同村的。”他们说。

“太好啦,他在家吗?”

“在,你们是亲戚?”

“也算是吧。听说你们大队成立了艺术团?”

“啥艺术团,‘花鼓灯’不让跳,‘样板戏’不会唱。”

“我听说县里举办会演?”

“唉,可惜没有新节目。”他惋惜地摇摇头。

“可以改嘛,加上革命的内容。”

“没有指导老师呀。”

“我是闫立义介绍来的,想同你们共同切磋、探讨。”

“你是姑爷介绍的呀!太好啦!”说罢,他上前握着我的双手道:“欢迎,欢迎!”女孩接着说:“我说呢,讲起话来挺内行,一看就像个搞艺术的。”

“我也没有多大本领,来向你们学习的。”

“别谦虚。走,我带路!”

“别忙,还没请叫两位大名呢。”

“我姓金,人家都叫我‘憨哥’”。

“我姓程,艺名‘一枝兰’,你就叫我‘兰兰’。”

“我姓闫,同你姑爷平辈,就叫我大哥吧。”

“不,我们该叫你闫老师。”说罢,他背起我女儿,在前面带路。

大凡出生在淮河两岸的人,不管是鬓发染白的老者,还是独居异域的赤子,只要提起“花鼓灯”,莫不唤起宝贵的回忆,引起如痴如醉的思乡之情。

“花鼓灯”,是流传于淮河两岸民间的一种群众性自娱自乐的广场文化。大花场有:“穿篱笆”、“踩肩”……小花场:“抢板凳”、“抢手巾”、“双回门”等。锣鼓一响,“鼓架子”一声吆喝,“兰花”舞起身姿;轻盈优美的后退三步“风摆柳”,上前三步“牡丹开放”,一个“大拐弯”,扇子轻轻一拨,手绢娇媚一撩,来个“颠点步”、“浪子步”、“小二姐踢球”,风吹杨柳轻柔飘逸,燕子凌空展翅飞翔,像出水芙蓉亭亭玉立,像水中游鱼忽隐忽现。你一不留神,美丽的“兰花”不知怎的就跃上了“鼓架子”的肩头,轻盈得好像一只小鸟儿。

清代著名戏剧家孔尚任在看了花鼓灯的演出后,大加赞赏:

一双红袖舞纷纷,软似花枝乱似云。自是擎身无妙手,肩头掌上有何分。

真可惜,这么好的民间艺术,却被禁演。路上我在想:“大花场”加上新内容,男女对唱,改用革命歌词……人还未到地方,整台节目就已在脑海中构思出来了,我甚至还清楚地看到了它的轮廓和可以想象的舞台效果。

桥新,个头不高,有点消瘦,为人憨厚,不善言谈,对唱歌跳舞不感兴趣,田里的农活却样样精通。他和母亲、妻子一家三口在一起过日子。经他介绍引荐,大队干部热情地接待了我们。

开始几天,我们都在桥新家吃住。我心中着实感到不好意思,他却说:“到这里,就等于到了自己的家,缺什么,尽管讲。”再后来,大队发给我们口粮,他腾出一间厢房让我们住并给了些生活用具。这样,我们总算是有个安身之所。桥新一天几次跑过来,帮我们挑水,给我们送柴。我们相处得亲如兄弟,他喊我哥哥,我称他弟弟。

离比赛只有二十天时间。我们白天黑夜加班加点,集中排练。大队干部、全体演员都对我很尊重,称我闫老师。所有节目由我决定,演员由我安排,一切都按照我事先想好的套路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为了演出成功,我夜以继日地创作编写唱词。

会演在县影剧院举行。

先前几个代表队的演出我都看了。农村宣传队谈不上什么艺术,大多数演的是“样板戏”选场,也有现代小戏。用“花鼓灯”形式参赛的只有我们代表队,因此我心里也没什么底。

最后一天下午安排我们演出,观众从四面八方涌来,剧场爆满,场面十分壮观。在第一排就坐的是县文化部门的领导,以及各公社文化站负责人(那时并无评委,也不打分,就凭几个文化干部说了算)。

大幕在欢快的锣鼓声中开启,第一个节目是《大花场》。演员还未登场,下面就掌声一片。敲鼓的老艺人,表演得十分叫绝:“转捶”跳跃翻转,“绕捶”扬手蹬足,“重锤”高亢激昂,“轻锤”婉转低回,脚下还踏着各种各样的步伐。他充满激情的演奏,让人足下生痒,跃跃欲舞。

“大花场”舞蹈气氛活跃,表演领舞的“鼓架子”高举红旗代替“茶伞”,率领“兰花”翩翩起舞,并不断地以“茶伞”(红旗)为号,变换队形,舞出“红星闪闪”、“向阳花开”、“飞龙吐水”、“红旗颂歌”,显得满台生辉,博得台下一片掌声。

演出开了个好头,吊起了观众们的胃口。已经有人在悄声赞扬和评论,干部们也频频点头颔首。

开场舞后,我暗暗窃喜,这回不得头名,也要拿个第二。

第二个节目是《抢板凳》。这本是“花鼓灯”的优秀传统节目,是展现农村青年男女欢快心情的舞蹈;在“鼓架子”的配合下,把两个天真烂漫、妩媚多情的农村少女表现得淋漓尽致。可惜,革命舞台演出是不容带有爱情色彩及忸怩动作的。为了紧跟时代步伐,能够获奖,我对《抢板凳》做了大胆改动:用刚劲有力的大踏步替代“兰花步”;用昂首、挥臂膀替代了“大转身”;用“红宝书”替代花手绢,在扇子上贴了个“忠”字。结尾时,男女举起“忠”字和“红宝书”站立在板凳上,来了一个昂首挺胸的造型。

该节目是由那对师兄妹主演的。按理说,以他们的扮相、歌喉、基本功,都没得说。可是,不伦不类的表演程式,已不是群众熟悉的“花鼓灯”了,演员无所适从,观众看得乏味。节目刚开演,台下就出现了一阵不小的躁动。看着观众退场,演员走了神,心里一慌,把新添的台词忘了,唱了上句没下句。憨哥羞得一个“后滚翻”就势下场,把兰兰甩在台上,眼看要冷场,我对兰兰小声喊道:“你先唱几句垫垫场。”

“唱什么?”

“随便。”

“样板戏?”

“行,快唱几句词救场。”她扭动台步,一个亮相站立台口,说道:“亲爱的革命干部、革命群众,新编的《抢板凳》中加有革命样板戏,我给大家来段‘智斗’。”说罢一声叫板,我赶忙操起京胡拉了过门。她开口唱道:

“参谋长休要谬夸奖,舍己救人不敢当……”唱到这打住了,她迈着碎步子,急得在台上转圈儿。我知道她又忘词了,一边拉琴,一边提醒她:“忘了词,你就随口编,沉住气,不要慌。”自幼学会即兴编唱的她,两圈一转计上心来,又重新开始叫板:参谋长--参谋长休要谬夸奖,舍己救人不敢当。

胡司令,命也大来福也广,多亏他自己钻水缸。新四军早已上战场,伤病员扶着拐棍去前方。你若怀疑我撒谎,亲自搜查芦苇荡。我不过是个卖茶女,谁个有奶谁是娘。

她唱完一个亮相,鼓架子一路跟斗翻上,两人一个造型,大幕合拢。演出在终于提心吊胆中结束了。我早已大汗淋漓,口不停地念叨着:“演出砸锅了,彻底演砸了!”这时,秋儿拉着孩子从台下走来,一见面就说:“演得真热闹,好看极了!……”我冲着她没好气地说了句:“好什么?你懂个屁!”

宿舍里,几个老艺人都用鄙视的眼光斜视我,并在一旁议论:请来的什么老师,简直是胡闹,瞎折腾!……我听了脸上发烧,心情沉重,简直无地自容。晚饭后,我躲在房间里不敢出门。这时,憨哥和兰兰走了进来。

“闫老师,今天都怪我们没演好。”兰兰眼圈红红的。

“不,是我水平差,还得感谢你们救场及时。”

“都怨我,一见走人心就慌了。”憨哥沮丧地说。

“阿庆嫂也让我唱砸了。”

秋儿不解地问:“台下有人鼓掌,怎么是演砸了呢。”

“对艺术你不懂!知道什么叫艺术吗?”秋儿不服气地小声嘟囔:“就你懂艺术。”其实,对艺术我又懂多少呢?我简单地理解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从属于政治,“不求艺术上有功,但求政治上无过”。为了图解某种政治意图或达到某种立竿见影的政治目的,我不顾艺术的客观规律胡编瞎改,唯恐从艺术形象上看不到政治,结果,适得其反。

想到这些,我对他们说:“这一仗打败了,主要责任在我。无颜继续留下指导你们,秋儿你明早先回去整理东西,散了会我们立即走人!”兰兰哭着说:“闫老师,你别走,有困难我给你凑粮食。”憨哥也劝道:“别听几个老家伙瞎嘀咕,改节目那是迫于无奈呀。”说实话,这对小青年艺好、人好、心也好,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戏演砸了,丢了自己的面子事小,回去怎么向大队交待?还有什么脸面在口桥屯呆下去?难过、心烦,使我一夜没有合眼。

第二天一早,秋儿提前回去了。我垂头丧气地走进表彰大会会场,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低着头坐在最后一排。代表队依次上台领奖,三等奖,二等奖,一直没有提到我们。直到最后,大会主持人宣布:一等奖是皇金代表队。我一下子懵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怎么会有这样的事?主持人还特别提出:皇金代表队好就好在体现了毛主席倡导的“洋为中用,古为今用。”

结果出乎意料。同时,兰兰和憨哥还获得了表演奖。

可是,此时此刻,我并没有胜利的喜悦。

一个时代一个产物,花鼓灯作为一种民间艺术被无情的践踏,搞得面目全非。来源于民间的艺术,却不能被民众所接受和认可,领导点头,观众摇头,再怎么成功,也是失败的!

转念一想,我为什么要责怪自己?被践踏的何止一个花鼓灯艺术?那些享誉中外的戏曲、剧种、剧目,以及许多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不都被搞得支离破碎吗?

“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体现了文人的傲骨。文革中也出现了一些像鲁迅那样的民族精英、文化斗士。我算不上文人,更谈不上傲骨,可人要活得真实一些。在恶劣的环境中,顺应历史潮流是我“明智”的选择。

这种陈规陋俗,不仅封建、落后,简直就是对女性的歧视;所谓的驱除“血光之灾”,不仅野蛮、愚昧,简直就是不把女人当人看,这不能说不是我们民族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