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学如戏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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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8章 初去上海

人生在世,离不开各种各样、方方面面的真情,每时每刻都在承受着恩泽。我们能实现向往已久的上海之行,真该感谢“四清”工作队的老吴以及他的同事们。他们的同情心、爱心、善心,永远铭刻我心!

临行前,老吴对我说:“先去上海检查一下,看能不能住院?需要多少钱?回来后再作商议。你爱人的病,我们已向总部党委汇报了,领导都很关心、重视,要我们写个详细报告,为你们解决治病经费。这可是一次极好的机会,要抓住啊!”

“老吴,我该怎样感谢你呀?”

“所有工作队员都很同情你们,也不是我一人帮忙,谈不上感谢。”

“那我们明天就动身。”

“去吧,越快越好。记住,车票保管好,回来我们给你报销。”

我和芸姐没再去找王艳艳,直接从炉桥站乘车去了上海。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意气相投的人,很自然地走到一起。

火车上,我回想着与老吴从认识到深交的全过程。他是皖南大学讲师,“四清”运动一开始就被抽去参加工作队,开头是搞试点,试点结束后又马不停蹄地分配到我们这里。我能当上大队“四清”领导小组成员,成为他的知心朋友,其中之微妙是鲜为人知的。

老吴刚开始参加试点工作时,由于经验不足,差点犯了错误。

在农村,存在着严重的宗族势力。他所依靠的几个骨干分子,与“四不清”干部不是同姓,就是同族。他们“同穿连裆裤”,暗中为“四不清”干部通风报信、泄露案情,使原本定了案的事实又被推翻,搞得工作队很被动,临撤出时还被围攻,受到上级的严厉批评。

此地的宗族斗争也是相当严重的,他吸取以往的教训,不敢轻易重用本地人。我是外来户,与本地干部没有多大牵扯,所以我成了他们的首选目标。

在那“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万一用错人就是立场问题,用我必须搞清我的身份。于是,老吴亲自出马,带一名助手到淮南“外调”。

对于“外调”这个词,老辞典里是查不到的。解放后“外调”工作是各级政府部门一件重大事项。所谓“外调”,就是到外地调查某人的社会关系、政治面貌、家庭成分、个人简历……对于入党、提干、参军、还有罪犯判刑等,都必需调查取证,载入个人档案。“外调”,是件极为严肃的事情。但其主动权掌握在不同人的手里,利用诱导、先入为主等手段,同样的事情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足以影响一个人的政治前途以及一生的命运!

像我这样社会关系复杂的特殊家庭,弄不好会受到当过国民党警察的父亲的牵连,弄好了也可以沾上当过红军的母亲的光。两可之间,那就要靠“外调”人员的问话艺术了。

事后回老家时,生产队会计闫玉柱详细告诉了我整个调查的全过程。他绘声绘色地叙述老吴与老队长的那段对话,真可谓精妙绝伦,至今依然忍俊不禁。

吴:“请你谈谈闫立秀家庭情况。”

老:“上面只要来人调查,准没有好事。”

吴:“谈谈吧,不过一定要实事求是。”

老:“这孩子八成‘戳包’了,他老子干过国民党警察--”

吴:(忙打断)“别忙,请问‘戳包’是什么意思?”

老:“‘戳包’就是干坏事!俺不识字只会讲土话。他犯错误了?”

吴:“那倒不是,我们准备培养他当大队干部。”

老:“我说么,这孩子肯定有出息。”

吴:“你还接着谈。”

老:“我刚刚说到哪里了?”

吴:“说到国民党。”

老:“是这样的,他父亲虽在国民党头子开的煤矿里当过几年矿警,但那是为了生活。”

吴:“听说从未干过坏事?”

老:“对,老百姓都称他小善爷。”

吴:“听说他母亲当过红军?”

老:“有这回事。”

吴:“据说你们全村社员都知道?”

老:“像我这么大年纪的人都知道这件事。”

吴:“土改工作队也承认?”

老:“是的,他们说证据烧了,可以调查嘛。”

吴:“听说闫立秀从小在家表现就不错?”

老:“自小就是个听话的孩子,从未戳过包。”

吴:“他家定为贫农成分?”

老:“对。”

吴:“他父亲是个老好人?”

老:“不错。”

吴:“他母亲确实当过红军,但因证据被烧不好下结论,对吗?”

老:“对,对的。”

吴:“请看一下,签个名。”

老:“我是大老粗。”

吴:“请会计看一下,你摁个手印盖个公章。”

老:“行。”

在家庭出身至关重要的年代,老吴帮了我不少忙:弟弟参了军,我当了“干部”,最重要的是芸姐能到上海治病。

我们刚刚走出上海北站,还来不及领略大都市的风光,一辆有轨电车就停在了面前。这是我们从未见过的交通工具,墨绿色的车身又长又窄。我扶着芸姐在拥挤的人群中上了车,一位小青年主动站起来让座,我客气地向他点了点头。大城市的文明让人感动,雷锋精神随处可见。电车在丁丁当当清脆的铃声中缓缓行驶,穿街过巷。透过车窗,一幢幢从未见过的高楼大厦迎面而来,一排排五颜六色的广告招牌令人目不暇接,一家家琳琅满目、五彩纷呈的商店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偶尔见到几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令人倍感新奇,这里的一切是那样的神秘。

上海,这座美丽的东方国际大都市,迎来的不仅有高官显贵、巨商富贾、国际友人,其中也夹杂着一对求医问药的患难小夫妻。

第一人民医院就坐落在四川路桥东侧苏州河畔,位于闹市中心;每天不仅接待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还有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外国病人。像我们这样来自最底层的平民百姓,头天挂号,第二天才能就诊。

我们分在第八门诊室,虽然没有明显标识,但我知道这是普通候诊室。普通病人,安排普通诊室,看普通医生是十分正常、顺理成章的事。

给芸姐看病的是位“医大”实习生,经过一番检查后,开始询问病情。芸姐回话有点吞吞吐吐,避重就轻不敢完全讲出实情。她的心情我知道,生怕像罪犯一样,交待彻底了又被判处死刑。我的想法就不一样了,好不容易来趟上海,不把真情实况告诉医生,怎能得到准确诊断?这样岂不是自欺欺人害了自己吗?于是我插话道:“她已在‘安医’检查过,大夫说她是遗传病,不治之症,我们……”话未说完,医生翻了我一眼,不高兴地说道:“‘安医’查过了,还来找我干什么?”芸姐赶忙解释:“‘安医’怎能同上海比?我们怕诊断有误,所以才来找你们这些名医复诊。”一席话把这位年轻医生说得喜形于色。他又问了一些情况,芸姐讲得仔细,他听得认真。随后他用橡皮槌反复敲打她膝盖,扳几下手背,看看眼球,又叫芸姐走了几步,然后说道:“结合家族病史,初步诊断,的确是遗传病。”我忙问:“是否确诊?”

“基本可以确定,不过还需专家会诊、仪器检测,通过化验才能下最后结论。类似这种疑难病例是不多见的。”

“这么说,她无法可治了?”

“就目前医学水平还没有根治的办法。”

“连你们都说没办法,看来我只有等死了。”芸姐说罢,坐下哭了。

带着希望而来,听到绝望的回答,怎不令她伤心?

“你们在上海有没有亲戚?”

“你问这做甚?”

“假如有地方住,我想做一次大胆尝试。真的,我很同情你们。”

“为什么不让她住进医院?”

“病床太紧张,我哪有这个权力?能住进这所医院的起码是县级以上的干部,还需院长亲自批条。”

“你的意思是?”

“自己解决住处,看门诊。”

“行吗?”

“说实话,我是医大学生,到这里来实习的。虽说医学上将此病视为不治之症,但我想试试闯一下这个禁区!这就需要你们的理解和配合了。”芸姐一听这话,赶忙擦干眼泪站起来说道:“医生同志,只要你愿意为我治病,再大的痛苦我能承受,再大的风险我能承担,你就把我当作试验品吧。”

“决不是把你当试验品!”他满怀信心地说,“只要敢于破除迷信、敢于创新、敢于向权威挑战、敢于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任何奇迹都会发生的!”

“你讲得太好啦!”我高兴地附和。芸姐似乎也看到了希望,连声说道:“太感谢你啦!”“我会尽力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波兰著名作家显克微支说过,聪明的脑袋有包治百病的灵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的白衣战士,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一定能创造出人间奇迹!”

他的雄心壮志、豪言壮语着实鼓舞了我们,让我们看到了希望。我说:“就在外面住旅馆,看门诊吧。”

“这不是三天两天的事,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治疗。得要一笔不小的经费。”

“大约需要多少钱?我们回去好准备一下。”

“医疗费用不算太高,关键是吃住,大约一千多元吧。”

“我们马上回家准备。”

“抓紧时间,越快越好。”

我还想再问详细些,他拿起病历:“下一位。”

对于这样的结果,我们是非常满意的。这次来的目的主要是检查,纵然虽然让我们住院,一笔庞大的开支一时也无法凑齐,令人焦虑,但值得庆幸的是,这位年轻的医生敢向禁区挑战,增强了我们的信心。被判为“死刑”的芸姐,如今改为“死缓”,已经令我们欣慰。目前,最棘手的也就是钱,还是先回去再作计较。“绝望”中又出现了一线“希望”。

好不容易来一趟上海,我想陪伴芸姐逛一下大都市,让她看一看上海的夜景,开开眼界散散心。

我们顺着苏州河向东,穿过“外白渡”桥,来到“外滩”。黄浦江上川流不息的大轮船,不时发出震撼长空的汽笛声。船顶上飘着五颜六色各种各样的国旗,许多外国货轮在这里停泊。

我们从南京东路向西走,十里洋场一片灯光辉煌,路上行人特别拥挤。两边商店的各种霓虹灯在夜空中变幻闪烁,把个夜上海装点得绚丽多彩。我们漫步来到离南京路不远的“中国大戏院”,这所建成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号称上海四大舞台之一的剧院,在通明的灯火照耀下显得壮丽辉煌。上海沪剧院正在这里演出革命现代戏《芦荡火种》,酷爱艺术的芸姐盯着海报不肯挪步。

“我不想逛街了。”

“累了?”

“不是。”

“那为什么?”

“我想看场戏,只是票价太……”

“难得有这样机会,难得你有如此好的心情,我去买票。”

“买两张最便宜的票。”

“行,买丙级票。”

《芦荡火种》是一出歌颂老百姓掩护八路军伤病员的故事。(后被移植改编成京剧革命样板戏《沙家浜》)一流的演员,一流的服装,一流的灯光,一流的舞美。台上精湛的技艺使我看得目不转睛,芸姐更是看得如痴如醉,赞不绝口,脸上露出了少有的笑容。从未见过她有这样好的心情,她整个身心全都融入到了剧情之中。此时此刻,她忘记了外边的世界,忘记了自己是个病人,忘记……戏散了,她走到台口,用手摸了一下金丝绒大幕,充满深情地说:“假如上苍有眼能治好我的病,让我在这样的舞台上演出一场,我将死而无憾!”她的话令我感慨,让我激动。

“假如有一天,我能带团来这里演出,也算是人生的一大奇迹。”

共同的愿望,让我们会心一笑。生活的美好源自于充满希望,成功或失败已不重要,我们享受着梦想的美妙。

二十年后,我的愿望实现了,而芸姐她……

带着美好的希望、甜甜的笑容,我们登上了回家的列车。手握着医生出具的证明,我打算到家后立即交给工作队,写个报告批了钱,就可为芸姐治病了。

春梦无痕,黄梁空欢。当我们高高兴兴地回到芮庄时,迎来的却是一盆冷水--老吴他们全走了。

“四清”运动尚未结束,接踵而至的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工作队奉命全部提前撤离。芸姐看病的计划再次成为泡影!

动乱年代,世界千变万化,各色人等,不管贫贱富贵、地位高低,灵魂的优劣、人品的高下,都会展示出多姿多彩的人性。我的灵魂在“史无前例”的“炼狱”中,经受了从头到脚、从内到外的彻底考验。在社会的风浪里、人生的风雨中,我始终坚持“死也要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信念。朴素的无产阶级感情,无限忠于的纯真,使我忘记了一切,扔下芸姐和孩子,投身到“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滚滚洪流之中……我不是党员,却在党代会上传达中央文件;没拿过锄头,却大讲“抓革命、促生产”,于是乎,我不仅成了“大红人”,也成了“大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