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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 “中国的月亮”曾经也很圆啊(5)

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仍持“天朝上邦”的夜郎自大心态,拒新续旧,禁海封关。国人对西方那片土地茫然无知,居然认为英国人靠牛羊肉磨成的干粉为食,食了不消化,肠胃结石,如果不从中国进口茶叶、大黄,他们就会“大便不通而死”。清朝官员还认为英国人膝盖直挺,不能弯曲,故不能下跪拜见中国皇帝。林则徐虽打小生长在濒临海边的福州,头脑里也没有什么关于西方的知识。初到广州禁烟时,林则徐也称茶叶、大黄是对付西方人的奇门暗器,乃“制夷之大权”;也相信西方人膝盖不能伸展弯曲,“一仆不能复起”,“彼万不敢以侵凌他国之术,窥伺中华”。毫无疑问,对英国,以及即将与英国进行的战争,他也几乎没有什么认识,更难有什么心理准备。

但与朝廷上那些一味颟顸顽固、因循守旧的大员不同,林则徐之所以高山景行,在于他一旦接触到外部世界之后,便能翻然醒悟,发现并承认西方也有许多值得中国学习、借鉴之处。他不懂外语,为了知己知彼,却能主动派人“采访夷情”,专门去澳门收集外国人出版的报纸、书刊,安排民间一些懂英文的人进他官邸,进行内容翻译,了解外国人如何看待、评论中国。在仔细阅读、研究有关译文资料后,他组织人员分类编辑《华事夷言》,形成《论中国》、《论茶叶》、《论禁烟》、《论用兵》、《论各国夷情》五辑资料类编,对他手头正进行的查禁鸦片工作很有参考作用。为了更深入、广泛了解西方,在广州期间,林则徐还进行了一项具有历史开拓意义的文化工作,那就是他组织翻译了英国人慕瑞所著的《世界地理大全》,该书1836年于伦敦出版,内容很新。翻译出版后,林则徐将其命名为《四洲志》。这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介绍世界自然、人文地理及有关社会历史状况的译著。此外,他的翻译班子还翻译了瑞士法学家瓦特尔的《国际法》等系列著作。他不倦探究的目光,进一步深入到西方国家政治、法律、军事、经济、文化等层面,他很快认识到只有向西方国家学习,才能抵御外国势力的入侵,日后风行于朝野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之思想,由此萌动。

按照他的思想路径,林则徐本可以在学习、了解、借鉴西方上做更多更好的工作,却因他在广州禁烟禁出了一场鸦片战争而遭投降派诬陷,被道光帝革职,“从重发往伊犁,效力赎罪”。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7月14日,林则徐踏上流放伊犁的漫漫征途。途中,他仍忧国忧民,担心国事、天下事,个人的名利安危则在所不计,置之度外。在古城西安与妻子告别时,他写下了名垂千古的感人诗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好在历史自有天眼,公道自在民心。1850年,林则徐病逝。次年,新登基的咸丰帝赐祭葬,谥“文忠”,全国哀悼,故乡福州建祠奉祀,中国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终于得以闭目安息。

还令人欣慰的是,林则徐在流放伊犁途中,经过扬州,遇到了多年未见的友人魏源。

魏源(1794—1857年),字默深,湖南邵阳人。1844年进士。早年从刘逢禄研习公羊春秋学,与龚自珍有同窗之谊。信奉经世致用之学,对当时占思想界统治地位的考据学不满。曾受江苏布政使贺长龄延聘,编辑《皇朝经世文编》,又助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筹议漕运、水利、盐政诸事。

此次见面,林则徐将《四洲志》等有关资料尽付魏源,希望他继续自己的事业。魏源果然不负好友重托,以《四洲志》为基础,随后编出了内容更丰富、影响更为巨大的《海国图志》,初版50卷,后增为100卷。基本涵盖了当时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地理、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堪称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杰作。

魏源编纂这部书的目的非常明确,他在序言中开宗明义地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意思为:编纂该书就是让读者了解“夷情”,学习其“长技”,以对付外侮。针对当时一些妄自尊大、盲目排外,将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视为“奇技淫巧”的顽固派,魏源在序言中还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只有“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他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富强,除拥有装备精良的武力外,更在于建立了整套近代化的工业。中国如想强盛,就必须放下身段向西方学习,不但要学习西方的养兵练兵之法,而且还应该筹划近代工业建设。在发展近代工业时,应“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他坚信,中国人完全有能力将祖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兴盛的国家,“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

《海国图志》还介绍了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他评论该制度的优点有三:

一是废除了世袭制和终身制,打破了封建家天下的局面;

二为议员、总统皆自下而上地由民众选举产生;

三是议会对于来自民间的意见,“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三占从二,舍独循同”。

这在当时确实很有胆识,无疑是对中国传统的“三纲五常”伦理秩序的公开挑战。被评论为“创榛辟莽,前驱先路”之举的《海国图志》,不但向国人系统、全面介绍了世界情况,而且开创了新的研究风气,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是一个时代破蛹为蝶前在文化领域里的先声,对以后兴起的洋务运动提供了舆论准备。遗憾的是,该书出版后,在当时的国内反响并不广泛,反而受到不少思想保守的士大夫攻击,谩骂声一时不绝于耳,他们无法接受书中对西方蛮夷的“赞美”之辞,更有甚者,还有人主张将《海国图志》付之一炬。最终,《海国图志》在本土的印刷数量,仅仅一千册左右。

与之大相径庭的是,《海国图志》“墙内开花墙外香”。

1851年,一艘中国商船驶入日本长崎港,海关官员从船上翻出了3部《海国图志》。一翻之下,日本人欣喜若狂,他们第一次如此详尽地了解了西洋各国。此后几年里,列岛的学者、官员削尖脑袋,穷尽各种关系,将《海国图志》从中国运到日本。在美国将军佩里率舰队抵达江户湾、终于打开日本国门的1854年,日本人开始自己在岛内翻印《海国图志》,读者如潮,好评如潮,凡识字者几乎人人以读《海国图志》为时尚,很短的时间里就印刷了15版,几如现在的畅销书。维新派思想家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等人,在反复研读、深长思之后,更是读出一片云水襟怀,《海国图志》中“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成为明治维新在意识形态上的基础。

半个多世纪后,美国著名的汉学家费正清在谈到《海国图志》时总感到费解:《海国图志》无论如何都是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一架最优秀的望远镜,日本人如获至宝,遥看西方之后,对其政治、经济、文化、学术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人却视如洪水猛兽,乡绅富贾、贩夫走卒不用说了,就是当时的知识阶层也少有人认真阅读,哪怕是仅仅翻一翻这本书。

从总体上看,鸦片战争以后不久,尽管西学以不可阻挡之势进入中国,其影响还是比较有限。当时的大多数文人士大夫不重视甚至排拒西学,即便是如林则徐、魏源等先知先觉者,开始注意到西学有其优越之处,却仍然没有将西学视为可与中学对等的学术文化。魏源的名言“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秉承的还是传统的“华夷之辩”观点——泱泱中华才是天朝上邦,西人是“夷人”,西学也只能是“夷学”;“夷学”虽有可用之处,其如马吃了夜草、暴富起来的地位,却是远远不能与洋洋五千年、厚貌深辞的中华传统思想文化相提并论、等量齐观的。

洋务运动初期,大多数人还是抱有此种看法。只是随着洋务运动向纵深发展,与西方接触更加广泛,对西方的了解也更多,“西学”一词,才逐渐取代“夷学”,朝廷与知识界才开始正视西学,认为可与中学对等,并开始探讨如何融合二者的优点来避免大清的陨落,当然最好是也步列强后尘,提携中国走向富强之路。这一时期,冯桂芬可作为代表,据说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就是他拟定的。1861年,他写成《校邠庐抗议》一书,该著承认西方、西学在某些方面,特别是器物制造上,即通常一些国人睥睨的“奇技淫巧”,确实值得中国学习,主张对西方国家要“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自强之道,实在乎是”。但是,在基本的思想学术、伦理道德、人性教化等方面,冯桂芬认为西方还是远不如中国。因此,他为洋务运动制定的指导思想,就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仍念念不忘传统的纲常伦理。

与洋务运动几乎同时在中国发生的,是震动朝野的太平天国运动。说起来,这场运动的发生,也与鸦片战争前后的西学东渐存有某种关系。作为该运动的领袖洪秀全,亦被后来的领袖人物称之为鸦片战争以来“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一派人物”之一,属于“先进的中国人”。那么,洪秀全向西方寻求到了什么真理呢?

史载,洪秀全家乡为广东花县,属广州的郊县,原本也是个读书人。曾先后四次赴花县、广州应试,然而“初考时其名高列榜上,及复考则又落第”。一次落第后,踽踽于广州街上,他从基督徒梁发的手中得到一本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名为《劝世良言》。此后,在无人指拨的情况下,又在屡试落第、功名无望、久病一场的郁结情绪中,洪秀全靠自学《劝世良言》来排遣日子的穷困与精神的潦倒。此间,他自我感觉领悟和接受了基督教,如一只穿越黑暗、顿见光明的蝙蝠,“觉已获得上天堂之真路,以及永生快乐之希望,甚为欢喜。”于是,一气抛开案头盈尺的孔孟之书,把家中的孔子牌位换成上帝的牌位,决定皈依“上帝”,并按自己的理解自行洗礼,表示清除原罪,从此拨云见日。

1843年,洪秀全创立“拜上帝会”(也称“拜上帝教”或“太平基督教”)。虽然未曾读过《圣经》,却开始舌绽莲花,逢人便宣传他所理解的基督教教义。自称是上帝的次子,耶稣的弟弟,受上帝之命下凡诛妖,四处传教。扬言“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由此呼朋唤友,广招信徒。广西当时乃贫瘠之地,加上连年灾荒,饥民流民随处可见,“拜上帝会”在当地很快扯旗扬幡,人多势众,蔚成气候。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率“拜上帝会”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发动武装起义,建国号“太平天国”,浩浩荡荡杀向全国。进军途中,太平军废偶像、捣孔庙、烧经书,所谓“敢将孔孟横称妖,经史文章尽日烧”。在天京有目击者述:“搜得藏书论担挑,行过厕溷随手抛,抛之不及以火烧,烧之不及用水浇。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些举动,应是天王恨劲来自何处的绝好注脚。1853年打下南京,在此建都,定名“天京”。大兴土木,耸起比明清故宫还要高阔的天王府,广选民间秀女入宫。天王进膳,御膳用品多是金制外,还要放炮奏乐,鼓声、锣声、钹声与炮声交作,膳毕始停。天王排场最“侈丽无比”时,长江中下游地区几乎都成其势力范围。期间,1855年2月,石达开率太平军在江西湖口大败曾国藩的湘军。但9年之后——1864年,湘军就攻破太平天国的天京。

湘军的骨干人物中,有一部分本是道学家或与道学有密切关系者,如罗泽南、江忠源、李续宾、李续宜等人。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湘军不是由武人建立起来的,而是由文人特别是道学家建立起来的。曾国藩本人就是一个信奉程朱理学的道学家。罗泽南则是开山设坛的道学大师,学界称之为罗罗山先生,当曾国藩树起湘军的旌幡,罗泽南如影随形,率领他一众学生前来效力,他本人和学生李续宾都先后战死沙场……他们有一个同仇敌忾的目标,出于一个恰似被刨祖坟的共同激愤,这目标和激愤,集中表现在曾国藩写于1854年2月的《讨粤匪檄》之中:

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

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也。尽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荆。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凡读书识字者,又焉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曾文正公文集》卷二)

在这篇檄文中,曾国藩从传统纲常道德观念出发,对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离经叛道,标榜“耶稣之说,《新约》之书”,致使“士不能诵孔子之经”,孔孟“痛哭于九原”予以激烈的声讨。在曾国藩眼里,他与太平天国的战争,有着类似西方宗教斗争中所谓“圣战”的意义。恨不能墙基也能用纯金打造,以致可保千年荣华富贵的天王府,不过区区14年,就被一个爱吃辣椒的湖南书生给挖了墙脚。

我们这里所描述的,只是西方文化借“农民运动”,抑或“农民运动”借西方文化,进入中国的一个特殊通道。必须指出的是,不管是林则徐、魏源那诸多睁开了眼睛看世界的文字,还是洪秀全那山寨版的“拜上帝”,在一般国人的心里,都远未成一场打湿地皮的三月豪雨。让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价值体系裂纹如网、岌岌可危的,则是在甲午战争清政府惨败以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