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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中国的月亮”曾经也很圆啊(3)

中国传统文化长期居世界前列,光芒四射,泽被天下,如众星拱月、百鸟朝凤,历史上受到许多国家的仰慕、膜拜,“以中国为师”,几乎成为当时这些国家求道的不二法门。一个被称为“儒教文化圈”的文化地理区域,就在世界上出现了。

在历史上,受中国文化影响最大的地区主要有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琉球群岛、菲律宾、中南半岛、马来半岛、南亚次大陆乃至南洋群岛一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环中国周围,除西北地区影响稍微小点外,儒学作为各国共同的文化传统,曾经以各种不同的渠道普遍、深入地影响到东亚、东南亚各国的政治结构、教育制度、语言文字、家庭组织等,形成了一个以儒家文化思想为特征的“儒教文化圈”。虽然,近代以来,东亚、东南亚各国的儒教文化体系,都在西方文化急风暴雨的冲击之下发生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变化,但作为文化传统的根脉并没有完全消失,其中某些因素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还被激活,并对各国的现代化进程发生作用。

可称日本“维新之父”的福泽渝吉,尽管提出日本“脱亚入欧”的主张,但他也在其论著《文明论概略》中承认:“把我国人民从野蛮世界中拯救出来,而引导到今天这样的文明境界,这不能不归功于佛教和儒学。尤其是近世以来儒学逐渐昌盛,排除了世俗神佛的荒谬之说,扫除了人们的迷信,其功绩的确很大。”事实上,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因为突出了王阳明的儒家精神、孔子思想,并与西方现代文明相结合,才孕育出一个今天的日本。韩国著名学者金日坤在《儒教文化圈的秩序和经济》一书中,也如是说:“儒学是日本、韩国最具优势的传统文化,至今仍作为秩序和原理而发展。儒家文化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是由于儒学伦理具有经济发展的适应性”。

新加坡情况有些特殊,虽然其百分之七八十人口为华人,但多民族、多文化、多宗教并存。“没有李光耀,就没有今天的新加坡。”这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余英时教授说过的一句话。这句话的弦外之音,就是李光耀用中国传统文化成功地治理了新加坡。在1978年该国的国庆节大会上,李光耀公开表示:存在其内心的“东方的精神价值体系”,曾给予他自信心、胆识、热情及充沛精力。1982年初,在他提议下,新加坡开始编纂《儒家伦理》课本,此后并在中学里普遍施教。同时,李光耀将儒家观念贯彻在政府管理的方方面面。在其父子的先后治理下,1965年才独立、建国至今尚不到半个世纪的新加坡,在民族纷争、种族矛盾、宗教冲突频繁的东南亚,从一个资源贫乏的弹丸之地,一跃成为繁荣昌盛、政通人和、社会安定的现代化国家,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令世人瞩目的奇迹。

“窥一斑而知全豹”。

孔子不登泰山,不知泰山之高;曹操不临东海,不晓星汉灿烂。只有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过一番比较深入的了解,我们才能够在摒弃传统价值体系糟粕的同时,精心钩沉出其中暗投的明珠,让其光芒莹莹地投射到今天。什么时候,也让我们的后人像我们遥望汉唐一样,欣悦地说:原来“中国的月亮”曾经也很圆啊!

三 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

如果将中国历史比作这块土地上最长最壮阔的水运动脉——长江,那么,它既不是一潭死水,也不是湮塞湖,它浩浩渺渺,穿三峡,过荆楚,掠金陵,九曲回肠,吐故纳新,与无数支流湖泊交融,终于“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才有了“不尽长江滚滚来”、“奔流到海不复回”的一番壮丽风景。

与此类似,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体系的发展进程,也不是一成不变、泥古不化,在历史进程中,虽然风云变幻,兔起鹘落,面临各种内忧外患的挑战,但它善于应变,激浊扬清,庄敬自重,日臻完善,因此而生命常新,精魄永在。其中,最值得赞赏的,就是泱泱中华秀蔚山川,始终挺立有那么一批忧国忧民、舍生取义的“民族的脊梁”!

中国历史进入明朝末年以后,社会连续出现严重的动荡,诸如倭寇之乱、宦官专权、后妃干政、官员腐败、农民起义、清军入关等,明王朝岌岌可危,命悬一线。在这“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许多学者、文人挺身而出,集会结社,论学议政,其影响广布者,莫过于“东林党人”。其他还有复社、几社、山左大社、望社等民间社团。

“东林党人”得名于位于无锡城东的东林书院。这书院由北宋儒士杨时创建。杨时,乃宋代大儒程颢、程颐二程的弟子,成语“程门立雪”说的就是杨时拜见程颐的故事。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吏部郎中顾宪成被免职回到老家无锡。经与弟弟顾允成商议,修复了古老的东林书院。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这副对联即顾宪成撰写,镌刻在东林书院的大门。这实际上是东林书院所标榜、追求的社会抱负与政治理想,即入此书院大门者,不能只当“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冬烘先生(书呆子),而必须忧国忧民,关心天下大事。

作为东林党首领,顾宪成还有一句话传之于后世,那就是“当京官不忠心事主,当地方官不志在民生,隐求乡里不讲正义,不配称为君子”。他的志同道合者可谓济济,当时在野、当政之士皆有,主要成员有高攀龙、钱一本、邹元标、赵南星、李三才、杨涟、左光斗、黄尊素、史孟麟等人。他们在理事讲学之余,常聚在一起议论朝政,臧否中央及地方官员,并用“君子”、“小人”去褒贬当时政坛上的正、邪两派。如此久而久之,逐渐在苏南地区形成了一股不容忽视的地方政治势力,对当时的社会舆论产生了很大影响,以至于有了“东林党”之称。

东林党人多清正孤傲,不畏强权,敢于直抒胸臆,为民请命;也敢于直面抨击朝廷腐败,反对“矿使”、“税监”及贪官污吏。

东林党人李三才任职凤阳巡抚期间,大胆查抄当红太监陈增的手下程守训数十万赃款及大量古玩珍宝,并将程守训绳之以法,大快人心,百姓拥戴。他还多次上疏陈述苛烦的矿税对民间实业的祸害,并提议大兴水利,防范水旱灾害。但他的这些主张不但不被采纳,反而遭政治对手诬陷,上告内阁大臣论处。顾宪成闻之,立刻上书称颂李三才的政绩。御史吴亮更是将顾宪成的书函抄入邸报,寄希望于舆论干预。

东林党人还利用“京察大计”力图整肃官场。“京察”,是明朝考察在京城任职官员的一种制度,6年一次;考察内容主要为官员的政绩、品行,以决定其升降调或罢免等。若有人在“京察”中被罢官,就将“永不叙用”。万历三十三年,都御史温纯、吏部侍郎杨时乔等东林党人主持“京察大计”,便排除一切干扰,终将钱梦皋、钟兆斗等一些有劣迹或名声不佳的官员予以贬谪。

东林党是明朝末期出现的地方知识分子群体,成员多为在职或下野的中下级官员,主要代表的是江南中下层地主的利益。他们试图以儒家正统思想挽救危机重重的明朝江山,反对不知大厦将倾的权贵及官场醉生梦死的腐败。其用心无可非议,正如顾宪成在《东林商语》中所言:“自古未有关门闭户独自做成的圣贤,自古圣贤未有绝类离群孤立无与之学问。吾群一乡之善士讲习,即一乡之善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一乡矣;群一国之善士讲习,即一国之善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一国矣;群天下之善士讲习,即天下之善皆收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乎天下矣。”但平心而论,他们“毕竟是书生”,拂尘清谈,坐而论道,脱离百姓,虽看似风樯阵马,沉着痛快,但改造社会的客观效果并不明显。当时的文人夏彝仲,就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地指出:“东林之持论高,而于筹敌、制寇卒无实着”。

东林党人可谓当时知识分子群体的一个缩影。他们多半受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之害,派别不一,各行其是,互相倾轧,特点是高谈阔论,空谈义理,纸上谈兵,而对具体的国计民生则隔靴搔痒,无关宏旨。所以,待到明末农民起义爆发,满洲铁骑入关、大明江山垮台之时,这批自以为饱读圣贤经书、参透儒家精髓的读书人,却“愧无半点匡时策”,虽然其中不少人,如陈子龙、李待问、夏允彝等,也头戴方巾、身披战袍,投入勤王行动或抗清斗争,但最终还是无力回天,挽救不了明王朝的灭亡。

怀疑、叩问的电闪,划过现实变局沉痛的长夜便是必然的了。

明清之际,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为代表的学者,对影响中国知识分子几百年的宋明理学进行了深刻的思考与批判。他们认为,太突出强调个人道德修养的宋明理学,在实际上游谈无根,空疏无用,甚至清谈误国,儒家经世济民的优秀传统被其弄丢了;要想真正把握儒家的精神,唯有回到儒家原典中去寻找孔孟立论的依据,否则无法判断谁是谁非。他们打出“舍经学则无理学”的旗号,提倡根据经书和历史立论,恢复儒学作为经世致用的学问,以达到“明道救世”的目的。在这方面,顾炎武是其中杰出的代表——

天生豪杰,必有所任。……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病起与蓟门当事书》)。

顾炎武初名绛,别号亭林,字宁人,后世称为亭林先生。祖先世代明朝为官,到了他出生的时候家道已然中落,从10岁起,顾炎武就跟随祖父读书,受到过比较严格的儒家教育,特别是他的嗣母王氏给他讲过很多历史上英雄人物的故事,深深熏陶了他幼小的心灵。这些对于他以后人格的培养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当时的江南继东林之后,再组复社,复社声名传遍天下,年仅14岁的顾炎武就加入了复社。由此,他广泛接触当时的名士大儒,以天下为己任,年轻时就认识到科场应试无足轻重,应用心研习实用之学,他常叹谓:“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

公元1645年,清兵入关后的第二年,南渡长江,大肆屠杀江南民众。史可法扬州殉难以后,江南半壁战局每况欲下,但江南民众依然奋起抵抗,陈子龙、夏允彝起兵于松江,顾炎武和挚友归庄、吴其沆,起兵于昆山,参加了佥都御史王永柞为首的一支义军。诸义军合谋,拟先收复苏州,再取杭州、南京及沿海,一时“戈矛连海外,文檄动江东”(《千里》《亭林诗集》)。清廷派兵血腥镇压,嘉定、昆山和扬州一样被屠城,杀戮甚是惨烈。顾炎武在其《秋山》诗里记载当时的景象是“一朝长平败,伏尸遍岗峦”。仅昆山失守,死难者就多达4万人。吴其沆战死,顾炎武生母何氏右臂被清兵砍断,两个弟弟被杀,他本人城破之前已往语濂泾而侥幸得免。其嗣母王氏,在家乡沦陷后绝食10天以身殉国,临终留下遗言给顾炎武:“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先妣王硕人行状》)这成了他一生的天条律令。

此后,风萧水寒,离乡背井,远游北方,开始了他的颠沛流离的游历生涯。北上山东、河北,特别对河北的形胜之地做了广泛的实际调查,重点关注了山海关、居庸关、昌平、古北口等地,写出了《营平二州地名记》、《昌平山水记》等诸多军事地理名著。到了陕西后,他不顾年高体弱,履及关中山山水水,并在华阴买了50亩地,决定余生就在此垦荒。他给一个在家乡的侄儿写信道:华阴地处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交界,地势险要,消息灵通。一旦天下有事,十里远的地方便可屯兵守险。若大军东出潼关,争夺天下,此地实有高屋建瓴之势啊!直到鬓发皆雪,眼漶齿摇,他朝思暮想的,依然是反清复明的大业。

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正始》)。

在顾炎武心目中,“保(一姓之)国家”,那是当官的事,而保天下则是人人有责,当仁不让。这是千古名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最初表述。他的这一基于天下为公而不为私的看法,明确否认以往天子代表天下、“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陈辞旧说;同时这一“匹夫”的权利、义务观,又与黄宗羲所言“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治学上,顾炎武不依傍、不盲从,信其所当信,疑其所当疑,主张多学而识、明道救世,探求有益于民生国命的实学。他对明末许多“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的文人嗤之以鼻,他们“稂不稂,莠不莠”,入衙不能理政,上阵不能御敌,简直就是一个臭皮囊!《日知录》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结撰而成的一部煌煌巨著,在其第十三卷之论《风俗》部分,他详细考索了历代社会风气的演变情况,认为“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指出“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整齐风俗、拨乱涤污的关键,即在于“士大夫”是否有廉耻;并举出“魏晋人之清谈”亡天下的历史教训,说明士大夫不顾国家、民族的安危而空谈心性,从而致使风俗大坏,是天下覆亡的重要根源。

顾炎武极力主张建立廉洁政治,对明末官场严重而普遍的腐败问题深恶痛绝,他在《日知录》中说:“自神宗以来,黩货之风,日甚一日”;“乃以今观之,则无官不赂遗,……自其束发读书之时,所以劝之者,不过所谓千钟粟、黄金屋,而一旦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流”。在这里,他将批判矛头直指专制时代至高无上的君权,“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楚王好细腰,宫人多饿死”,认为皇帝为大不尊,助长了满朝贪污、受贿之风。

在金石考古和历史地理学方面,顾炎武亦卓有成就,其志仍在经世致用。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两部著作。长编性质的两书,虽然主要出于钞录,但有断制,极富价值,不仅为清代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开启了先路,也是后人研究地理沿革、古代经济,特别是明代经济史的不可缺少的必读书。

康熙十七年(1678年),朝议以撰修《明史》,特开博学鸿词科,征举海内名士。许多江南文士为利禄所诱,曲迎阿附,屈膝做官,顾炎武的同乡叶方霭等人也联合举荐他出来,他回信严词拒绝。第二年清廷还不死心,让主持编写《明史》的大学士熊赐履派了两个差人来到华阴,请顾炎武到北京做其助手,他毫不迟疑以死自誓,“唯办刀与绳”。他不与清政权合作的立场如松柏青青,桑槐郁郁,不说是清朝的名公巨卿了,就连自己的亲外甥——时任清政府高官的徐乾学,也很少走动。有一回,徐乾学力邀舅舅到家中做客,他无奈去了,却拒绝饮宴,以示不食清禄之义。后来,徐乾学又在江南替他买田置地,多次请他回故乡养老,他始终不肯南归。1680年,顾炎武原配夫人于昆山病故,远在关中平原上的他,闻讯后,吩咐仆人买来香烛等祭品,布置好妻子的灵位。灵位前,他老迈之身,拜之甚恭,又痛哭失声。“贞姑马鬣在江村,送汝黄泉六岁孙。地下相逢告父姥,遗民犹有一人存。”这首悼妻诗的大意是:你逝世在遥远的江南小镇,送你入土为安的仅有6岁的长孙。你在九泉下见到年迈的父母,请秉告二老吧:明朝的遗民还有我这个人。这一年顾炎武已经68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