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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章 “改革创新”?当代最深厚的爱国主义(4)

当下中国的信息多元、利益多元、价值多元,使改革的呼声与改革难的困惑始终难以找到一个理想的平衡点;而发展中诸多躲不过绕不开的矛盾的复杂性,更紧迫地呼唤深谋远虑的智慧和破解难题的锐气。

此外,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也是抉择国内问题的重要背景:出于对化解金融危机、债务危机的考量,美欧强国不时地打着经济景况还算不错的中国的算盘;中东数国政权兴替,不仅使得大量的对外投资不见踪影,且有可能斩断攸关国家安全的石油供应链条;作为一种连锁反应,有中国的周边邻国,亦蠢蠢欲动,隔三差五地弄出一些不友善的摩擦,或对经济高速发展却前景不确定性的中国心存着疑虑与戒惧。

面对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何去何从?

是徘徊不定,还是毅然前行?

此时此刻,改革又到了需要狠推一步、猛击一掌的历史时刻。

如果说20年前,是邓小平得“南方谈话”如醍醐灌顶,意义非凡地指明了改革的方向;20年后的今天,经历了改革开放实践与探索的人们更坚定了一个信念:改革的成果和人们的幸福,如同中华民族的前途一样,最终只能寄望于合理的制度之上。

十分幸运的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今天的中国社会依然有着深远的影响,他所留下的改革诤言,依旧在许多人耳边回响,他所秉承的改革的决心、改革的勇气和改革的精神,在我们这个时代总如静水深流。

当今的中国社会,尽管各种利益冲突与矛盾相互叠加,社会主流情绪与各种情绪多元交织,但有一个词组,当前却几乎没有例外地受到举国上下的拥戴,那就是“改革创新”。不管是身处社会的哪一个角落,也不论是站在某一理论或历史的平台,追求迥异的人们都渴求着继续大力推进改革创新;就是那些盆满钵满的既得利益者们,口头上有时也不得不诵念着这部经文。

“改革创新”,可以说是今天最深厚的爱国主义。

这个词组下,其实蛰伏着亿万国人对于国家前景的焦虑——犹如当年毛泽东与黄炎培的“窑洞对”,黄先生担心的民主周期律:在一些历史学家看来,盛世和衰世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周期律。今天的中国,与20年、30年、50年前相比,称为盛世或许并不为过,但会不会陷入历史学家所言的周期律呢?

明清中期的盛世,呈现出一派国力强盛、经济繁荣、文化兴盛、城市四起、市民社会成长的欣欣向荣景象。但表面的花团锦簇,掩盖着深刻的危机。由于权贵集团垄断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格局没有改变,太平盛世时,特权集团往往加紧侵害社会和民众的利益,不断扩大自己的利益边界。吏治急剧腐败、特权者横行无忌、财富急剧集中,社会道德迅速恶化。同时,特权集团对社会无所不在的控制,导致新的进步因素和生产方式难以萌芽和生长,整个社会文明无法获得持续的推进力以长久维持盛世景象。在经济繁荣的情况下,社会尚可容忍特权集团予取予夺的索取,一旦繁荣结束,盛世昙花一现,国家很快陷入了治乱更替、由盛而衰的轮回。

所谓的太平盛世,大概应作如是观。

既是光明的时代,又是黑暗的时代,既是文明的时代,又是野蛮的时代。它是热火烹油,鲜花着锦,也有潜流暗涌,危机四伏。它是颠峰,亦可能陡生变故,趋向末路——只希望夜夜笙歌,盛世永存,却不大匠运斤,自破金身,抓住机遇对社会结构进行深刻的改造,慢则遗祸后代,快则殃及自身。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古今中外朝代更迭总在重复一个真谛:执政者一旦不能追求国家、社会和人民的整体利益,其执政的合法性必然衰退,最终产生深刻的执政危机。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表明了党中央决心整体推进国家体制改革创新的意向。党的十七届二中全会出台的“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六中全会出台的“文化体制改革”,意味着中央决心将改革创新的攻坚战向“深水区”推进。

这一年多来,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各级政府都在想方设法地进行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创新。从效果来看,确实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不久前发生的广东乌坎事件,在矛盾激化后,由于政府积极介入和信息公开,建立了有效的对话协商机制,将社会维稳与民众维权统一起来,成功化解社会矛盾,避免了行政力简单化处置的倾向。该事件对矛盾凸显期的中国社会、政治结构带来深层次影响,也为政府部门的科学判断和冲突管理提供了成功样本。人们有理由说,乌坎事件的完美解决,还是有限的一个特例,但它具有方法论上的普遍推广意义,即揭示了在公民权利意识日益觉醒后,公民社会与权力强力部门如何形成理性互动、最终和谐共生的一种趋势,一种方向。

新华社今年2月19日播发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贺国强1月8日在中纪委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发表的报告。报告指出:一些国家和政权兴衰更迭的事实说明,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治理,就会丧失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我们必须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着眼全局、居安思危,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坚持反腐倡廉常抓不懈。

同日,人民网发表评论:改革为什么碰到官员就改不下去?“改革只要碰到官员,必定改不下去,或者干脆停止。坊间流行一句话:改革到官为止。想想中国改革,初期农村改革,对象是农民,城市改革,对象是市民,很顺利,国企改革,对象是工人,照样推进。可怎样破解‘改革——到官为止’的难题呢?”

2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现实中,或是囿于既得利益的阻力,或是担心不可掌控的风险,或是陷入“不稳定幻象”,在一些人那里,改革的“渐进”逐渐退化为“不进”,“积极稳妥”往往变成了“稳妥”有余而“积极”不足。综观世界一些大党大国的衰落,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只有修修补补的机巧,没有大刀阔斧的魄力,最终因改革停滞而走入死胡同。如果怕这怕那、趑趄不前,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消极态度,甚至将问题矛盾“击鼓传花”,固然可以求得一时轻松、周全某些利益,但只能把问题拖延成历史问题,让危机跑在了改革前面,最终引发更多矛盾、酿成更大危机,甚至落入所谓“转型期陷阱”。

清点一下文章里的遣词造句,体会一下作者的良苦用心,人们有理由相信,新的一路挺进就要开始。有国外分析人士也认为,中国官方媒体近来突然密集发声力挺改革,不仅表明高层已同意让改革成为今年的“两会”(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年会)的重要话题,还意味着今年秋天举行的十八大(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将继续高举改革开放的大旗。

似乎能对此做出印证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3月5日下午,来到他所在的人大上海代表团,同代表们一起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习近平要求上海加快改革创新步伐,把创新驱动落到实处。保持敢闯敢试劲头,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进一步形成以深化改革带动创新发展的鲜明导向,着力培育创新文化,推动创新型经济蓬勃发展、创新型人才加速集聚、创新环境不断优化、创新活力充分释放,形成上海发展新优势。(新华网北京2012年3月5日电)

今天,可以称之为时代最强音的“改革创新”,是我们这个国家破除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体制机制、政策措施和行为模式,从而推进全面健康发展、走向美好明天的不竭动力源泉。

放眼当今全球,经济一体化,无论是经济、科技、教育还是军事领域,各国实力此长彼消,竞争激烈,可谓烽火四起、狼烟遍地。唯有警钟长鸣,改革创新,才是近代一个后发民族进步的灵魂;唯有改革创新,才能再次激发上世纪80年代中国举国上下那股炙手可热、举袂成幕的爱国主义热情。

从这个意义上说,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其实互为表里,理应是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