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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中国的月亮”曾经也很圆啊(1)

一 三纲五常 齐家治国

自《诗经·大雅》集录“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八字,中国作为地域、文明与民族共同体之称谓,已逾五千载。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即以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计,距今也有近三千年不间断的文明史。

与世界上那些差不多与中华文明同时出现、也曾辉煌一时的古老文明(如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等)的发祥地相比,后者“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相继在历史长河中崩溃、沦亡,早已烟消云散,面目全非,如今多为盐碱泛滥、流沙纵横的不毛之地,成了野骆驼、黄羊的乐园。现在的印度、埃及,以及在原巴比伦那块土地上建立的伊拉克等国家,与古代的印度、埃及、巴比伦亦早不是一回事了。它们留下的只是一些断垣残壁,陈迹往事,供旅游者登临凭吊,发思古之幽情。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华文明却绵延不绝,穿过盛唐残色,大宋遗影,晚清暮钟,抗战血海——肝胆依热,精魂犹存,至今仍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由此,便带来一个问题:同样频繁遭受外族入侵,同样经受了无数社会****、兵燹,为什么只有中国没有走上这条万劫不复之路呢?

要回答这问题,先不得不归功于中国悠久而独特的传统文化,以及由它凝聚起来的中华民族强大的生命力。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屹立于世界东方,创造出传承五千年、灿烂辉煌的中国文化,除了具有一定的物质条件外,更重要的是有其不可或缺的、坚实的思想基础,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和精神之所在。

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价值体系,是世界三大思想传统之一。它既不同于注重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古希腊思想传统;也不同于注重人与神之间关系的古印度思想传统。中国的思想传统,尽管也有“自然之道”、“终极关怀”等内容,但它更注重的是现实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指向人之所以为人的“做人之道”。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价值体系的最大成就,在于通过运思与传习,寻找个人在宇宙和社会中的正确位置,从而能在环境与命运的各种变化与挑战前,做出相对从容、正确的应对,并努力保持心理上的淡定与平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价值体系的最终目的,在于个人精神人格和道德人格的自我树立与自我完成。正因为如此,人们常把这一思想传统称为人生哲学,也就是我们古人所说的“安身立命之学”。

中国早期奉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其后,随着春秋时期的官学垄断地位被打破,思想学术回到了民间,私人聚徒讲学、著书立说的风气日渐兴盛起来,哲人辈出和学派林立的时代来临了。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百家争鸣时代,兴起了诸子百家之学。在这基础上,“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统一文字,统一历法,统一思想,实行强有力的法家思想。汉初统治者起初奉行“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对消除秦政之蔽,恢复社会生产,安定社会秩序,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也造成西汉王朝在内外政策上的姑息妥协,由此产生了许多不良后果。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国力的增强,黄老之学已不适应西汉政府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于是,到汉武帝统治时期,用儒家思想取代黄老之学成为了历史的必然。

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诏举贤良对策,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这就是历史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来历。

经过汉武帝几十年的努力,终于完成了将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作为统治思想的重大转折。从此,儒家经学成为中国封建时代的“国学”,标志着中国封建时代的核心价值体系的确立,使得中国封建时代的教育制度因此得以建立起来,进而也使得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官制度得以确立;也标志着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第一个否定之否定过程的完成。

汉武帝时期建立的这种思想文化价值体系的核心,就是“三纲五常”。

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

“三纲”、“五常”这两个名词,来源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书。但作为一种伦理道德原则、规范的内容,则源于孔子。孔子早就提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观念;之后,孟子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道德规范。

在孔孟的伦理学说基础上,董仲舒做了进一步的发挥。

他认为,在人伦关系中,君臣、父子、夫妻三种关系最重要,符合阴阳之道,是天定的、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其中,君为主,臣为从;父为主,子为从;夫为主,妻为从。君、父、夫,体现了天的“阳”面;臣、子、妻,体现了天的“阴”面;阳永远处于主宰、尊崇的地位,阴永远处于服从、卑下的地位。从此,董仲舒确立了君权、父权、夫权的统治地位,将封建等级制度、政治秩序神圣化为宇宙的根本法则。

按照现在的观点,我们可以这样认识“三纲”:即“君为臣纲”,讲的是政权;“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讲的是族权。在这里,国家是家庭的扩大,家庭是国家的缩影;国君不仅是国家的元首,而且还是全社会最大的“族长”。他既掌握国家的政权,又主宰家族的族权,使得天下的百姓除必须遵守国法外,还必须遵守宗法、家法。有了这种价值观念,人们就可利用亲族血缘关系而将“家”当成“国”来管理,从而出现了“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君父同伦”、“忠孝相通”、“事君不忠,非孝也;以孝事君,则忠”、“求忠臣于孝子之门”,以及地方官是百姓的“父母官”等种种说法,行为中要求君国利益高于一切,在国家有难时,势必抛小家而顾大家,甚至毁家纾难;当忠孝不能两全时,势必首先考虑为国尽忠。这无疑加强了国家的凝聚力、向心力,对于维护社会稳定、抵御外族的入侵发挥了重要作用。

董仲舒又认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是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关系的基本法则,治国者应该给予足够重视。在他看来,人类具有与生俱来的五常之道,这是人类不同于其他生物的一个重要特点。如果坚持实施五常之道,就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

从汉朝起,“三纲五常”价值体系,成为中国古代社会两千多年来超稳定结构的超稳定理论,并为历代统治阶级所维护和提倡。同时,它作为****社会的最高道德原则和观念,在********的思想指导下,又被民间的宗族、家族、家庭尊奉,写入族谱、家谱、家训中,它是芸芸众生心中的莲花宝座、千年古刹,大观园里贾宝玉脖子上片刻不可摘去的那块通灵宝玉,亦是开封府里王朝、马汉手里拎的那把亮闪闪的虎头铡,在规范、整肃人们思想、行为方面,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作用,一直濡染、锻造着中国人的国民性。

不可否认,三纲五常也有其负面、消极的作用,如从维系****统治、压抑人们正常的自然欲求,到提倡男尊女卑、主张等级制等。但是,在建立社会秩序、规范人们行为道德、构建人际关系准则、树立理想信仰方面,它确实是一块饱经风浪、弹压颠簸的压舱石。

在中国古代,“三纲五常”这个价值体系的核心之外,还衍生了一些盘曲的虬枝,从不同的角度、层次,丰富了这个历经风霜、古色苍然的主干。

例如“立德、立功、立言”。这来源于《左传》,即“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意思是:一个人活在世上的价值,最高层次为道德方面树立榜样,第二层次为国家建立功勋,第三层次为传播思想学说;只要实现其中一项,此人所建立的功德便如北斗七星,即使时光流逝千年万载,也不会被废弃、湮灭,这就叫永垂不朽!毫无疑问,这是激励人们积德行善、建功立业、著书立说,形成高尚进取、积极健康的人生观念。

又如“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来源于《礼记·大学》:“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大意是说:古代那些要传播美德于天下的人,先要治理好他的国家;要治理好国家的人,先要管理好自己的家;要将家管理好的人,先要修养自我;要修养自我的人,先要端正自己的思想……思想端正了,然后完善自我修养;完善自我修养了,然后家庭管理有序;家庭管理好了,然后国家安定;国家安定了,天下也就平定了。

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尊崇的人生律令。它以自我完善为基础,通过治理家庭,直到平定天下,几千年来成为无数读书人的最高人生理想。当然,在现实生活中,真正成就者少,失望者多,于是,又出现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座右铭。因此,“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积极、达观的人生态度,彼此补充,互为激荡,对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产生了悠久而深远的影响。

此外,还有“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中秉持的嵚崎器宇、蕴含的冰雪气节与爱国主义情操,熏染、教化了一代代中华儿女,成为他们的人生信条与行为准则,鼓舞、激励他们“学好文武艺,货于帝王家”,为国为民建功立业;其中,涌现了许多倚天照海、风姿朗出的仁人志士、英雄豪杰,他们或有“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的豪情,或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壮烈,其感天地、泣鬼神的英勇事迹,至今在遍及全球的华人社会里耳熟能详——

屈原出身楚国贵族。自幼勤奋好学,胸怀大志。早年受楚怀王信任,任左徒、三闾大夫,常与怀王商议国事,主张举贤任能,改革政治,联齐抗秦,提倡“美政”。在屈原努力下,楚国国力有所增强。楚怀王后受小人挑拨,疏远屈原,终将其流放。公元前278年,秦国大将白起带兵攻破楚国国都,屈原对前途顿感绝望,虽有心报国,却无力回天,只得以死明志,投汨罗江自杀。死前留下“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等长吁浩叹,至今还在中华民族的精神长廊上萦绕不散。

汉朝的苏武,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名士。公元前100年,汉武帝准备出兵攻打匈奴,匈奴却派使者来求和。汉武帝为回应匈奴,特派中郎将苏武手持旌节出使匈奴。匈奴单于却背信弃义,扣押苏武,并逼迫苏武投降。起初将苏武幽禁在大窖中,他饥渴难忍,以雪和旃毛为食,但绝不投降。单于又将他流放到北海(今贝加尔湖),苏武仍然不为所动,在荒寒飞雪里手持汉朝符节,牧羊为生,坚持十几年,表现了他对祖国的无私忠诚和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永远被后世景仰。

颜真卿是著名书法家,亦是一位值得人们崇敬的爱国节义之士。唐朝天宝十四年(755年),胡人节度使安禄山发动叛乱,他联络堂兄颜杲卿起兵抵抗。德宗兴元元年(784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颜真卿虽年过古稀,不计个人安危,前往劝谕,结果被李希烈拘禁。他被拘后,不为威胁利诱所动,凛然呵斥李希烈叛乱行径,结果不幸遇难。半年后,李希烈被手下人所杀,叛乱平定,颜真卿的灵柩护送回京。德宗皇帝下诏举国悼念,并亲颁诏文,追念颜真卿一生为:“公忠杰出,出入四朝,坚贞一志,拘胁累岁,死而不挠,稽其盛节,实谓犹生”。

岳飞与文天祥是宋朝两位著名的民族英雄。

岳飞从小就牢记母亲勉励他“精忠报国”的教诲,英勇抗金,写下了“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壮丽诗篇,以及“文官不贪财,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矣”的名言。他率兵收复黄河流域大片国土,并准备直捣金兵老巢——黄龙府。但在昏君、奸臣的陷害下,岳飞功亏一篑,“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宋元之交的宰相文天祥,有“浩然之气”,在民族危难之际,他投笔从戎,英勇抗元,端宗景炎三年(1278年),他的队伍弹尽粮绝为元军所败,他本人在五坡岭(今广东海丰北)被俘。在缧绁大都(今北京)的3年里,他经受了残酷的肉体折磨,抵御了诱人的高官厚禄,于至元十九年(1283年)1月9日在柴市被害,时年47岁。在他的囚禁地、后人辟为北京文丞相祠的庭院内,至今仍存一株传说是他手植的枣树,虽老态龙钟,却枝繁叶茂,金秋时节还能结出累累果实,且枝干向南自然倾斜,大约与地面成45度角。站在这北方的枣树下,参观者们莫不以为它深情留住的,是文天祥那一片至死不忘南方故国的魂魄。

明朝末年,清兵铁蹄南下,“嘉定三屠”、“扬州十日”,可谓赤地千里,流血漂杵,但当地民众坚持抗清,前赴后继,视死如归。其中白衣少年夏完淳,不仅英勇投身抗清战斗,还喋血写下多首诗词,抒发了他“今生已矣,来世为期”的冲天豪情及“家国之仇未报”的遗恨。他被俘后深知死期将临,再也无法报答母爱,又在狱中写下了一首流传千古的《狱中上母书》。夏完淳就义于南京西市,临刑时,他立而不跪,神色不变,刽子手战战兢兢,不敢正视,过了很久,才持刀从喉间断之而绝。

若说天下板荡之时,英雄豪杰之身,还不足以说明一般常态下的人生价值与社会信条,那么,我们还可看看承平年月里诸多民间人士的情况。

乡镇乃社会的基层,是人们生活的最基本社区。乡镇志,乃地方志书的一个品种。它与基本奉命官修的省、府、州、县志不同,多系私人撰修,可以说是地方乡绅自治思想之产物。根据当时的官员管理制度,官员退休后,原则上都必须回到原籍。加上本地原有的绅士,明清时期各乡镇聚集了不少地方乡绅,他们是当地很有影响的一个社会阶层,他们的状况及其活动,在各地的乡镇志中皆有具体而详细的记载。

明清地方乡绅,多愿参与或主持地方事务。如清道光《白蒲镇志》载乡绅标榜:“出而羽仪皇路,处而矜式乡闾”。大意为:如做官,则为朝廷尽职;如回乡,则以身作则,应为百姓表率。明隆庆《桃源志》表白乡绅之愿曰:“夫天下之大,责在天下;一郡之广,责在一郡;独是一乡之间,宁无有任一乡之责者?!”明确表示老骥伏枥,余热不息,愿为地方发展殚精竭虑。

事实上,他们就是如此做的。

如敦风厉俗,维护治安。盘龙镇士绅在清光绪《盘龙镇志》中呼吁:“迩年富家渐涉浮华,即贫民亦习游惰,所当仿《蓝田吕氏乡约》例,为训俗型方针也”。提出制订民规乡约,加强对百姓的教育、管束。马陆士绅则对当地治安十分留意,清嘉庆《马陆志》载:“市井恶少呼朋聚饮,习为拳勇,流为打行,……更有黠者,鼓簧起衅,煽惑生波,滋扰良善,此讼端所以难息也。是所望于司风化者,提撕而警觉焉。”希望地方政府重视当地社会治安,整治流氓团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