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说平安渡过是夸张了，因为十年来的坎坷磨难层出不穷，在北京支撑全家的母亲在每个关键时刻都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1967年起，北京真正陷入大动乱之中，社会生活没有一天平静，什么“反击二月逆流”，“彻底砸烂公、检、法”、“文攻武卫”等等大动作，几乎都是从北京发动而后铺向全国的。至于“火烧英国代办处”这样严重的涉外事件，倒是首都独有的。
我父亲被推迟探亲假后，曾有一段时间失去了音讯，甚至将近两个月没有一封家信。
我母亲担心他在东北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先是拼命地多写信，给我父亲写、给几位认识的同一批“下放”的熟人写，也给父亲所在的单位写，期望有所回音。
后来等不及了，我母亲带上姐姐直接奔到西单电报大楼，排长队等候拨往黑龙江萨尔图的长途电话，并且顽固地非要听到我父亲的声音才行。据说，我母亲曾让我姐姐告诉接电话的当地某人“我们家两个孩子都是首都红卫兵”，而说完了这句话才终于听到了我父亲的声音。
我父亲说：“没事儿，工作忙，组织上也是考验我吧。”我母亲大声地告诉他：“全家都平安！你要相信党、跟着党走！”
直到半年后我父亲终于获准回京探亲，我母亲才停止了写信、打电话的不懈努力。我母亲并没有撒谎，我的两个读中学的妹妹的确是先后参加了所在学校的红卫兵组织，但是我母亲千叮咛万嘱咐：“你们要懂党的政策，违法的事儿绝不能参加！咱们家和别人家不一样，凡事都要谨慎小心哪！”
我母亲的担心绝非多余，妹妹们的遭遇最终证实了她的担忧。我的大妹妹慧姝有一副好嗓子，在歌唱戏曲方面独有天赋。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中她被派往山西农村“插队”，但不久却被解放军某部军级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以“特殊文艺骨干人才”名义应证入伍，穿上了军装。然而军装只穿了几个月，虽然她的演唱深受部队官兵欢迎，虽然她已经在“样板戏”里唱上了主角，文艺宣传队的领导却留不住这个兵。原因是“政审”未能通过，我父亲档案中的“严重问题”阻碍了我妹妹的入伍之路和文艺前途。她是流着眼泪又脱下了那身心爱的军装，重新回到了山西农村，真是被命运开了个残忍无比的玩笑。
我的小妹妹慧娴，自幼聪明自强，文笔极好，好学上进，还颇有一点组织领导才能，曾担任过“首都红代会”的代表。中学毕业时只有十六岁，她放弃了本来可以留在北京就业的机会，以满腔爱国热情自愿报名参加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来到草原大漠屯垦戍边，保卫祖国。谁能料想在这个半军事化的兵团中也被“政审”出“家庭历史”问题，屡经磨难，多受屈辱，虽然吃苦耐劳、表现优秀而且文化基础很强但始终也难以被“推荐”成为大学“工农兵学员”。
但是，挫折和苦难并未击倒我这两个小妹妹，在最基层、最艰苦、最困难的环境中她们一直乐观地活着，不懈地努力着。而今我的两个妹妹都是共产党员，也都曾担任过党的某一级干部，青春时代的坎坷必将是她们人生途中的财富，更是难以忘怀的烙印。从家庭角度看，影响她们成长应当是母亲的为人风范。
我母亲有一句经常说的话是：“旦行好事，莫问前程。”
时代风云变幻改变了许多满族人的风俗和习惯，改变不了的总是旗人那一股特有的民族性格。我的大姐慧娟，因为家境贫寒被迫放弃了高考，投身社会帮助我母亲挣钱养家。开始就业时，根本找不到什么像样的正式工作，她在一家粮库里当了临时工，所谓工作就是缝装粮食的麻袋。粗厚的麻布尽是毛刺，用麻线大针缝制还得有一点力气才行，我大姐每天干活双手都被划伤扎破，原本细嫩的手没几天就变得伤痕累累。
缝一条麻袋可以挣得人民币三分钱，缝十条麻袋三角钱，最初我大姐干一天活还挣不到三角钱。在高中时代，我大姐是学校体操队的主力，自由体操比赛曾经在区里取得过前三名的成绩，身材当然是柔韧灵活的。现在，让这个十七八岁的姑娘缝麻袋，她也不会示弱。
一个月后的某一天，我大姐竟然挣到了人民币六角九分钱，捧着钱回家那真像是过节一样啊！我母亲知道女儿这天缝了三十三条麻袋，拉着我姐姐已经变得粗糙的手，眼泪就流了下来。我大姐忙说；“妈，没事儿，我已经习惯了，明天还能多挣！”我母亲并没有安慰她，只说了一句：“你是老大，你应当有本事。”后来，我大姐先后转辗在几家不同的工厂当临时工，最后终于考进一家国营厂，在车间从事电影胶片的彩色配光工作。这算是有点技术的岗位了，她当然就勤学苦干认真钻研起。人事难料，人心更难测。不知道什么人物是不是因为知晓了我大姐是“下放人员”陈某的女儿，她工作了仅仅一年多，业务水平正在逐渐提高时，领者指示她必须调出本单位，调往位于宣武区的某剧场或看座或卖票或打杂。那年月行政命令高于一切，不走人肯定没有好果子吃。
我大姐回家向母亲诉说此事时，已经是哭红了双眼，真是对技术岗位恋恋不舍。我母亲坚定地说：“咱们走！惹不起咱们躲得起呀。不管到什么地方，总得凭本事吃饭。”就这样，我大姐成为一名剧场售票员。此后不久，我父亲原来所在的某电影机构，收回了我家居住的职工宿舍，我母校也被迫搬到了我大姐寄居的“筒子楼”。
我大姐后来成为资深会计师，那完全是她自己努力奋斗出来的。这一切变故让人心酸，毫无人情味儿，可是我母亲却从另一个角度宽慰我的姐妹：“这多好哇！等你爸从东北回来，住新地方，忘了那旧事啊！”
公元1969年9月，已是“副统帅”的林彪携妻带子仓皇出逃，一家人在蒙古温都尔汗机毁人亡，这是“副统帅”的天命吧。谁能料想到这震惊世界的“九一三事件”，这“副统帅”之死竟然也牵联到我们家。我二姐慧媛结婚最早，二十一岁时嫁给了一位空军军官，我的二姐夫是解放军空军驻京某学院的团级教员。林彪死后国内清查“林彪反党集团”，该学院领导大概与林彪集团有关系，学院撤消，干部或转业或下放。
我二姐夫当然不认识林彪，但按指令被“下放”到西北某空军机场，仍任团职。共产党员、革命军人自然是没有二话可讲，但“安心边防、安心革命工作”的二姐夫决心服从调动并且要按规定全家随迁西北。
我二姐慧媛已在北京电影制片厂工作若干年，也算技术人员了，虽然舍不得北京但是甘愿随夫远赴西北边防。当时我二姐家已育有一儿一女，我二姐还怀孕在身，依我二姐夫的意思是决心全家离京，忠诚于国防事业。阻拦他们的是我母亲。我母亲说：“你是军人，军人就得听调动。但是你儿子你女儿不是军人，是我的孙子孙女，是觉尔察氏的后代。他们还小，他们得听我的，一个也不准走！”二姐一家调走，原部队住房要收回，孩子们居住只能挤在我母亲住的“筒子楼”里了。我母亲却声言：“孩子们你放心。有我在，一切平安！”到西北边防一年后，我二姐夫再次返京，坚决要迁走两个孩子的户口，说仍有人说他不安心边防。
我母亲把户口本藏了起来，不怕女婿生气，仍是坚定不移：“你干好你的工作，孩子有他们的生活，与别人没关系。”多年之后，这个决策影响了我二姐夫退伍转业的去向，这就是我母亲的功劳。
八、在动乱的年代，孤身远在东北黑龙江的老父亲，始终是儿女们放不下的牵挂。
按照中国老辈的传统，父母总是将未来的幸福寄托在儿女身上，谁都期望着能在儿女身边安享晚年，老有所依，老而善终。然而，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我们肯定是让父母失望了。短短几年光景，我们兄弟姐妹四散奔离，纷纷离开了故乡北京，抛下了孤单的母亲和远在异乡的父亲。作为长子，我是最早离家的榜样，于1965年就远赴云南，没有成为母亲的帮手和弟妹们的有助兄长。只隔两年，我的弟弟宏淼也是艰苦专业学校毕业，离京奔赴了四川省金沙江畔的水电站建设工地。接着在1968年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高潮兴起，我的大妹妹慧姝被分配到山西省黄河边上的一小村庄当了农民，而小妹妹慧娴年仅十六岁便到内蒙古大草原当了一名“生产建设兵团”的战士。
又是不久，1969年“林彪事件”爆发后，已婚的我的二姐慧媛也随姐夫一起“下放”，去了西北某省的空军基地，从此北京家中只留下了我的老母亲和大姐。大姐慧娟的生活也不平静，经常要到北京之外的“五七干校”劳动和工作，有许多时间北京家里只剩下老母亲孤身一个人。转眼间热热闹闹的大家庭成了过眼云烟，我不能想象日渐年老的母亲是怎样的心情，而远在北疆苦熬岁月的老父亲闻知子女们纷纷离京出走后心里又会是什么滋味？无奈，深度的无奈。谁能有维系大家庭的神力？
那真是一个动乱的年代，若干年后被称为“十年浩劫”么。
说实话，我们在外省的各兄弟姐妹都已经认命了，谁都没有再想着有重回北京的可能。我在云南混迹于野外队、宣传队、文工团、学校等单位，准备彻底扎根西南边疆了。
而我弟弟在进入一家仍是位于四川的水电行业的工厂后，就筹划成家立业当四川人了。二姐慧媛是随军家属，在西北某县文化馆找到了工作，渐渐就习惯了当地生活，连随同而去的孩子也再不是北京的样儿，变成了两颊通红俗称“红二团”的西北娃了。大妹慧姝在山西农村吃苦耐劳，象农村女儿一样拚命干活挣工分，最高愿望是能被招工离开农村。
而小妹妹慧娴在生产建设兵团吃尽了苦头，饱受世态炎凉煎熬，仍在努力刻苦学习，期望有朝一日能当个“工农兵学员”，脱离远非当初热情向往的屯垦戍边岗位。唯一留在北京的大姐慧娟，很快成为全家在故乡的根，是兄弟姐妹的联络中心，也是各省亲人回京时的接待站。
虽然谁也没有能力关心照顾远在东北的老父亲，但是父子、父女的感情却与日俱增，彼此牵挂即有增无减。在天南海北频繁不断的通信中，我们兄弟姐妹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盼望母亲保重身体，盼望父亲早日退休！所以，在那一年，当我接到大姐的来信，得知父亲终于摆脱了所谓“历史问题”的纠缠，即将能够退休返回原籍北京时，真是欣喜若狂啊！爸呀，您回北京了！我们又有真正意义的家了！
我父亲在文化大革命中期平安地退休回到了北京，这真是全家的一大幸事。虽然是蜗居在那间不足二十平米小小的“筒子楼”房间里，但那是家，那是故乡，父亲百经磨难的心终于平静了许多。
那几年我们全家六个子女中有五个已经不在北京，我在云南、二姐在西北、弟弟在四川，而两个妹妹一个在山西一个在内蒙古，父亲论曰：“吾儿吾女，天南海北，报效国家。”曾有一次，我出差到北京办事，问过父亲这些年在东北是怎么过的？
父亲笑笑，随口唱了一句京剧：“十七年不谈以往……”看得出来，无论怎样宽容，多年的委屈已经在父亲的心灵深处造成了深深的伤害。
虽然是退休赋闲，但是父亲再没有提笔写作，最大的爱好就是喝点儿小酒。
尽管是出身于八旗大宅门，大约是在东北待过那些年，我父亲喝酒很不讲究。父亲常喝的是一种山东产的“玲珑酒”，一块钱一瓶，一瓶一市斤，够他喝几天。
我曾经给父亲从云南带回来两瓶贵州产的茅台酒，好像是八块钱一瓶，可父亲总是舍不得喝，几年后还剩一瓶摆在杂物柜里。
那时我们唯一留在北京的大姐慧娟已经结婚，我的大外甥女都会走路了，我姐姐单位格外照顾另给了一间筒子楼内相邻的房间，一家老小得以互相照应。我们在外地的五家子女几乎不可能同时回北京，因为根本没有睡觉的地方。
只要一家回来，我父亲的房间就热闹极了，打地铺、睡桌子、在椅子上支上面板……只要能睡下人，什么招都想到过了。自从父亲回来，我母亲的精神面貌仿佛年轻了几岁，连身患几种老病也没再复发，整天忙忙碌碌地一点儿也不觉得累。我母亲只是限制我父亲喝酒，再三再四地强调“喝酒多了伤肝”，但是效果极其有限。那怕把酒瓶藏起来，我父亲总会神出鬼没地又变出一瓶酒。其实我母亲只说对了一半，比酒更伤肝的是郁闷之气，气不消肝难平，饮几口酒也无妨。在北京市态平静些的某一日，我父亲带着我母亲从宣武区来到西城区新街口一带，到兴化寺街寻访旧的老宅。时过景迁，物是人非。
除了大宅门前的老槐树还是当初的模样，三进院落早被改造，变成一处临建棚成片的大杂院了。他们转而又去寻找万善寺，庙门尚存，而庙内已是个机声隆隆的街道工厂。我父亲向人打听认不认识尼姑惠华法师，竟然没有人听说过这个名字。
回家途中，我父亲一再感叹：“唉！那怕惠华圆寂，我也应当在生前再见表姐一面啊。”
我母亲就总是宽慰：“善有善报！善有善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