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的变化简直是惊人的。作为一名旗人家庭妇女，历来应当是以相夫教子为已任，很少在社会上抛头露面。
可能是解放初期的新生活太吸引人了，救星共产党的新政策太有感召力了，我母亲心存的善念与感激也太多了，所以她很快走出家门投身于社会工作。
最初是她的几个中学同学动员她报考“华北大学”，当时的“华北大学”是个干部培训班，地址就在赵登禹路北口不远的崇元观，解放初考入华北大学的不少人后来真正成为了干部。
我母亲犹豫再三还是没有去考，因为身边已是几个孩子了，怎么可能去读大学？她先是参加街道工作，成为“街道积极分子”；后在“扫盲运动”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变成了在街道上有名的“扫盲教师”。
旧时代北京百姓的文化普及率极低，胡同里大字不识的文盲不少，且大多是苦力和家庭妇女，在这批人中从事“扫盲运动”当然是十分辛苦的事。虽然有政府发下来的扫盲课本，但是我母亲为了有针对性、能见实效，仍然自己编写辅助教材、认真备课，并且用饱满热情和巨大精力辅导每一个有识字愿望的胡同居民。有件小事，或许能证明我母亲当年的工作热情。胡同有一位蹬三轮车的刘大哥，多年是个纯文盲，连解放后发行的人民币上的“壹万元”的元字都不认识，蹬车拉客时难免会吃亏受骗，便决心参加扫盲。可是刘大哥要蹬车挣钱养家，出车收车没个正点儿，就难以按时参加街道办的扫盲识字班。
我母亲不怕麻烦，经常在刘大哥收车之后主动上门教他识字，甚至有时做好晚饭把我们几个孩子扔在家里不管也得跑去完成刘大哥的学业。
据说曾有一次，为了让刘大哥认准人民币上的字样，我母亲跟着他的三轮车跑了大半天，每逢拉客收费找补时都盯在刘大哥身边指教，连刘大哥都不忍心地说：“大妹子，你赶紧回吧，我这儿已经认得个八成啦。”
我母亲却说：“八成？八成怎么行，必须是十成全认得啊。”
我母亲究竟付出多少心血，究竟使多少人“脱盲”，已经无从考证。
但是我母亲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为此获得的由北京人民政府颁发的扫盲模范金质奖章至今犹存，或许是一个旗人妇女为北京文化建设做过些许贡献的证明。
新时代、新生活在改变着一切，同时改变着人们的传统观念。在万善寺里，有一批年纪轻些的尼姑还俗嫁人了，而年纪已过五十岁的惠华法师守在佛前终日诵经、研读佛法，仿佛一切变化与已无关。终于有一天，凡尘俗事冲击到万善寺，连惠华法师几乎都有些把持不住了。
那是1951年初春的某一日，万善寺大殿前的方砖地上洒满了枯黄落叶，秋风荡过时落叶就会发出一片凄凉的响声。惠华法师正跪拜在佛前念经，守门尼姑匆匆跑到大殿中通报，说有一位女客在寺门前啼哭，指名要见惠华。惠华法师大惑，不知是何方神圣，竟到寺前哭泣求见。
于是缓步来到寺院门前，只见一个衣衫破旧的中年妇女果然坐在石阶上静候，惠华法师便打个问讯言道：“这位施主有何事要找贫尼？”
那妇女站起身，大声问：“你是不是惠华？”
惠华法师忙应：“正是。”
那妇女顿时泪如泉涌。上前拉住惠华法师的手，哽咽着说：“我是那玉洁呀！”
惠华法师一愣神，顿时醒悟过来，但仍平静地问：“知道了。那施主有何事相告？”
那玉洁悲怆地嗓音有些嘶哑，但话听得真真切切：“惠华呀！张中华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已经被抓走关进大牢。临走前他只留下两句话，一句是带好孩子，第二句是别告诉惠华……”
惠华法师觉得脑袋里嗡嗡地乱响，眼前冒着金花，多年前的恩怨情分忽然间又涌上心头，几乎难以把持自己了。那玉洁此后又说了几句话，她没有再听请，因为她只能默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平静片刻，惠华法师才言道：“那施主且勿急虑，虽说苦海无边，我佛自有公道。”
那玉洁擦干了泪水，喘了口气又说：“我明白中华的心思。我不告诉你我有愧，我告诉你也是应该。我知道咱们谁也救不了他。你就替他多拜拜佛，让佛爷保佑留他一条命吧！”
惠华法师闭目合十，再念一声：“阿弥陀佛。”
那玉洁毕竟是久经风霜的东北女人，横劲儿就上来了，冲着惠华法师就说：“惠华，咱们都是女人，我知道你在中华心里头的分量，所以我今天特意把他落难的事告诉你。明天我就带着儿子回东北老家了，累死累活我也能把孩子抚养成人，因为他是张中华的血脉。啥也别说了，东北那疙瘩你肯定到不了，咱姐们这辈子恐怕见不着面了。今天来见你，我就为一句话：假如张中华有活着出来的那一天，他肯定要来见你。你替我告诉他，他儿子活着，在东北，有他娘撑着啊！”
说罢扭脸转身大步流星地离开了万善寺，一路再没回头。惠华法师一时无语，呆呆地望着那东北女人远去的背影……
1951年3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逮捕反革命分子归案法办》时，我父亲读后曾替张中华大哥担心过，怕他的经历惹麻烦。那年3月25日，北京市公安局根据市军管会军法处的判决，分别在天桥、右安门、东郊刑场处决已抓捕的反革命分子199名，许多是民愤极大的恶霸或血债累累的反动分子，市民无不拍手称快，我父亲也感到这是稳定治安的政府行为，并且见到被处决者中没有国军的军官，便更相信张大哥恐怕早已回东北张家屯子安居乐业了。
由于厂子里的工作挺忙，我父亲很长时间没到万善寺去见表姐惠华法师了，所以并不知道张中华大哥的下落，也没有及时得知那玉洁将要带孩子离京避难的消息。3月未的某日夜晚，当那玉洁领着儿子来我家辞行时，真让我的父母感到意外，并且是解放新生后第一次从欣喜欢乐中再次感受到危险和灾难的味道。那天晚上，我父亲因为撰写的某一篇影片宣传材料受到领导表扬，心情极好，晚饭时还就着猪头肉喝了两杯酒。
酒后微醺时他还摸着我的头说：“儿子，你呀，赶上了好时代呀！”我母亲也说：“是啊。咱家胜利已经认识不少字了，明年上小学肯定能争气。”
父亲笑着也夸我道：“行啊！我这辈子弄笔杆子没当成作家，将来胜利一定比我强！”
我幼稚不解地问：“爸，作家是什么呀？”
我父亲大笑，吐出三个字：“张恨水。”
母亲忙解释：“就是写书的人。哎呀，你跟孩子瞎说什么呀？胜利，你长大了，当老师，像你大舅一样，师范大学老师，多光彩！”
两位姐姐便嚷着：“我也要当老师！”母亲乐了：“好好好！都当老师，你妈我就享福喽！”
就在全家沉浸在幸福中时，只听“呯呯呯”几声响，小院内的门被敲响了。
母亲快步走到门口去开院门，随后是一声惊叫：“啊！君安，君安，你快来呀！”
昏暗的灯光下，小院门口站着一位身穿黑色粗布棉袄的中年妇女，挎肩身背一个白布包，手里拉着个年约五岁的小男孩，母子俩默然无语。当我父亲赶到小院门口时，也是仔细端详了半晌，这才惊叫一声：“玉洁嫂子！是你？张大哥呢？你们没回东北？”
那玉洁满面凄凉，没回答，却牵了一下儿子的手说：“和平，叫陈叔、陈婶。”
那男孩便怯怯地喊道：“陈叔好！陈婶好！”
我母亲忙说：“嫂子啊！看我眼拙的，都没认出来。
快，快进屋坐！”又呼喊我们几个孩子，“你们怎么没礼貌呀！快叫大婶！”
我们应声喊过之后，只听那玉洁说：“好。都见着了，那我就不进去了。安表弟，我是今天夜里的火车，回吉林，跟你们告个别就行了。”
我父亲急了，大声说：“什么话呀？嫂子，我是瞎忙，也没去拜望你和张大哥，你别怪我呀！”
那玉洁苦笑一下：“不会，我，我是怕连累你们。”
我母亲便上前拉着她的胳膊说：“不行不行！嫂子，进屋再说。”
我父亲俯身抱起那个小男孩，亲了一口说：“小和平啊，到家啰！”
说着，抱着男孩便朝堂屋里走去。那玉洁无奈，便在我母亲亲切地挽留下，这才随我们进了家门。
在堂屋灯光下，我母亲再打量一下那玉洁农妇般的装束，这才自我解嘲地说：“嫂子，您还真别怪我眼拙。当年见你是穿旗袍的官太太，今儿个呀，你成农民啦！”
我父亲忙问：“张大哥呢？他怎么没来？在火车站看行李？”
那玉洁垂下目光，叹口气，才回答：“前两天被查出来抓进去了。历史反革命，罪过大了，恐怕……回不来了。”
我父亲大惊失色：“反革命？不会吧？嫂子，别急，咱想办法救人啊！”
那玉洁摇摇头，平静地说：“谁也救不了他，认命吧。命里有的，躲也躲不掉。检举他的就是他部下，身份确认，历史旧账是逃不脱的。”
我父亲刚开口说：“嫂子，张大哥他抗日--”
那玉洁一伸手制止：“不用提了。安表弟，随缘吧！万幸的是没牵联到我们娘俩，也算苍天有眼。我带孩子回东北老家，再不提以往，拉扯和平长大成人，给他们老张家留条根儿吧。”
说到这儿，我母亲忙唤我道：“胜利，快，快带你和平弟弟玩会儿去呀！”
我走上前拉着张和平的手，觉得小手冰凉冰凉的，就说：“弟弟，走，我有好多小人书呢！”
那张和平却猛地缩回小手，说声“不”，又将脸依偎在他妈妈的大腿上不动了。
那玉洁伸手抚了下儿子的脸，又伸手摸下我的头顶，感慨地说：“一个胜利，一个和平，多好的名字啊！”
我父亲听罢无所适从，竟高声道：“增启，快点儿点火下面条！多搁俩鸡蛋！咱得让嫂子和大侄子饱饱地上车啊！”
我母亲手快，片刻两碗热腾腾的鸡蛋面条便端上了桌。小和平大概饿了，我母亲递过筷子才一劝，他便呼噜呼噜地香甜地吃了起来。而那玉洁却始终没动筷，我父母再三劝说时她只道：“不饿”。
我母亲心里替她难受，便宽慰说：“嫂子，您放宽心，我们在北京打听着，只要有张大哥的消息，马上带信儿给你。”
那玉洁却说：“谢你们的心意了。不用费心了，现在镇反是国家的政策，救他不如救自己呀！弟妹，你们保重吧！”
转脸又对我父亲说：“表弟，假如有那么一天，你能万幸见到张中华了，你告诉他，他儿子一定活着呐，在东北。”
我父亲默然，片刻后在家翻箱倒柜地找现钱，凑了凑也没多少。我母亲拿出个红布包，里面有两副银锁、两只镯子，还有六姑姑给我“洗三”“添盆”的六块现大洋，对我父亲说：“都给大侄子吧。”
我父亲把找到的钱也放在红布包里，一并递给那玉洁，并宽慰说：“嫂子，这是给和平大侄子的，你带上吧。”
那玉洁再忍不住，眼泪就淌下来，捧着那小小的红布包，哽咽着说：“表弟，表妹，你们给的，我接了。我知道就是回东北，也有九九八十一难啊。有朝一日倘若你们见着了张中华，就告诉他，我那玉洁就是死了，也一定是为了保住他的儿子。谢啦！”
言罢，深鞠一躬。我母亲也落了泪，扶着那玉洁的肩膀说：“嫂子，吉人天相，大哥不会有事儿的。”
我父亲长叹一声，望着那玉洁：“嫂子，多保重！为了孩子、为了张大哥，要好好活下去！”
说完，看看墙上的挂钟，提起布包说：“走吧，我送你们到火车站。”
三、
新生活中的新变化不断涌来，让我们对未来的日子充满了期待。我父亲就职的那家电影制片厂，不久便投拍反映新中国新面貌的一系列故事影片，我父亲参与的宣传与文案工作也就更多更忙了。最让我们全家感激和欣喜的事情是住房，正当新街口北大街小院租期将至时，新的电影制片厂为职工分配了宿舍，我们家搬到了赵登禹路槐巷胡同一个大四合院，享受到了新中国给予人民的最切实的福利。
我家分到的是宽敞的三间西厢房，而南、北、东三厢住进来的有来自延安的、来自东北的和原中电三厂的干部职工，住户们关系融洽就像个大家庭。1950年大概是北京游行最多的一年，什么中苏条约签定庆祝大游行、五一大游行、五四大游行、八一阅兵大游行、反美示威大游行、建国一周年庆典大游行……总之每次大游行都是宿舍大院里的一次节日，都是我们孩子们自由欢乐的一天。我的生活变化也很大，作为所谓“干部子女”有幸被送进了公办的幼儿园，这让我的两个姐姐十分羡慕，至今仍说我是陈氏门中唯一上过幼儿园的孩子。
那一段时间我父亲的日子肯定也是快乐的，因为工作之余他经常与宿舍大院里几位同为京戏迷的同事一起唱戏，他们演唱的有板有眼、声情并茂，经常获得大院“观众们”的一片喝彩声。我父亲工老生，最拿手唱段是《甘露寺》中乔玄乔国老的“劝千岁”一折。
京胡前奏响罢，我父亲用西皮原板开唱：
“劝千岁杀字休出口，
老臣启主说从头；
那刘备本是中山靖王后，
景帝玄孙一脉流。
他有个二弟（转为西皮流水）汉寿亭侯，
青龙偃月神鬼皆愁；
白马坡前诛文丑，
在古城曾斩过老蔡阳的头……”
唱到结尾拖腔时，我父亲总是最为动情：
“我扭转回身奏太后，
将计就哇计、结鸾俦-”
多少年之后我才理解，我父亲喜爱并且反复吟唱这一段戏文，是缘于极其复杂的感情和阅历的。可惜，那已经太迟了。
1952年初夏的某一天，也正是我在认真识字准备报考小学的日子里，父亲晚上下班后顾不得吃饭，拿着一张报纸兴冲冲地把我喊到了他的身边。
他展开报纸，指着一篇文章的标题对我说：“来，胜利，考考你，能不能念出这篇通讯的标题？”
我看了一下，不费劲地便朗声读道：“谁、是、最、可、爱、的、人！”
我父亲又指着作者署名处说：“别忙。还有这儿，谁写的？人名？”
我念闻个“魏”字后，便哑了口。
站在一旁的两个姐姐齐声说：“魏巍！傻了吧？”
我挠着头皮说：“这字儿，我、我没念到过呀。”
父亲哈哈大笑：“哈！没关系，有空你们都读一遍这篇文章，志愿军那才真是保家卫国的英雄，是世间最可爱的的人啊！”
我母亲在一边喊：“别教孩子们读报了，该吃饭了！”
我父亲余兴未止，摆了下手说：“等会儿。我的话没完呢！”
说罢，他把我拉到膝下，拍了下我的肩膀，郑重地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儿子，你要现在就是当兵的年龄，我马上送你去朝鲜前线，为国而战！”
我就回道：“等我长大了就去当兵！”
父亲赞许地说：“有咱世家子弟的样儿！想当年你老祖，就是我的爷爷说过，在老毛子侵犯我东北那年，他虽然官居乐部却也曾经随我八旗大军出了征，一直打到了黑龙江啊！”
我不解地就问了句傻话：“爸，老毛子是谁？”
父亲怔了一下，一挥手，喊声：“不说了。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