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出于某种预感，这次会面后我父亲没有再去找过张中华。不料，约一个月左右，张中华主动将车开来接我父亲，并且直接拉到一家餐馆，进了雅座包厢吃饭的也只有张中华和我父亲两人。
张中华开门见山便说：“安表弟，我心里闷得慌，陪我喝杯酒吧。”
沉闷的酒过三巡之后，张中华才叹口气说：“玉洁让我辞官回乡，不待在北京了。”
我父亲很吃惊，就问：“出什么事啦？”
张中华咬着牙说：“这官难当啊！我进北京晚，现在才明白为什么老百姓把政府派来的接收大员叫劫收大员了。贪哪，现在是普遍的贪腐，几乎是不贪的还当不了官了！”
我父亲不了解官场，便傻傻地问：“不会吧。气节，人得讲点气节吧？”
张中华自酌一杯酒，仰头一饮而尽，哼了一声说：“什么气节？首先是环境。你要公正清廉可以，但是难题比登天还难。你不往上送上头凡事卡你，你不往下打发底下人不正经办事，你真讲什么清廉那同级同僚们可能都躲你远远的。
这上、中、下三难，谁过得了关？”
我父亲大感惊愕，便又问：“难道没有清官啦？”
张中华答：“有哇，清水衙门的官，大概是清官。”
我父亲不敢再深问，便说：“天下也不是咱个人的。喝酒喝酒！”
闷闷地又喝了两杯，张中华微有醉意，忽然贴近了我父亲的耳朵说：“我跟你说，我认识军统北平站站长，那曾经是党国的忠臣。有一次我们俩发牢骚，他说，再这样下去，国民党气数要完啦……”
说罢哈哈一笑，转而伸出手掌拍桌子：“他娘的！我这黄埔军校算白读了！”我父亲只能劝道：“张大哥，醉了，你有点醉了啊！”
饭后回到家里，我父亲对我母亲说：“我看这张大哥有点不对劲儿啊。”
我母亲忙问：“他怎么啦？”
我父亲却没回答。隔了一会儿，我父亲自言自语地又说了句：“我看，张大哥的确是个好人，当官肯定是个清官。他说玉洁嫂子叫他辞官回东北老家，可是这东北正在打仗，他可怎么回去呀？”
有一段时间再没见到张中华，我父亲的厂子也挺乱，便没再去找张大哥。转眼到了1947年初夏，京城中柳絮飞扬的季节，这天傍晚时分张中华突然来到新街口北大街我家的小院，手里还提着个点心盒。他说是来看望我奶奶，可是一杯茶还温热时，便约我父亲出去到外面喝酒。
我奶奶不高兴地说：“张家兄弟，你是嫌我老太太炒不了菜，怎么能饭口上又要走呢？”
我父亲明白张大哥的心思，忙替他圆场说：“妈，我陪张大哥出去聊聊天，在家孩子们太闹。您做了吃吧啊！”
张中华也解释道：“二姨，您见谅。我真有点儿事要跟安表弟商量。赶明儿吧，赶明儿吃您的杂酱面。”
说罢告辞，与我父亲匆匆来到新街口同和居，点了几样菜，要了壶酒，他只说“吃啊”，却闷闷地连喝了三杯酒。我父亲猜他一定心中有事，并不忙问，也陪了他三杯。三杯酒下肚，胸膛顿时热乎乎的，我父亲胆子也大了些，这才敢问：“张大哥，遇见什么事啦？别光喝闷酒，跟我说说心里头才敞快呀！”
张中华冷笑一声，吐出四个字：“我辞职了。”我父亲一惊，手中的酒杯晃得洒了酒，定下神才问：“为什么？那你和嫂子怎么生活？”
张中华先仰头一口干了杯中酒，这才回答：“这种烂差使，我不干也罢。”我父亲忙问：“到底怎么啦？”
张中华狠狠地说：“为了个案子，为了个糟老头子。我不能昧着良心签这个字，我辞职说明了我还是个中国人。”
张中华提壶再酙满了两杯酒，没喝，先开始了讲述：
在你家，当着二姨的面，我都没脸提这件事，这太丢咱旗人的脸了。安表弟，你应当记得有个赵五爷吧，我经办的这个案子就这个杂种的。日本人占了北京，这姓赵的马上投了敌，在新民会里是个最卖国、最无耻的骨干分子，丧尽天良坏事做绝了，就是个货真价实的汉奸。我到北京当这个官，其中一项职责就是清理光复后未决的汉奸案，姓赵的案子也在名单里。你猜怎么着？我原以为他是关在大狱里待审的犯人，没想到他大摇大摆人模狗样的先到我办公室拜访来了。
七十多岁的人啦，还带着俩年轻风骚的姨太太呢。进门不说别的，就提着你母亲、我二姨是他嫂子，说咱是一家人，亲上加亲，你局座的老情人不是我们家的惠华嘛。我肺都气炸了，马上喊卫兵，说把这个狗汉奸押回大牢去！他娘的，没想到这家伙从怀里摸出一张纸，纸上有我南京上司的签名。他娘的！这信纸上竟然写着“经查赵某乃我党在日伪时期派驻北平的地下工作者”，还让我“择机予以平反”。
我可不吃这一套，把信拍到桌子上，对着他就骂：“你做梦！你休想逃脱！你个狗汉奸，不办你办谁！扣上，给我押回牢里去。”
可他还是不慌，挥手让姨太太捧上个礼盒，打开让我看里头装的全是耀眼的金条。我更火了，命令手下金条没收充公，人犯照样扣押。哎呦！那俩姨太太疯了似的乱嚎乱叫，我吼了一声“再闹一块关押”，这才老实下来。
卫兵给姓赵的带手铐的时候，他脸都灰了，可嘴还硬，还嚷嚷：“你迫害忠良，你违背上峰，你吃不了兜着走！”
就这样，我让逍遥法外一年多的铁杆汉奸先归了案。
安表弟，我中国国民党《党员手则》明文规定：“忠勇为爱国之本，孝顺为齐家之本，仁爱为接物之本，信义为立业之本。”
所谓“忠、孝、仁、信”吧，多年来是我信奉的宗旨，也曾相信三民主义能救中国。现在呀，我全他娘的不信啦！到北京任职还没到一年，官场上我就因为太相信我党宗旨，所以现在是一个朋友都没有了。无官不贪，无吏不腐，大官大贪，小官小腐。
当官的一掷千金、备极奢靡、纵欲酒色，甚至有人私藏日本妓女，还有人买通洋人把老婆孩子弄到欧美入了外国籍以防事变。老百姓呢，凡事就得花钱打通关节，没钱的就该死。你知道吗？南京总统府军事委员会高官邵毓麟邵先生都向蒋总裁大胆直言，说“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失去人心”哪！他是党国元老，此话传过来我是听了惊心啊。如果我约束不了官吏腐败，我还法办不了一个汉奸？我真不信邪，我就是冒犯了上峰，我自信办案靠证据。一个区区赵五爷，一个八旗子弟的败类，一个罪行累累的汉奸，他狗屁个“地下工作者”！
我可能太自信了。姓赵的被我收押后，从第二天开始我就不得安宁。素来少有交往的同级官员突然请我吃饭，还约了几个花枝招展的青楼姑娘作陪，归了归齐是替姓赵的说情，让我网开一面。我当然拒绝了，这正告他别沾了汉奸的包。这种宴请，两天里就有三次，我没动摇。更想不到大白天的还有赵家派来的人明目张胆往我们家送金佛、金元宝什么的，让你玉洁嫂子给轰走了。
玉洁跟我说：“赵五爷不仅是民族的仇人，也是你我两家、二姨家、惠华家的仇人。金山银山咱不要，就要个正义！”
我告诉她：“这事让我赶上了，算他姓赵的该着。官我可以不当，案子必须办死了他。”
说实话吧，安表弟，当南京那边直接给我打电话来的时候，我还真有点虚了。他们说了，两条路让我选。一是签发平反文件，二是调动我的职务。我是连夜加班啊，把姓赵的罪证整理齐全，件件盖上局里的大印，签了一个“出卖国家、出卖民族”的“定为汉奸罪”的文件，办成个铁案让他死在牢里吧。第二天早晨，我向各级上司同时递交了辞呈。你哥我呀，现在是“无官一身轻”啦！来，干了这杯！
我父亲听得浑身血液沸腾，大喝一声：“好！干！”
酒罢，我父亲说：“赵五爷……呸！那狗汉奸害过多少人，枪毙都便宜他了。张大哥，佩服！但是，你呢？你和玉洁嫂子下一步有什么打算？”
张中华又在酙着酒，转脸轻描淡写地说：“市里有个开工厂的老乡，我先在他那儿帮忙。准备准备，带老婆孩子回东北老家吧。”
我父亲忙问：“听说东北那边国共两军打起来了，能回去么？”
张中华苦笑一下才说：“军事上也失策呀。当年我们刚到吉林，很快共军就退到北满去了。不知怎么着，现在战事就胶着了。特别巧，我领过的部队从没和共产党交过手，我也历来反对内战，最痛恨中国人打中国人。我早脱了军装，现在又辞了官职，回张家屯子当个布衣草民应当没问题吧。”
兄弟二人边聊边喝，这顿饭吃到同和居打烊方罢。临分手时，张大哥嘱咐我父亲说：“我辞职的事还有姓赵的事，你都别跟二姨说了，免得老人家烦心。”
我父亲点头称是，连说：“明白、明白，我妈恨死那个赵五爷了。万一你们上头又把他放了，老太太知道还不得……哎呀！我瞎说了！”
张中华倒没生气，哼了一声说：“那倒不是没有可能，现在钱能通天嘛。不过你放心，官吏腐败，百姓良心还在。我手下那批兵们，都有正义感，恨透了汉奸，姓赵的关在里头日子舒服不了哇。”我父亲不由骂了句粗话：“整死他个狗娘养的！”
此后不久，东北战场已经打得一团火热，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关已是指日可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父亲与张中华没有见面，也没有联系。
1948年春天的某一日，我父亲正走在赶往中电三厂上班的路上，忽然一辆黑色轿车停在他的身边，张中华隔着窗喊了声：“安表弟！”
我父亲忙凑到车前问候：“张大哥，近来可好？”张中华愁容满面：“时局一塌糊涂。你保重吧。”
车刚要动，我父亲猛然想起件事儿，大声问：“我妈问过，你儿子叫什么名字啊？”
张中华苦笑着回答：“张和平。”
三十二、
转眼到了1948年腊月，我父亲就职的中电三厂里已经不是电影拍摄场，简直也是一片火热的战场了。在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领导下，中电三厂职工护厂斗争已经进入到关键时刻。护厂斗争进行得科学有理，群众发动得非常广泛，使国民党当局和伪厂头头们简直难以镇压和应对。
中电三厂1948年投拍的电影是《十三号凶宅》，直接操控者是姓徐的伪厂长和手下权贵。他们以集资入股的名义扣发了全厂职工的工资，假借拍摄《十三号凶宅》的名义捞取了大笔的钱财，简直是一小群趁乱发财的吸血鬼。中共地下党组织广大职工以“要吃饭、讨工资”为口号，很快团结了广大群众，包括大多数演职人员。我父亲恰担任影片《十三号凶宅》的场记，拍摄期间日夜加班，几个月不发工资，饭都吃不饱了，觉得厂方真是把人坑惨了，也积极参加了护厂斗争。我姑父谢添在《十三号凶宅》里扮演主角，有一天在拍摄现场也发了威，他把贴好的胡子全部揪下来，声言“不拍了”。
在讨薪斗争中有一次以制景工人为首的大批职工曾把徐伪厂长的轿车围困在厂门口，吓得往日威风不已的厂长满头大汗，话都说不清楚了。在斗争进行中，顺势成立了“中电三厂护厂委员会”，口号是“反对电影器材南迁”。厂内所有仓库封闭，日夜由职工们把守，直到北京和平解放，一个完整的电影制片厂回到人民手中。我父亲说：“站在第一线，领导我们开展护厂斗争的人，就是大霞--与我们家有生死与共情分的大霞同志。”
人生中的相遇相知，命运的转折变化，总是在偶然之间。就在护厂斗争最激烈的阶段，我父亲偶然间发现自己崇敬的刘霞大姐身世隐藏着某种秘密。当时形势很紧张，电影厂当权者勾结了特务和一批地痞流氓，用尽手段想把重要的电影器材抢出来运往江南。
护厂行动已经到了紧要关头，夜间值班巡逻更是重要而危险的任务。正值壮年的我父亲经常参加夜间值班，负责值夜护厂的带队人是原来摄影棚场工的头儿老耿。这个老耿也不一般，虽说身份是个工人却说话很有见识，在普通员工中非常有威信。我父亲估计，这位老耿八成也和那大霞一样是在组织里的人。有一天值夜班，我父亲和老耿在厂门口坐着闲聊，不由地提到了大霞。
我父亲赞叹着道：“我真佩服大霞！她呀，有时候比男人都厉害、有水平。老耿，她跟我说她是什么跳秧歌大学毕业的，有这种大学吗？”
老耿笑笑：“她没骗你。的确有。”
我父亲不相信：“不，她蒙我呢！全中国也没有哇！”
老耿认真地：“这个大学，叫鲁艺，在延安名气可大了。”
我父亲吃了一惊，忙问：“那，她是从延安过来的？可怎么会跟咱们厂从南边回北京呢？”
老耿神秘地一笑：“电影界也藏龙卧虎哇！南边怎么啦？南边也不是国民党的一统天下呀。”
我父亲敬佩地说：“不管怎么说，电影厂要是让大霞这样的人来管，肯定能有好前途。”
老耿就说：“她也不容易呀，应当是二世为人啦。听说，她以前只是北京一个大宅门里的丫头，实在活不下去了才逃出北京参加了革命。人都是逼出来的呀！”
我父亲大声地：“你说的是真的？”
老耿马上制止：“喊什么呀？值班哪！”
我父亲顾不得了，仍问：“她真叫刘霞么？还有别的名字吗？”
这下，问倒了老耿，他想想才说：“没听说过呀。哎，你怎么啦？对大霞还有怀疑呀？”
我父亲说：“不是，我想起别的事儿了。”说罢，陷入沉思。